不少人用“久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来形容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步伐。现在，这位楼上佳人，却正面临着无法安全下楼的风险。
“我国金融业目前的所有特征，都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泰国的情形类似，发生危机的概率在升高。”在10月11日举行的“天则－华一秋季资本市场论坛”上，经济学家王大用这样描述目前情势。“再不下决心改革国有银行体制，也许我们将失去在稳定状态下解决问题的最后机会。”
王大用目前是国家开发银行分析与金融产品局局长，曾在央行供职多年，深谙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工作。
如果“治本”行动犹豫不决，“治标”成果就丧失殆尽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后，政府对国有银行业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动作。1998年，为四大银行补充2700亿元资本金，1999年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并剥离五大行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2000年以后国务院严令各行降低不良资产率，等等，工作力度不能说不大。
但政府这些动作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回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这些年来并没有相应提高，风险依然较高。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不久前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今年3月末，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到24．13％，按照四大行3月末贷款余额7．92万亿元计算，不良贷款额应为1．91万亿元。
“这当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剥离1．4万亿旧的不良贷款后新形成的。”王大用说。
不应忽视的一个情况是：自2001年以来，各家国有银行大量发放长期贷款，在贷款到期、问题暴露之前，这些长期贷款基本上被当作正常贷款看待并报告，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实的贷款风险水平。
这些风险的集聚，王大用认为，原因在于迄今为止这些措施仍然是治标的。“这些措施基本上没有触及体制不合理这个根本问题。”王大用说，总结国际上处理银行业问题的经验，先治标后治本是没错的。但是如果治标后对治本犹豫不决，几年拖下来，治标的成果就丧失殆尽。
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问题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1998年国家用发行30年长期国债的方式为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补充了2700亿元资本金。据了解，当时设计其方案时，是按照1997年底各行的风险资产规模，令其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法定标准，计算注资需求并确定注资方案。
王大用是当时的主要操作人之一。“那次对国有银行注资的主要意义是在一段时间内改善其清偿能力，先安定局面，争取实施体制改革的时间。可是现在5年过去了，体制仍未实质性改革，资本充足率又变得相当低了。”
加入WTO后，中国对外开放金融业的时间表已经确定，形势就更加紧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说：“2006年前，中国的金融界不会出大事，但2006年以后，谁也不要拿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打赌。出事很可能在于信息彻底披露以后的信任危机。”王大用认为，如果在本届政府任期的5年内，还不下决心彻底改革国有银行的体制，很可能国家将不得不再次设法剥离其不良资产、补充其资本金。然而国家财政恐怕无力去背这巨大的包袱了。
危机概率在上升
王大用所说的“最后的机会”，不仅是来自内部的压力，更有外部经验和教训的借鉴。“我国金融形势所有这些特征，都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泰国的情形类似。”
“在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半年前，我去参加东南亚的一个会议时，就数泰国的人最着急。他们已经感到压力，在防守自己的货币。拿到指标一看发现，首先，他们银行的管理水平不高，内部控制力不强，而那些年中，业务范围快速拓宽，包括离岸业务都开始做。大量的钱投在房地产上，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方长期贷款的比例、按揭的比例非常高。”王大用说。
这一点上，我们银行业的情况非常类似。内部不良资产率相当高，特别是贷款中长期比例在40％以上。“四大行的中长期贷款比例在45％以上，如果考虑短期贷款中有20－25％的不良贷款也变成长期了，这样的长期贷款比例接近60％。按任何银行业经营的理论看，这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比例。但我们现在还在拼命扩张大项目，期限越放越长，由10年到15、20年，甚至25年都放。”
另一方面，泰国当时开放资本市场，外国人可以进入投资，货币实现经常账户可兑换，两年以后实现资本账户可兑换，很快导致泡沫的崩溃。
目前我们的资本市场也同样面临着开放的巨大压力。“在巨大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如果在外汇管理上不做任何动作、改革的话，只靠嘴硬，硬不了几天。”
王大用认为，面对压力，我们只能选择加快放松外汇管制，减弱人民币升值压力，这样对维持出口增长和国内经济繁荣有好处，实际上政府已经在这方面迈开步伐。
“走这条路，就意味着加快走向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步伐。外汇放开，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压力就必然而来，QDII再要放开，资本账户不可兑换行吗？跟着就是跨境的资本流动。”
“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水烧到100度，在哪里都开锅。我们发生危机的概率在升高。”王大用说。
取消银行行政级别建立二级法人体制
与从产权入手改造国有银行的主流观念不同，王大用提出了从治理结构入手的解决方案。
王大用在11日的论坛上介绍了具体方案：将现在的每家国有银行重组为一个控股公司和一个或多个股份有限公司，形成二级法人结构。让控股公司成为国有产权的出资人代表。将国有银行的国有权益变成国家对控股公司的出资。控股公司向股份公司派出董事和董事长，并进行监管和考核，即主要是出资人权力和内部监管权力。股份公司行使经营职能。每个控股公司旗下的股份公司可以是一家，也可以是多家。
在干部管理上，中央管理、国家任免的官员限于控股公司的正副领导人，股份公司的领导人来自职业银行家市场，由董事会聘任，用合同明确聘期。
王大用提出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如建立国家存款保险公司、暂缓推进利率自由化的改革、税收支持等。王大用认为，重中之重是国家把管人的权力放开，取消银行的官本位。
夏斌也建议取消行政级别。“这给行长们断了后路。行长就是银行家，应该让他确实认识到，我是企业家，我不是当官的。有本事在这干，向国家资本的安全和增值负责，帮国有银行赚钱，赚的多分的。”
王大用认为中央把管人的权放开十分重要。“它是改变银行经理人员行政官员化，保证实实在在改进银行经营的关键。前几年国有非金融企业改革中也实行了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分开层次的作法，但往往因干部管理体制没有真正改革，而使企业组织体制的改革流于形式，不能收到实质性的改革成果。在国有银行的改革中，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
解决不良资产仍是第一要务
对于从产权改革入手的想法，王大用认为，以为只要改变了产权结构，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就随之变化的想法是太天真了，它距离我们的现实国情还太远。“转轨经济的政府若要实施对企业的控制，不一定非要以拥有企业产权为依据的，政府完全可以依靠其拥有的强制性权力来继续维持其对企业的控制权。”
他举了个真实的例子。“有个城市，把一批原有的城市信用社组合成城市合作银行，该银行从一诞生就是产权多元化的。但最后行长选择的是原先经营最差的那位信用社主任担任，不久后就陷入了经营危机，面临倒闭。为什么选他？原因在于行长人选是由当地党委组织部门确定的。当地确定该新银行是正处级，行长应在副处级以上干部中选拔。而只有这位绩效表现最差的人原是副处级，所以非他莫属了。”
天则所执行董事盛洪则认为，国有银行公司化本身就伴随着产权制度改革。“虽然它的出资人没有变。公司化就是国家对银行由承担无限责任到有限责任。另外，这些控股公司不一定非得一家独资，可以是四大国有银行互相参股。虽然都是国有的，但他们是不同主体，有利益上的分歧。它的产权制度就在发生变化。而只要换了老板，改下面的东西就好进行了。”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先设立民营银行。盛洪认为，“我们就是要在体制外引进一批人，这批人实力虽然不很大，但影响很大，他们会对现有的银行体系形成威胁。它的意义比单单存放款要大很多。同时，也是准备银行家的过程。”
夏斌认为从治理结构入手的方案不失为一种思路，但第一要务是解决不良资产。“四大银行改革的问题，前提是要处理不良资产，是谁买单，谁拿钱的问题。我们有几个问题先要搞清楚。第一，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到底有多少？注意不是不良贷款，我们迄今公布的都是不良贷款率。特别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非信贷资产到底输了多少？以及表外业务，包括担保、或有负债、或有资产，这里面输了多少？第二，不良资产降下来意味着什么？人民银行提出到2005年底，降到15％。但其他指标怎么样？第三，要特别注意我们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我们现在公布的报表，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到底有多少？公布的实不实？这些指标都没有讨论。所以，这几道坎必须要先迈过。”(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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