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农民工流血也流泪的年代。
当四面的赞歌嘹亮地响起，当13年的辉煌成绩被广为宣扬，农民工的遭遇告诉我们，我们并非生活在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里。
农民工含血的泪水悲愤地冲刷着一个神话，迫使它在这个被粉饰一新的时代露出其本来的罪恶和无耻面目，也敲打着这个时代仅有的良知：是什么在给农民工打上了被奴役的烙印，迫使他们沦为一个全新时代的奴隶？被赞歌包围起来的领导者为什么漠视一些奴隶制度的存在，漠视那些农民工深受套枷锁的折磨却不主动去帮助解开，给他们最基本最简单的做人的尊严？当他们被当做牲畜一样驱赶的时候，可有人想过倘若自己身处他们的境地，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可有人为这种歧视制度的存在而愧疚、自责？
读郭昌盛先生写的《有话要说--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我落泪了。
农民工因为“税负太重”而流泪（农民的第一苦）；农民工因为“受教育难”而流泪（农民的第二苦）；农民工因为“迁徙难”而流泪（农民的第三苦）；农民工因为“缺乏社会保障”而流泪（农民的第四苦）；农民工因为“资源缺乏”而流泪（农民的第五苦）；农民工因为“没有表达权”而流泪（农民的第六苦）；农民工因为“挣钱难”而流泪（农民的第七苦）；农民工因为“地位低下，常受凌辱”而流泪（农民的第八苦）……
当农民工试图离开家园，改变命运的时候，“依然还是苦”。“就业，让我心有几多忧；职业，哪里最苦哪有我；办证，无尽烦恼无尽愁；遣返，让人心碎让人胆颤；清退，夺你饭碗让你回家没理由；健康，还有谁来关心；工资，拖你欠你没商量；歧视，心中无法抹平的伤……”
最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的子女依然难以摆脱农民工的身份，制度已经为他们设计好了这一切。面对这一切，作者写道：“这样的制度安排，是企图独占中国所有的繁荣之地、独占经济改革带来的所有好处，企图把农民永久地围困在贫困的乡村！只要是中国人，肯定对这么一句话，保持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比较一下，就会发现：现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做法与上面的做法是多么惊人地相像呀！……不同的是：对前着，城市人至今仍是义愤填膺，把它当作‘我们没有站起来’的时期，作为‘帝国主义’粗暴践踏中国人人权的恶劣案例编进了教科书；对后者，城市人已是习以为常，认为对农民的就业排斥是天经地义的，这样的安排没有什么不妥……”
“南非当年的通行证法就规定，黑人必须持有通行证才能找到工作，如果检查时拿不出通行证，那就意味着罚款或者坐牢。面对这种情形，我们的学者、我们的官员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这是白人对黑人的歧视！那么我国各地都在盛行的暂住证制度呢？……当我们批判美国资本家住在豪华别墅，而穷人却只能露宿街头时，大概没有多少人会知道，依照中国的规章政策，穷人连露宿街头的权利都没有。更有甚者，昔日，安徽凤阳尽管‘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但是‘奴家没有儿郎卖’，至少还可以‘背着花鼓走四方’。可是，到了新中国，背着花鼓走四方流浪乞讨成了违法！”
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农民工，地位不如一个难民……（假如）一个国外的难民携带他的家眷流入了中国，根据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及‘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的补充规定（我国已于1982年加入了该公约），他要尽到的义务是：根据公约第2条，遵守我国的法律和规章。他该享有的权利是：根据第3条，他有‘不受歧视’的权利。具体是：依17条，他有获得工作以及报酬的权利，任何人想限定他，只许他从事苦力工种显然是不行的；如果他在这儿呆了三年，你更不能以保护北京人的就业为由而企图挤兑他。也就是说，北京人能干哪一行，他也有权干哪一行；依18条，工业、农业、商业他都可以搞，公司也可以开，并要求所在国尽可能给他提供优惠和方便；依22条，享受公共教育方面的权利，他的孩子和北京人的孩子交同样多的杂费，他丝毫不用去理会什么‘赞助费’、‘借读费’之类的交费名目。相比北京人而言，他不必多付一分钱，或一个铜板；依22条，他享受与北京人同等的福利和救济；依26条，只要他高兴，他可以全家搬迁到上海，按此公约，上海人同样不能歧视他；实际上，他还享有许多的权利。这儿，就简单扼要说这几点。如果北京地方政府不肯保护他的权利，怎么办？他可以视作中国政府不愿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那么，他的祖国政府的外交部门也可以出面，发表抗议声明。另外，还有别的途径来维护他作为难民、作为人的权利：向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办事处投诉；向国际法庭起诉。一个外国的难民，如果他来了，他能拥有这么多的权利，拥有这么多的维权渠道。我们国家的农民工有吗？！”
我和作者一样，也是农民的儿子。当我的父母历尽辛苦，供我读完书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幸运。倘若在今天，在辉煌累累的13年里，我的父母无论如何是拿不出这么多学费的，我只能继续成为一位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农民，倘若我想在城市里打工，也可能被活活打死而不为人所知，因为我不是孙志刚，孙志刚至少还有一个大学生的身份！
记得大前年，我重回家乡的时候，看到家乡的很多孩子都辍学在家，原因只有一个：上不起学。他们当中不乏一些优秀的学生，但由于他们投胎在了农民家庭，就失去了所有的机会。这种心痛的感觉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犹痛于心。
当国家大剧院等奢侈工程在反对声中投入巨额资金可耻地建设的时候，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像日本这样的弹丸之国是如何以教育起家，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一个蔑视人权的民族，必然被人蔑视；一个蔑视教育的民族，必然落后；一个高傲自大，毫不自省的民族，难以摆脱遭受凌辱的命运。此乃天之报应！
农民工的处境，并不仅仅代表农民自己，在我们这个农民人口占绝对数的国家，如此赤裸裸奴役农民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
农民工后代的处境，也不仅仅代表农民自己，他们也是一个国家的未来。纵观中国历史，有哪一个掌权者不是踏着农民的鲜血登上权力顶峰的？相同的是，他们后来都忘记了自己来时的路，最终丢掉了一切。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连续上演的悲剧。给农民基本的尊重，作为人的尊重，给他们的后代与城里孩子一样，享受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才能使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真正地站立起来：作为整体的民族和作为个体的人都站立起来，我们也才能够赢得世界的尊重。
农民工问题的存在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不能遮掩的耻辱！今年6月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这意味着在我国实行了二十余年的收入遣送制度终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7月22日，沈阳市取消暂住证，改为免费申报暂住登记制度，并在全国率先推出对外来人口“市民化管理、亲情化服务和人性化执法”的零收费管理模式……
社会在进步，不合理的或者罪恶的制度在次第寿终正寝，被埋入历史的尘灰之中，我希望这种步伐快些，再快些……而且，我们不能仅仅靠等待，罪恶制度存在一秒钟，就可能导致悲剧的发生。我们必须像郭昌盛先生那样高声呐喊，让我们的声音盖过献媚者的赞歌，给这个时代注入良知的力量，让一切罪恶的不合理的制度在唾骂声中一个个走向终结。
写于2003年8月17日夜
《中国》总第1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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