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眼中,香港正经历第二场“非典型”疫症。这一场政治疫症的杀伤力,可能远远超过夺去近三百港人性命的疫症。首先,在国际影响上,已出现三大危机:董建华政府的管治危机、香港回归的前景危机和一国两制的示范危机。其次,在经济层面若由政治动荡拖累经济复苏,民怨加倍累积,香港有可能变“死港”。
不明港情况决策频失误 七一大游行至董建华政府被迫对国安条例作出三项重大修订后,还要押后二读,没想到一个接一个出现:第一,没想到游行人数超出预估十多倍;第二,没想到董建华政府民怨这么大;第三,没想到香港人一点不领温家宝情,不给新总理面子;第四,没想到民主派的能量还这么大;第五,没想到田北俊和自由党关键时刻倒戈;第六,没想到曾钰成的“软骨病”又犯了;第七,没想到叶刘淑仪如此硬朗;第八,没想到一些政治人物上京后,仍然采取与董建华对立的立场。事实上,北京想不到的事情还一大堆。
这些想不到,既说明北京对情况不了解,短期内出现连续误判和决策失误,也说明中共整个港澳工作出现重大失误。
如果说,七一大游行人数还可能因为多种变数而出现判断误差,是情有可原,那么田北俊的倒戈,是没有理由不作防范。田北俊承认在行政会议多次提出了不同意见,董建华可能因为与其有交情,田北俊和自由党又是执政联盟,所以相信他最终会支持政府。董建华的失误可能是过于相信朋友,犯了政治幼稚病。但是,作为国务院港澳办没有理由毫无察觉,并毫无游说能力。上京几位求晋见的立法会议员,都未能被港澳办游说成功。当年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原先也不够票数,但最后仍被一箭定江山,游说某银行议员成功而最终通过。
北京那边厢,港澳办对情况不明,游说无力;香港这边厢,左派阵营乱作一团。李鹏飞本来是挺董的,但这会儿批董是最凶的。不过,他虽身为港区人大代表,仍不能算是左派成员,但马力、刘佩琼等一向火力也不弱,他们似乎未有在左派阵营中统一口径。到了紧要关头,曾钰成又是道歉,又是考虑辞职,以为讲几句软话就可以挽回民意,倒是郑耀棠最为淡定。有日本政论家对笔者讲,香港左派的组织能力还不如民主派。七一以来,民主派只是李卓人犯了一个错误,就是“鼓吹煽动”包围立法会。
助董稳阵脚不轻言换马 其实,很清楚,董建华政府这次立法遭受重大挫折,并可能引发管治危机,是北京在港澳工作上的重大失误。回归六年,立一个小小的国安法,要搞到数十万人上街大游行,北京有学者说,表面有经济上的客观原因,港府主观上也缺乏经验,立法过程粗糙、简单,尤其不懂得抓舆论,和风细雨解释法律条文,但是根本上说是港澳办工作不力,致使董建华政府不断犯低级错误。
事实上,回归六年来北京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心态变了:过去仰视香港,后来平视香港,到现在是俯视香港。以前,邓小平定下一国两制方针,是视香港为宝,用一国两制保证香港繁荣稳定。因此,在制订和执行港澳政策,一向小心翼翼,打醒十二分精神。如今,英国佬走了,香港经济一蹶不振,相反大陆蒸蒸日上。现在是香港求大陆,港澳办无为而治,方种下今日之危机。
北京目前正检讨港澳工作毋庸置疑,但是中共相信有二不变:其一,对民主派的强硬方针不变,董建华取消与民主派会面就是信号,北京相信任何让步都不会使民主派满足,只有斗争并斗赢,才有香港稳定;其二,胡温挺董不变。当前是支持董消除受挫的心理压力,稳住阵脚,重整旗鼓,决不会轻易换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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