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老友来访，谈及他受人大之命为某位亡故的副委员长作传之事，老枭哂之曰：这种帮闲差使，不干也罢。老友反唇相讥：你给我找一个从没帮过闲的高人出来！便是你当年不也帮得不亦乐乎吗。金盆一洗手，强盗变圣人啦。
一席话恰似背浇冷水、棒喝当头，说得我脸红耳赤，哑口无言，浑身栗栗汗不敢出。是的，我一生中多次给这个丑恶反动的庞然大物帮过闲，在没有作出深刻的反省和忏悔之前，我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有什么权力责己宽纵责人严苛对自己王宝森对别人孔繁森？
在团委工作时，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帮闲，发八股文件写八股文字打八股腔调。刚开始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写过不少垃圾"弘扬主旋律"、"歌领新时代"（以前在这方面可能吹过牛，说自己字字皆能纸上立、掷地能作金石声什么的。得收回自食，惭愧）。那是八九学运之前的事，尚可以年轻不懂事自解自慰。然而，几年前，在明知"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非我族类的时候，还为之涂脂抹粉歌功颂德，还为各级贪官恶吏脸上帖金，就不可自恕了：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之际，由北京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联编了一本纪念专辑，煌煌百万字，厚厚一巨册，尽管那些文章皆非出自我手，可我毕竟是组织者、是主编之一。
当时明知不妥，却以为"反正无关大局"、"我不干也有别人干"，又有收益以贴补家用，遂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地干去了。或许，当时对国内外许多事件的真相实情的了解不如现在广泛全面，对专政机器的危害罪恶的认识也没有现在细致深刻，但是，这些都不是为自己开脱的理由。作为一个有学识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我必须为自己的言行和错误负责任。
回首前尘，实深惶愧。我的行为，无意中为恶行累累的专制主义帮了闲。或许，目前的官场极端腐败、道德极端沦丧、社会极端不公，也有我一份功劳或苦劳吧，尽管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千千万万微不足道的功劳苦劳，堆积成山，汇聚成海，才有了一共专制的巍巍高山汤汤大海；正是许许多多良知沉睡者为了种种原因有意无意的帮闲，才纵容了特权阶级的唯我独尊为所欲为；正是千百万没觉悟或没奋起之前的东海一枭们，从旁边从底下支撑了这个政治最蛮横、经济最剥削的制度。
我相信，需要忏悔的，不仅是我，不仅是少数而是大多数中国人。如云生网友说，对于一个专制制度的存在，我们都有责任。正是由于我们对它的沉默恐惧纵容，并且参与那些不见天日的"潜规则"游戏，在客观上也就成了这个专制制度的维护者。
哈维尔在《1990年新年献辞》中早已一剑封喉地指出："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悟已往之不谏，觉今是而昨非"。为此，在抨击时弊、控诉罪恶的同时，我当严厉地斥责、解剖、审判自已，为我曾经和现存的种种无知、麻木、软弱、虚荣、附和、屈服，向开头提到的那个老友、向我的广大同胞和网友，深深地忏悔。
我也希望曾经有意无意为这个吃人的机器帮过闲帮过忙的人们，能够听从良知的召唤，认真地思考和反省自已的过去，对所有有利于专制特权不利于民主自由的工作，勇敢地说"不"，尽量做到不支持、不配合、不买帐，"不上鸡鸣犬吠车"，改过自新，知耻近勇。
忏悔是一种良知的觉悟，是为了从麻木迷梦中醒来，更为响亮地控诉、更加坚定地前行！学会反省和忏悔,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一个拒绝忏悔的个人和民族是昏庸愚蠢可悲可忴的。文革十年的种种罪恶，除了林彪、四人帮，其余芸芸众生难道全是纯洁的无辜者吗？与德国人民和他们二战后的历届政府相比，我们宁不惭愧？他们把希特勒犯下的罪恶视为日尔曼民族的集体罪恶，他们的总理在华沙的遇难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为整个德国民族在二战期间的历史忏悔，引起全世界的惊叹。那是个多么勇于反省、勇于忏悔的伟大民族啊。
在《应邀于xx学院作人文素质演讲感言》组诗中我写道："与狼共舞与猪朋，纵使成功岂足矜/豹隐龙潜吾自负/千山风雨一孤灯"！年将不惑，我才深深体会到，与豺狼共舞、与鸡犬为伍，既使成为世人眼里的成功人士，也是可悲的。我希望有愈来愈多的有识有志之士忏悔过去，有愈来愈多的心灯笑向千山风雨。我希望自已配得上我的诗。谨以此自勉并与各位共勉。
(来源：新世纪)(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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