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民意把胡温当作新的救主,境外媒体把胡温奉为开拓新局的人物,人们的耳边不断响起赞美之声: “胡温新政的魅力”、“胡温迅速确立权威”,“以民为先的总书记”、“雷厉风行政府总理”、“胡锦涛出访展示大国外交”、“危机带来政改转机”,“SARS带来中国新闻自由”……“胡温新政”迅速成为中国政治的常用词汇,似乎,胡温主导下的中国新时代正在降临--尽管实际上并没有“新政”发生。
平心而论,胡温施政确有远比江泽民高明之处,也更能赢得民意和媒体的好感,但二人的表现也无非是姿态上的“鞠躬”、“廉洁”和“亲民”,抗炎上的坚守一线,吏治上的惩治失职高官,信息发布上的垄断式“透明”,外交上的继续韬光养晦外加亲善之举……而这一切,皆是新主初登大宝的必然所为--建立权威和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并没有突破传统模式和现行策略的作为,更没有实质性地触动现政权及权贵阶层的特殊利益的壮举。即便是最受赞扬的抗炎政绩,也仍然是传统做法:严格的信息垄断、强制的全民动员、为民作主的父母官姿态、替罪羊式的严肃吏治、避重就轻的“检讨失误”和机会主义的翻云覆雨;另一方面,依旧是严厉打压民间要求新闻自由的呼声,并通过严格立法加强信息垄断,冷冻真话英雄蒋彦永,趁机连续重判异见人士,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记者会上继续说谎,并为说谎的张文康进行狡辩。
同时,胡温领导抗炎的一系列新姿态,固然能够起到赢得民心和巩固权力的作用,但并不能构成对江太上皇的实质性挑战,更谈不上自主执政。即便不提新班子中江系人马占有优势,仅就抗炎中江泽民的几次露面而言,江的权力强势仍然非常醒目:十万火急的全民抗炎,作为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副主席的胡锦涛,得不到军队医院的准确信息,也无法号令军队奔赴抗炎一线,更听不到军队的效忠表态。恰恰相反,军队系统仍然听命于江泽民一人的调遣,是江泽民签发了1200名军医赴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命令,《解放军报》也多次发表“绝对服从江主席指挥”、“让江主席放心”等言论。尽管两会后的高层排名,已经改为胡一江二,但在潜艇海难事件上,发慰问电和去大连指挥善后,排名却是江一胡二。
不管胡锦涛的内心如何想,但他不得不在接见军队的场合跟在江泽民的身后,也不得不常把“三个代表”挂在嘴边,在全民抗炎的严峻时刻,还要召开“掀起学习三个代表新高潮”的政治局会议。他作为新元首的首次出访,仍然谨言慎行,在俄罗斯的演讲中,屡屡提及江泽民对发展中俄关系的巨大贡献,还要特别指出“三个代表”是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新华社在报道胡锦涛与布什、小泉、克雷蒂安的会见时,不仅删掉了外国元首对中国政府处理SARS问题的质疑,也删去或窜改了他们对胡锦涛个人的赞扬。喉舌如此报道,显然是胡本人有所避讳所致,因为这些赞扬或明或暗地贬低了江泽民。
所以,胡温“新政”在舆论界的出现及其热销,绝非现实本身,而是一种在急切求变的社会期待作用下的诱导性舆论。而且,这种期待并非始于抗炎,而是十六大以来力挺胡温倾向的延续,其心理前提有三:
1,独裁社会的主要群体心理之一,就是救世主意识的根深蒂固,使之对“新桃换旧苻”产生过分期待,尽管无数次新桃旧苻的转换仅仅是一种换汤不换药,但被根绝了自主意识的民众,仍然会一厢情愿地对新旧交替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2,这样的传统意识作用于当下国人,就具体变现为:对江泽民时代的不满过于强烈,太希望老人全退并真正交权和新人顺利接班并有实权,更希望接班的新人能够尽快摆脱平庸和停滞,带来焕然一新的局面。从十六大到SARS危机,国内外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挺胡贬江,
3,跛足改革的弊端和社会公正的奇缺,使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现实越来越醒目,僵化的制度瓶颈卡住要求政改的咽喉,民间社会的公共参与饥渴愈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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