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还在犹豫要不要戴上口罩，可是一走到办票大厅深处就马上拿出口罩戴上。因为那天气温有点反常地比平时高，在中国公共场所通常都有的“人味”特别的浓重，似乎还夹杂着远处飘来的厕所味道，也许是俺神经过敏。可是看看坐在办票柜台后面的航空公司小姐们大多数人口一罩，俺想还是谨慎点儿好。在通过安全检查门时要取下口罩，俺认为“自我安慰”才是口罩的主要效果。
进了头等舱候机室里刚坐下，就听到邻座一个“公司老总”模样的旅客大声对中年女清洁工说道：“你能不能别扫地了？这地毯一扫，带病毒的灰尘就扬起来了。实在要清扫，你用湿抹布擦，或者等旅客都走了之后用吸尘器打扫。”旁边电视机新闻里正在报道卫生部长张文康头一天的“非典型肺炎”新闻发布会里公布的病例数字和政府的“有力措施”。
登机之后，看到还有一些人戴口罩，俺又把在休息室里取下来的口罩戴了回去，可是空中小姐们没有人戴。从北京到沈阳飞行时间只有一小时多一点，下飞机后约好了与同学共进晚餐，俺索性把飞机上的饮料和点心一概回绝了，也省了摘口罩。
四月十五日政府公布的疫情里没有东北三省的病例，沈阳机场里也没有人戴口罩。除了机场出租车司机说他自己喷“药水”消毒以防止南来北往的人带病毒之外(天知道是甚么“药水”，有没有作用？)，俺遇到其他的人似乎都把“肺炎”看成关内的麻烦。人们也知道“非典型肺炎”这回事，但是更清楚“只有五个省区发病，东北没有”。也有朋友说“听说沈阳发现了两个，已经秘密隔离了”，但他说的时候一付无动于衷的表情。
第二天俺去几十公里外的抚顺，情形也是一样，人们对“非典型肺炎”的态度多半是“事不关己”，尽管两地的医药商店外面都贴了大幅广告：“本店出售沈阳军区总医院为防止非典型肺炎特别设计制作的口罩”。
其实，SARS是今年三月才由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病名，其准确翻译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中国去年十一月开始流行时，官方钦定的名字是“非典型肺炎”，人们简称为“肺炎”或“非典”，给人的感觉好象不是甚么大不了的病。俺一、二和三月去北京和上海时已经听说了这个名词，那时候北京和上海的人们就象现在东北的老百姓一样，态度多半是“事不关己”，还在调侃取笑广东等地板兰根脱销，白醋一度卖到人民币一千元一瓶等反常现像。
四月十八日，我从沈阳飞上海。沈阳机场依然没有人戴口罩，机舱里也一切如常，只是人并不多。
在上海浦东机场下飞机后，同机的几个女孩子拿出可重复使用的纱布口罩戴上，其他人一切照旧。可是俺看到一个女人一坐进出租汽车就把口罩取下，也不开窗子，犯了防止“肺炎”之大忌。
在北京时，俺们上海公司就有人打电话问北京公司，说是听说北京街头出现了带红袖标的“纠察队”，见到疑似“非典”病人就抓走隔离，让俺们好好笑了一回。到了上海，听说朋友公司里有一个人去医院要感冒药，结果被隔离一天后放回，虚惊一场。当时官方公布上海有一例输入性萨斯病人，但是人们都说远远不止一例。另外国内各地媒体似乎特别喜欢使用“输入性病例”这个词，好象这么一来当地就安全一些或者会少一些责任。
上海街头戴口罩的人也很少，和北京一样，大多数是“妙龄女郎”，也许红颜更惜命吧！但是一些平时很热闹的地方，象“小资”们常出没的新天地，多伦路，恒隆广场，等等，人气已经不如过去。人们知道要避免到空气不流通，人群拥挤的地方去。许多出租汽车里面都已经贴上了防“非典型肺炎”的指南，这一点比北京做的要好。
上海有一点和北京相象，就是白领人士听从报纸上的“专家”建议，洗手要用肥皂，至少要30秒时间，结果有些写字楼里的厕所洗手台大排长队。
四月二十日，中国的媒体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星期日。当天下午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北京市的“非典”数字“突然”由4月15日的37人受到感染陡增到339人，增加了九倍；另402起怀疑感染病例；死亡人数也从上次公布的4人增加到18人。 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双双丢官，今年“五一”黄金长假也被取消。
我错过了那个新闻发布会。当时俺在虹口公园附近多伦路步行街里一个“老电影酒吧”里看《小花》，只有三、五个人，店堂里通风还不错，倒也相对安全。晚上回到酒店才看到CCTV重播的新闻发布会，当时就打了几个电话给亲友。第二天上午出去也与一些人交谈，人们的反应普遍是“冷淡”。现在中国政府在隐瞒和谎报疫情几个月后，受到国际舆论强烈谴责之后和在国内几个大城市人民恐慌之下，似乎开始“动真格儿地了”，可是依然难以脱出“用媒体治肺炎安民心”的俗套。
因为政府在萨斯疫情上连续几个月来封锁消息，进行新闻检查，报喜不报忧，人们已经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同时，许多人也认为，从去年十一月起萨斯就在中国流行，在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之上，一定有更高的人才能决定隐瞒疫情。虽然迅速地处理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并且开始公布更多的疫情，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为甚么那些早期处理不力并且决定隐瞒和谎报疫情那么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出来担当责任，却找部长级干部做替罪羊？为甚么不处理疫情原发地广东的高官？
四月二十一日，俺从上海飞新加坡。原来新加坡航空公司每日在新加坡上海之间飞三班，现在不得不减为每日一班，并且还可能减为每周五班。即使是这样，我所乘的航班也只有100人左右。到浦东机场一看告示牌，国内外各个航空公司大抵如此，国际航班办票台前，安全检查和出境检查台前，已经没有了往常的拥挤，可以说是门可罗雀。
在浦东机场里面，我看到一个回香港的旅行团，二十多人戴统一的团帽和口罩给机场平添几许紧张气氛。机场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口罩对人，出境检查台上还立起了有机玻璃隔离罩，护照从下面推入，边检警察戴口罩可是旅客不得不取下口罩对比护照。
机场大厅旅客里戴口罩的不到一半，登机后看到旅客和空服员戴口罩的有一半左右，多为华人。白人旅客和印度人、马来人空服员戴口罩的较少。新航在登机后发给每位乘客一个口罩，空服员端茶送饭时都戴透明手套，这点中国的航空公司还没有做到。
在新航休息室里和机舱内看到了近几天的新加坡报纸，几大版的都是萨斯疫情，有些标题近乎于耸人听闻。现摘录几例：
┄┄三条战线，全面抗炎，总理宣布成立部长级作战小组
┄┄总理吴作栋说，除非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萨斯”病毒传播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否则将成为我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新一波疫情在巴西班让果菜批发中心出现
┄┄香港一天十二人死
┄┄先测体温，再架巴士
┄┄德士司机，胸贴检疫纸，证明没发烧
┄┄沙斯将使我国损失10亿美元，亚洲损失110亿美元
┄┄小心防范，不要握手
┄┄违背隔离令将被罚款，无法付款则到监狱隔离
┄┄沙斯持续，公司减员求存
┄┄33人与受染德士司机有接触
在上海时就被告知到达后会有严格检疫措施，在飞机上也发了萨斯检疫表，入境时不交表者可以被罚5000新币或者监禁半年。可是到达新加坡后，除了下飞机后在登机门出略有停留，领了个新加坡旅游局“欢迎袋”(内装小礼品)，并没有甚么“麻烦”。仔细观察后，才发现在旅客领“欢迎袋”时，就已经在红外线遥感温度计前做了短暂停留，体温已经被监测过了。“欢迎袋”里还有防萨斯常识，新加坡旅游手册和“因为检疫给您带来不便，奉送小礼品一件略表歉意”的卡片。
新加坡樟宜机场内很少有人戴口罩，与上海机场相反，戴口罩的旅客多为洋人，许多旅客一下飞机就取下口罩。更令人惊奇的是，所有的机场工作人员，无论是航空公司的还是移民局的，都不戴口罩，机场内看不出异样。出了机场坐进“德士”，也不见司机戴口罩，好象新加坡不是萨斯疫区一样！
这是俺今年第三次来新加坡，今天早上出门，在街上流窜了一天，市面上除了餐馆里人比过去少，乘出租汽车的人少了，似乎没有报纸上讲的那么吓人。晚上吃饭时朋友们说新加坡人不爱戴口罩，其实大家还是非常紧张和小心的。
新加坡公布真相对抗病毒的做法让我想起2001年9·11之后的几天，俺去日本和中国，当人家问俺“美国情况如何，是不是人心惶惶？”时，俺答到：在美国，如果不去机场和市中心，不看报纸电视，其实甚么也感受不到，就象没发生甚么事一样。现在的新加坡疫区，就是这个样儿！
尽管新加坡政府一向对媒体有制约和控制，但是至少在萨斯爆发后没有严格限制媒体的采访报道，而是采取了高度透明的处理方式，使新加坡人民“知己知彼”，心里有底，因应有方。前不久读到一篇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附在本文后边)，是讲新加坡如何以真相对抗病毒的，不知道中国政府领导人在上星期日突然改为比较公开的态度之前是否读了这篇文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也是“以真相对抗病毒”，在没有国际社会帮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要求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它来处理台湾萨斯疫情)，至今疫情没有扩散也无人死亡。而香港，则是“开局不利”，后来才摆脱了中国政府的行为方式，但愿不是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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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03年4月3日《联合早报》
新加坡：以真相对抗病毒
这是一场看不到战线的战争：全民跟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展开大战。交战一方是我国300多万人民，另一方是隐藏得很深、难以捉摸的新种病毒。我们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也无法致病毒于死地，打这场仗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我们又非打赢不可，如果让非典型肺炎不断蔓延、肆虐，我国就会面临一场大灾难，世人视来新加坡为畏途，新加坡就会成为死港，经济会被拖垮。
我国采取的一系列抗病毒措施，现在看来是确实有效的，这些措施甚至还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防范SARS的建议，受到该组织的充份肯定。这个组织本月2日吁请旅客与商人不要到中国广东与香港旅行，该组织的传染病科主任说，这项警告不包括新加坡、越南或加拿大等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已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控制下来。
世界卫生组织的宣布令我们欣慰，新加坡这个国际大都会不至于“门前冷落车马稀”。当然，这只是我们跟非典型肺炎交战之后取得的初步胜利，离开最后胜利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一刻也不能松懈下来。我们放松警惕之日，正是非典型肺炎再次肆虐之时。
在此，我们要向坚守对抗病毒前线的医疗人员致敬。正因为有了这支训练有素，英勇作战的卫生队伍，我们才挡住了一波又一波的“病毒攻势”，挽救了许许多多宝贵的生命。
我国政府这次处理非典型肺炎危机的办法，可作为一个“典型”经验载入我国卫生事业的史册。这些经验当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处理要及时与过程要高度透明，绝不隐瞒疫情。正因为高度透明，人民才不会将政府看成是“透明”，而是清清楚楚看到一个强大的政府在统领全局，并指挥一支训练有素的医疗队伍英勇地跟病毒作战。
新加坡政府与人民都知道，在面对流行病威胁的时刻，封锁消息往往是愚蠢的做法，所付出的代价往往非常高昂。道理很简单：你能暂时封锁消息，却不能封锁病毒和有效阻止疫情蔓延。
外国的惨痛经验证明，封锁消息，实际上是给病毒开绿灯，老百姓对疫情一无所知，全无防范意识与措施，病毒的蔓延就会更加猖獗。在通讯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消息传播的途径何其多，谁能封锁得了消息？大道消息不兴，小道、歪道消息必起。等到小道、歪道消息迅速占领了信息市场，塞满了人们的耳朵，姗姗来迟的大道消息根本没法入耳。
除非是涉及国防机密或有一些万非得已的考量，否则，凡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人民都有权利知道真相。假若一个国家有太多“敏感”问题，政府又将太多事情列为国家机密，有太多事情不敢让人民知道，那说明执政者既对人民缺乏信心，也对自己缺乏信心。
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因为政府在第一时间将疫情公开而引起恐慌。新加坡民心安定，市面平静，这就证明了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公开、正确、及时的，也证明政府对自己与对人民都有信心。
病毒无国界，我们采取高透明度的方式打这场没有战线的仗，最后的成功还需要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区域邻国的密切配合。如果邻国继续封锁消息，装着什么都没发生，我们要打赢病毒就难上加难，而对真相遮遮掩掩的国家更会面临大灾难。因此，我们恳切希望受影响的国家尽快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积极行动起来，遏制非典型肺炎扩散，以免让病毒继续危害各国人民的健康。
摘自《华夏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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