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武汉很失落。在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高速发展中，它不东不西不南不北，近期西部大开发战略更凸显出其陷落在中部的恐慌。据说武汉正在提中部崛起的口号，但它首先不得不直面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挤压的、凋敝的国有经济，和大批行走在贫困边缘的下岗失业群体。负重的大武汉。
六月，我走进这座被定义为中国最市民化的城市，循着街头肆虐的"麻木"和夜市上的吆喝，走进"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小市民生存背景中。经过十多年社会生活的变迁，武汉早已跨越了方方《风景》中令人窒息的棚户区生存状态，"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汉口河南棚子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 的时代已经成为惨烈的记忆。
但是，另一种贫困开始在延续。相对于生存空间的仄狭，精神世界的蛮荒化、教育资源的匮乏以及相伴而来的知识贫困，对于一个群体、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更为可怕的杀伤力。在这个苦夏，我不能停止自己深入的脚步。
"麻木"人生
我不知道武汉人为什么把这种装着灰扑扑顶蓬的人力或电动三轮车叫做"麻木"，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这些三轮车夫回到家里就喝酒，直至喝到身体和精神麻木为止，颇为类似旧社会汉口的码头工人。
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经常能看到一群群"麻木"在烈日下疲倦地等待或在警察严厉的注视下仓皇逃窜，象受惊的鸟。警察就是它们的天敌。从一个城市管理者的眼光看过去，它们就象泛滥成灾的蝗虫，让这座日趋现代化的都市为之难堪。 当地的一位政府官员颇为挠头地告诉我，"麻木"绝对是城市交通、市容建设中的一大公害，市人大、政协为此论证了很多年，但迟迟下不了封杀的决心。因为对江城近年来剧增的下岗失业家庭来说，"麻木"成了他们微弱的家庭生计支柱，靠了它，许多家庭尚能维持着平民而不至于沦落到贫民的生活。
黄昏时分，刘凡生的"麻木"停在工农村门口。
我走过去的时候，有四、五双"麻木"的眼睛不约而同地望向我，分明是期待。头发花白的刘凡生年纪最大，今年54岁，干这行有3年了。
他只能跑些偏僻的线路，沿工农村一带的铁轨旁边拉些客人，因而生意比不得街上的"麻木"。他开的是黑车，因为没办上执照。
"我想花钱办哪，可人家不给办，说是要控制数量。说到底，还不是没关系！"他抱怨道。他整天提心吊胆的，一旦撞上"枪口"，就会被没收。刘凡生和他的同行已经熟谙其中"猫抓老鼠"的游戏规则。但还是不能幸免于难。
那次他去汉口火车站拉货，没走多远，四、五个警察就围上来了，要他出示"三证"（行车证、驾驶证和执照）。他拿不出，几个人动手就要没收"麻木"。 "我要吃饭！三口之家要养活！"他急红了眼，嚷道。
"要吃饭，你到劳务市场去！"他们说。
"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年纪一大把，找工作谁敢要你？没理可讲！这象赌博，你抓住我是你赢，没抓住是你输！"刘凡生总结道。
"麻木"没收后的一个月里，家里差点揭不开锅。他急得到处托人，还是内部有人暗示，找黑道上的，趁黑将"麻木"偷了出来。为此他前后花了1500元打点"红道"、黑道。
"这是什么社会？！"他张着眼，愤怒、无奈。
他的家光线暗淡，陈设简单、陈旧。冰箱是几年前弟弟送的，坏了，一直舍不得花钱修。妻子站在门边，疲乏无力地微笑。她有严重的糖尿病，拖了10年。下岗前是江岸西站劳动服务公司的清洁工。这种大集体企业说倒就倒，说散就散，下岗了没有任何说法地在家坐等。医药费自然是无处报销。她每月要吃400多元的药，碰上住院，刘凡生几乎愁得要跳楼。
他去找爱人单位领导，领导说管不了。他去找居委会，居委会爱莫能助。
幸亏他每月还有500元退休金，所在单位武汉铁路分局江岸建筑段照顾到他的实际情况，每年发给他100元补助。但面对越来越高昂的医药费和女儿即将升入中学令人咋舌的赞助费，这点钱无异于杯水车薪。女儿学习不错，每次考试都是班上前五名，但要进重点中学，赞助费就要交6000元到1万元以上。没奈何，他说服女儿上了学费低廉的铁二中。
去年冬天，妻子又病倒了，要住院。家里只剩50元钱过年。他只好跑到单位，又借了800元钱。这种东挪西借的日子，他是过怕了。他开"麻木"每天从早上6点起到晚上10点收工，每月净挣600元，碰上吸毒的、地痞什么的，不给钱还要打人，他也只能忍气吞声。而家里每月的生活费支出就要700元，大都花在食品消费上。遵医嘱，妻子每天得要有3两瘦肉的进补。
一切能省则省。刘凡生脚上的5元钱凉鞋，穿了整整四个年头，鞋跟磨得破烂不堪。
我无法知道在700万武汉市民中有多少象刘凡生这样的没有"准生证"的黑户"麻木"。他们每天穿行在如过江之鲫般的豪华奔驰、神龙富康中，摇摇欲坠地行进在城市的穷街陋巷，带着过分的小心和谨慎。一位守候在渣家小区的"麻木"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如果哪下令取缔"麻木"，这个饭碗说没就没了。
失业的阴影笼罩着人们。来自2000年武汉年鉴的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武汉市下岗人员和城镇待业人员呈逐年上升态势，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增大。1999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1万人，比上年增长了3.1%；登记失业率为2.95%，比上年上升了0.15%。值得注意的是，集体企业的下岗失业状况远比国有企业要严重的多，1999年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人数比上年下降5.3%，集体经济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则下降了14%。
当地劳动部门官员告诉我，在武汉生活最穷困的，不是武钢、武重这样国有大型企业的下岗工人，他们尚能拿到一定的基本生活费，而是那些倒闭、破产和半破产的集体企业的职工。他们是真正生活无着的群体。而在武汉，集体企业占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24%，从业人员约占全市职工数的16%。近年来集体企业经济效益连年下滑，就工业总产值来说，1999年国有经济比1998年增长了2.3%，集体经济则下降了7.2%。
由于地方财政困难，管理集体企业的行业办、集体企业办现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市、区两级都不管。"没法管，也管不了。"这位官员说。目前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失业救济政策主要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倾斜，集体企业职工家庭很难纳入低保范围，成为被政策遗忘的群体，只能在生存夹缝中艰难地求着生存。
触礁的"问题家庭"
福建村在二七路上，二七路距离汉口最繁华的商业街--江汉路不过十分钟的车程。
不远处，"二七大罢工纪念馆"肃然而立。
上午的日光洒在福建村南区的路面上。
街边早点摊的油锅还滚热着。过早的人很稀落了。
油烟和着路边隔夜的垃圾发出难闻的浊味。酷热。
这是每个城市最基层最大众化的生存角落，居民们延续着工薪阶层的清贫日子，现在，这种日子似乎也正在失去。开"麻木"的、□皮鞋的、卖水果的守在小区门口，困顿地等待生意。一些人懒洋洋地在街道间晃莱晃去。
陈玉萍的家就在福建村南区的楼房深处。
屋里很安静。一个小男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这是陈玉萍最近找到的一份活儿，帮人照看孩子，每月200元。
客厅的墙上，一个面目清秀的青年男子在相框里微笑。
7个月前，这个男人用绳索在卧室的门上结束了自己。当时他刚满45岁。他结绳的方式很特别，女儿从另一间房里冲出去的时候，他的身子已经冰凉。前后不到10分钟。当时，陈玉萍正在里屋织毛衣。
他以前做过水手。那种毁灭性的结绳方式据说是长期的水手生涯磨练出来的。这个细节在他死后被福建村人提起时，总免不了一番唏嘘。那种对生活纯净、彻底的绝望象迷雾一样笼罩着福建村好一阵子。类似的非常事件在城市的一些角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人们在不安之后又继续着他们寻常的苦难日子。
还有一年，他们的女儿倩倩--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即将高考，照老师的预言上大学应该极有希望。这个在晦暗中苦撑的家即将露出熹微的曙光。然而，他就这样放弃了。
说到此，陈玉萍放声大哭。他们婚后19年的日子也还算幸福。那时，她在武汉港务局做装卸工，拿400元工资；他在船上做水手，每月有500元的稳定收入。三口之家清贫却和乐。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
先是她下岗，办了内退后工资降到了220元，她到处打零工，到饭店给人洗菜、送盒饭，什么都干；99年他下岗，单位一次性买断工龄付给他3万元，从此一切脱钩。原本开朗的他一下子情绪低落起来。
单位房改，买公房花去了一万七千元。他和妻子约定，余下的钱再也不能动了，留给女儿上大学。为此，他们夫妇俩不吃早点，省下来给女儿；他常常饿着肚子喝空酒，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越来越瘦。
不久他花了2000元买了"麻木"，没办上执照，只能偷偷开。警察搜得紧时，他只好窝在家里不出车。上次不小心被摩托车撞了，他在家躺了半年，动弹不得，不敢去医院。这样陆陆续续地开了两年"麻木"，一个月下来能挣个三、四百块。那段时间，陈玉萍又没了工作，连打零工人家都嫌年纪大了。找不到事做，他和她都心烦，口角由此而起。苦闷中她出去打小牌，丈夫越发不满。家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出事的那天傍晚，她和丈夫商量出去摆地摊的事儿。他很烦躁地否决了，这个生性胆小、守规矩的男人不愿看到妻子过那种随时被驱逐的担惊受怕的日子。然而，不摆地摊又能做什么？面对妻子的诘问，他不再言语。默然喝下了一瓶酒，他就撒手走了。
这种不祥的预感，陈玉萍不是没有体察到。很多次，她听见丈夫沉重的脚步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活着真累！"他的叹息里充满了惶恐和无助。她现在肯定自杀的幽灵一直在他脑际顽强地萦回，挥之不去。
对于生存的恐慌、对于未来的失望甚至绝望，袭击着城市原本超稳定的家庭结构。贫困使相当一部分家庭走向分崩离析，自杀、离异，"问题家庭"嚼丛蕉唷Ｎ浜菏凶芄せ嶙钚乱幌钔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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