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月１０日，北京左派学者韩德强、旷新年、上海剧作家张广天等人发起了一个《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这一声明除引起观点争议外，还在题目上遭到非议，一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在签名前冠以“学者”之名，而签名者多数并非学者，其二，该声明以《中国各界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名称见报，质疑者问，５０６人何以成了“中国各界”？他们的观点能代表反战各界的观点么？
１０天后的２月２０日，与反战５０６人争锋相对，余杰、徐晋如发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签名者包括余、徐在内总计四人。
四个人在标题中用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全称，比５０６人用“中国各界”（反战声明本身并无“中国各界”字样）声明引起了更大的哗然：签名者有且只有你们四个，你们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全体？谁授权给你去代表中国知识分子了？
两份戏剧般对立的声明引出一个代表问题，谁可以代表“我们”？“我们”可以随意被一个人代表么？
“我们”，沉默的大多数
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我们”一直是话语权上的缺席者。
《诗经·小雅·北山》有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是上天派下来统治万民的上天之子，万民之主，而百姓都是帝王的私人财物，当“我们”是帝王的私人财产，处于人身依附地位时，“我们”本身就不独立存在，何来“我们”的声音？
孟子在《尽心下》虽然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但是，他的这番话却是对君王的劝说，对象并非对着百姓。这番话可以视做是劝告君王，要懂得爱惜自己的财产，没了“民”这一财产，君又何以为“君”？
有人将孟子的观点看成是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体现。事实上，类似孟子君轻民贵的观点，历史上不少帝王有同样的阐述，譬如唐太宗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如果孟子阐述的是民主思想，难不成唐太宗等帝王也成了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代表者？
归跟到底，帝王们爱惜民力、老百姓是水帝王是舟、天下为公的观点，不过是帝王们爱惜自己财产以免生变的感触，离开真正的民本思想都还差得很远，更别说民主思想了。
所以，尽管朱元璋执政之初也有不得损害百姓的反复告戒，并以异常残酷的刑法处置贪官污吏，但是当他翻阅《孟子》，看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文字，不禁勃然大怒，把这段原本是劝告帝王爱民厉害关系的文字视为大毒草而禁绝之。
没有了“我们”，所以中国历史上绝无“我们”的声音，几千年来成为一种习惯，正如王小波所说，“我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而在这漫长的几千年时间里，不但“我们”没有声音，甚至连代表“我们”的人也没有。陈胜吴广们虽然崛起自百姓当中，但口号却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显然，历代的陈胜吴广们压根就没想过更没打算要代表他们原本的群体，他们一旦揭竿，就直奔帝王宝座而去，哪里还记得“苟富贵，勿相忘”呢？
我们，习惯被人代替
当然，严格说来，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过“人民”的声音，而且，这一次“我们”的声音是如此重要，以致于一个大臣因此而当上了皇帝。导演这一幕意外插曲的，是篡夺了刘汉帝座的王莽。王莽称帝，颇谦让了几回，而劝进者愈来愈多，上至公卿，下至黎民百姓有数十万人之多。
贡当斯说过：“我承认两种统治的合法性，一种是名正言顺的，它起源于自由选举；一种是心照不宣的世袭制。” 王莽时代自无民主选举这种程序和规则，而以平头百姓名义劝其称帝的上书，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难得的创举。当然，严格说来，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过“人民”的声音，而且，这一次“我们”的声音是如此重要，以致于一个大臣因此而当上了皇帝。导演这一幕意外插曲的，是篡夺了刘汉帝座的王莽。王莽称帝，颇谦让了几回，而劝进者愈来愈多，上至公卿，下至黎民百姓有数十万人之多。
贡当斯说过：“我承认两种统治的合法性，一种是名正言顺的，它起源于自由选举；一种是心照不宣的世袭制。” 王莽时代自无民主选举这种程序和规则，要推翻世袭的帝王，自然得采取非常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以平头百姓名义劝其称帝的上书，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难得的创举。
历史总有惊人的重复和相似。袁世凯称帝时，重演了一次由“我们”上书劝进的喜剧。而且，时代不同了，“筹安会”们这次考虑到要求劝进的“民意”要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于是，连妓女、乞丐也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呼吁袁氏尽早荣登大宝，以安定国家。而闹剧终归是闹剧，各省督军们以全省人民名义各自要求袁世凯称帝的通电，居然一字不差，原来劝进电均由袁世凯身边的幕僚拟就。
“我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随意被人代替着发表意见，习惯了被人代替着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解放后，虽然人民大众的声音从未有过如此重要，人民大众的“我们”成为最具合法性的名义，并且，整个社会以空前的高频率地使用“我们”。但是，“我们”从来是以一个整体出现的，“我们”只有整体而无个人，而且，在这种集体的声音可以压倒一切的语境下，任何人均习惯于以人民名义说：“我们”。
登峰造极的滥用“我们”的名义，出现在“文革”期间，彼时轰轰烈烈的大民主实际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任何人只要被宣布为不是“我们”的一员，则自动面临着灭顶之灾。尽管当时更象一场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但是在专政的武器下，无政府主义和“大民主”事实上是在一定的可控范围内的。
更重要的是，以“我们”的名义可以发出的声音是有清晰的界限的，因此，尽管人人皆可以“我们”和“人民”的名义，但在只许以集体的名义和不许出现反对意见的情形下，“我们”依旧是一种被代替的“我们”，作为个体的我们，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从“我”开始
“我们”被“集体”代替，首先是我们作为个体无法发出声音，然后才是整体的声音被湮没。
同样，“我们”的声音，首先体现在我们个体上，只有个体首先发出个人的声音，个人代表自己个人的意见，最后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的声音和利益才得以彰显。
要捍卫“我们”整体不被别人任意地代替发表意见，首先要有个人的意见未经过授权他人不得代理。没有个人，没有单个的“我”，就不存在“我们”。当我的利益和声音可以任由他人代替的时候，我们的整体就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
尽管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反思“我们”习惯被人任意代替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渊源，然而，这种反思往往落在“他者”身上，但在“反诸其身”上，却未有同样的力度和认识。因此，尽管积极地反思甘于被人替代，但却不自觉地习惯了一旦有机会就替代别人。以激进态度存在的余杰们就是一个典型。他在以激烈地态度指责韩德强、旷新年们文革语言的时候，同样娴熟地运用文革的暴力语言，同样习惯于“文革”式的随意代替全体，动辄以“我们”的名义。全然忘记了一个公民要发出声音，首先是“我”的声音。
习惯于被代替和习惯于代替别人，实在是一对孪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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