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搞懂这个问题，首先就得把“伟大”一词的含义整清楚。《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道：“品格崇高；才识卓越；气象雄伟；规模宏大；超出寻常，令人景仰钦佩。”这里没有标出不同词义的番号，却可通过分号看出来。前两个意义显然是说人的，第三第四无疑是指建筑，按照这两种意义，说长城“伟大”，倒还能够说得通。因为它确实有点长，而且有点大。据说，把它所用的砖石（仅仅是一次性的），用来修建一道厚1米，高5米的长墙，足以绕地球一周而有余。然而，我们今天听说长城的“伟大”，已不是建筑的气象和规模，而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即史家们所说的“毅力”和“智慧”，大概也是词义的最后一点：超出寻常，令人景仰。无论是建筑，还是精神，都只有回到文章开头所引史家们的观点上去，才能一一说清。
从规模上说，长城有点“伟大”，已是不可置疑。若说它是了不起的防预工程，是“军事学和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出现的军事工程的一项重大创造”，实在是有些悲哀，悲就悲在：它既劳民伤财，又没有发挥出多大防预的作用。这完全可以从几千年滑稽的历史中得到说明。
用长城作屏障，在“争雄七国相兼并”的时候就有了，而且各国相继建成，但最终都未能依仗长城而逃脱被秦国翦灭的命运。
秦始皇凭借六世祖宗的余荫，一统宇内，自以为功盖三皇，业冠五帝。于是忘乎所以，专横拔扈，在国人面前逞够了威风，耍尽了霸道。如此不可一世的家伙，却怕卢生搞出来的一句鬼话：“亡秦者胡也。”这个多次被徐芾等人所骗的瓜娃子，不假思索，不辨真伪，即令蒙恬北击匈奴，督修空前绝后的万里长城，以防“胡”亡秦。结果，长城修完了，秦的江山也就完了。
自秦以降，几乎每朝每代都在维修和扩建长城，梦想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宝座。可从来就没有哪位“蒸”龙天子能够如愿以偿。
以和亲政策这一“高招”才求得暂时安宁的汉代且不必说，较大规模的要算北魏明元帝泰常8年，在东起赤城（今河北赤城县）西至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一线，修补长城二千余里，并在沿线要地设置六个军事重镇。可是，就在这六镇中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但不是长城抵御外敌的烽烟，而是六镇兵民起义的呐喊。
当然，这段专制者倒台的历史虽与长城有关，但在数千年波翻浪涌的长河中还是不那么起眼。最突出的应是那位乞丐皇帝朱元璋的子孙们，在秦长城的基础上几乎重修了一遍。这“一遍”（实际是18次大规模修复）历经270余年，筑成了“层层布防”的纵深防御体系，沿线陈兵90余万。真称得上“寸土设障，步步为营”。尤其是在重要的关口，特别是在当时的都城 北京居庸关一带，层层筑起坚实高大的城墙。被后人称之为“长城的精华”，“明长城最杰出的代表”。明代学者李贽有诗道：“重门天险设居庸，百二山河势转雄。”看来，真的是固若金汤了。而事实呢？却是非常非常的幽默。明正统14年（公元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众攻破长城，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俘虏了“御驾亲征”的皇帝英宗。嘉靖29年（公元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又率众攻入蓟镇地区，从古北口而南，直抵北京城下。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就更不客气了，于公元1644年3 月15日挥师突破居庸关，三天后便攻进北京城，彻底解决了秦以后修长城最起劲的明王朝。
反清复明的学者顾炎武在论及几个王朝覆灭前发生在居庸关一带的战事时，不禁感慨系之曰：“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明代大儒方孝儒也有两句很富哲理的诗：“至险不在山与水，只在国政并人心。”人心一去，纵有雄关险隘，又复何益哉？
更为有趣的是，历史上却有一个在世界上都很有影响的朝代，居然没有修过长城。不是他不敢修或不会修，而是他国力强盛，人民富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完全没有修长城的必要。这个朝代就是有史以来唯一曾经两度鼎盛的大唐。除此而外，宋朝也没有修过长城，原因是这个王朝未曾拥有长城所在的疆土，想修也没资格。依次数下来，还有元朝和清代，他们都是关外来客，入主中原，用不着自己防自己。
不修长城，不防而能防；大修长城，想防而难防。历史的记录，真是风趣得太醒瞌睡了。
长城的防预功能如何？已经说清了，道明了。但离我们现在歌颂的“伟大”还差着一大截，因为还没有说到“古代劳动人民的坚强毅力和高度智慧”。细究起来，仅这种说法就很有问题。这问题还是先得从词义说起。同样引《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坚强：不可动摇”；“毅力：持久的意志”。凡是学过现代汉语的人，不会不知，从词性的角度来判断这些意义，都是主观能动的。按照这样的理解，顺理成章应该如是说：修万里长城是古代劳动人民积极主动，心甘情愿的，而且非常地乐意在这项“伟大”的工程中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可在历史的事实中却找不到半点影儿符合这种诠释的意义。
前面说过，修万里长城是秦始皇这位最高领导做贼心虚而作出的个人决策，并没有得到劳动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广大命运多蹇的劳动人民，是在这位“以刑杀为威”的最高领导的强迫下，才痛苦地迈向死亡之途的。有首秦时的民歌云：“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那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唐末诗僧贯休在《杞梁妻》一诗中写道：“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为使后人不忘这段悲惨的历史，山海关附近还建了个姜女庙，庙中曾有文天祥的一副对联：“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鄙人以为，对长城较为公正的评价，当数唐人李华的《吊古战场文》：“秦起长城，尽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枕骸遍野，功不补患。”说他公正，是在一片伤心惨目的景象中还道出了一个“功”字，即现代史家们所极力夸大的“事实”：“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维护了国家的安定。”
这些已成定论的历史事实，现代史家们却翻出了“新意”。但这“新意”一经说白，便成了令人喷饭的荒唐。应该指出，史家们的荒唐，不是真的水平低劣所致，而是看着别人脸色行事的结果。为人作喇叭，总得要吹出一曲令主子高兴的曲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经有人倡导：“修我长城，爱我中华。”以此论之，最爱中华的应推秦、明两代，大唐帝国当是糟蹋中华的罪魁祸首。
其实，他们宣称的“伟大”，还藏着一层不需言传，又能意会的意思。秦始皇这位英明的领导，有胆识，有魄力，敢在崇山峻岭的巅峰修一道站在月亮上都可以看到的又长又大的围墙。世界那么大，历史那么长，请看天下谁能匹？秦始皇敢做，史家们“敢”说，于是，国人争做“第一”的自信心也就起来了。管它是功是罪，不问是祸是福，只要可居天下“第一”，就会有人奋起直争。就连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也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而得意洋洋。
长城这样一“伟大”，取譬作喻的修辞也有了。凡是说什么“第一”坚固，便用“筑成××长城”。推敲起来，这种比法是很不恰当的。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长城并非牢不可破。其城体虽不是速朽，也不是永垂不朽。总共12700多里的长城，如今绝大部份已成遗址，虽有少部份“保存完好”，都是后人修补起来麻人的。比体不牢，喻体能牢得了吗？
阅古观今，可见说长城“伟大”，并非中华民族的骄傲，而是旷世的耻辱和悲哀。一部长城的建筑史，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虚弱史、残暴史。所谓长城的“雄风”，应该说是专制者们只会欺压百姓的威风。如果要使现代史家们的观点成立，“伟大”的意思当作另解：伟大者，暴虐也。按此义，就不得不令人由衷地赞叹：长城真伟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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