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物馆集中了一段时间后，我搬到了土木馆，和土木建筑系被审查的人关在一起。一位姓郭的工人(人们称他为大老郭)，负责管理这些人，专为我开的批斗会不少，斗别人时常常还拉我去陪斗；那时的批斗会犹如马戏表演，被批者如是名人，看客才有兴趣，展览的名人越多，越能吸引观众，所以这些斗争会常常是台上站了一大队。我在清华这时已是大大有名了，所以许多斗争会都要求我出场，我也习以为常，反正现在是工军宣队，得讲点政策，在台上不会再有人按我的头，我只要站着就行了。至于那些批判发言的内容，我是一点印象也没了；我敢说那些上台发言的人也早已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
记得有一次是批斗梁思成先生，梁先生久患肺气肿这个难治的病，现在越来越重了，根本无法起床，是用平板三轮车拉来的。批斗会上，他卷曲着身子扒在平板车上，我作为陪斗就站在他的旁边，我清楚地听见他的喘息声，每喘一下，他全身都要颤抖一阵；听到他那嘶嘶的哮喘声越来越沉重，我的肺好象也要爆炸了。但没有人管这些，发言批判他的人，照样若无其事地在那里揭发批判，只有阵阵口号声盖过了梁先生的气喘声。我跟着他难受，时间好象过得特别慢，好容易挨到散会，梁先生又被原车拉走了。
一天清早，土建系师生去参加秋收，我们这批关押着的人也参加劳动，并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队伍集合时，每个人都要把红宝书举在胸口，突然，和我们一起关押着的吴良镛先生被揪了出来，原来，他忘了带红宝书。工宣队大老郭翻着吴先生的背包说：“吃饭的餐具带得很齐全，连消毒用的酒精都带了，为什么最重要的红宝书你不带，这是什么问题？打倒吴良镛！”吴先生低头弯腰不断地说：“我有罪，我认罪！”队伍出发了，到地里抱麦子，我长期被关在屋子里，能有机会在这田野里活动一下身体真好。中午休息吃完自带的午餐，现场批斗会就开始了，吴先生倒霉，成了这场批斗会的主角，我和其他受审查的人站在一旁陪斗。这些被斗的人中，只有我一个女的，一大帮农村的孩子发现了我，批斗会一结束，他们就围上来，向我吐痰，甩鼻涕。我赶紧去追队伍，他们还是围着我不放，鼻涕、浓痰继续不断向我袭来，幸好我穿的棉大衣是连着帽子的，起了保护作用，但脸遮不住，满脸都粘的是这些脏物。带队的工宣队员大概也看不下チ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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