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在外地工作或上学的学生，我将爲回家的艰难感到恐惧。我相信，罪恶的奴隶贸易时代那种不人道的运输条件，和今天中国“春运”时候的运输条件相比，可以说各有千秋。我首先要恐惧能否在千军万马之中取到一张如获至宝的车票，然后我要恐惧在闷罐般的车厢里能否全身回到家中。我知道我怕的有理。“春运综合症”导致旅客途中自杀和死亡的报道已经不再新鲜了。更直接的证据是，官方已经宣布，2002年至少有14万人死于包括交通事故在内的各种事故。如果我是这些事故的死难者的亲人或朋友，春节同样使我感到恐惧──我怎么过这样一个春节呢？如果我是这些事故的旁观者，我有另一种的恐惧──我或我的朋友或亲人，他们都平安吗？
如果我是民工，我还有更多的恐惧。春节意味着新一轮的“严打”，有执法者想把我们赶出城市好过年，而有执法者打算从我们身上爲自己过年搞点利润。我不知道自己能否顺利过关，或即使被“太君”抓住交钱后仍被遣送回去，还是被暴打一顿送到“该去的地方”。
如果我来自一个贫困的家庭（想想中国2亿左右额度失业或劳动剩余人口吧），春节对我同样意味着一种恐惧。家长将恐惧自己又将面对孩子期待的目光，而孩子又将恐惧自己讨要学费时父母脸上的悲伤……
当然，“春节恐怖主义”有自己更爲直接的表现方式。近年来，年关卜进，抢劫银行的大案逐年上升，而警匪火拼于街头的场面也不断出现。浏览这半个月以来的中国各大媒体新闻，人们不得不感受到这种恐怖气氛越来越浓。暴力事件不仅表现在银行门前，而抢劫手段已经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枪械已经成爲同类案件中主要犯罪工具之一。
作案动机的高度一致性是引人瞩目的，那就是爲了钱，而春节强化了这种“紧急需要”。春节使来自贫困阶层的作案人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贫富差距铤而走险。我们当然承认任何国家都有抢劫案件发生，但如果你是诚实的，你也必须承认中国的“春节型抢劫”具有相当不同的特点。它至少说明这盛世里有很多很多贫困得过不了年的人们，而这一阶层中的激进分子开始采取“不正当手段”来抗议了。事实上当局对这一点是清楚的，所以每年年底、春节之前，警察部门都要布置一轮“保卫春节工程”。但问题是，这些“工程”的“开工”质量实在乏善可陈：更多的“处女”和民工被暴打，“小姐”被抓获，宾馆和客车被盘查，“黄碟”被救出，等等，然后这工程就开始“胜利竣工”了。这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国家主导的“春节恐怖主义”。更重要的是，这一国家行动掩盖了造成民间抢劫案件频发的社会原因──“抢劫性体制性”的问题社会化了，而且麻烦才刚刚开始。
年，曾是中国历史上早年间传说的一头害人的怪兽。这传说今天被“国家”践履了。
2003年1月23日星期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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