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归管处
归来人员回到祖国第一个落脚地点，是辽宁省北部昌图县的金家镇。奉命接管这６０００余归来人员的组织，叫“归来人员管理处”（简称“归管处”），是总部委托东北军区（即现沈阳军区）组建并代管的。
初到归管处的３个月，主要是恢复体力医治创伤和熟悉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现状。归来者在归管处的很长一段时间是进行整训。整训的主要内容，是对被俘人员的政治审查和根据审查的结果进行分别处理。这是“归管处”和“教导团”组建的最主要的任务和目的。政审从１９５３年１１月中旬动员开始，到次年的８月，最后结论处理完毕，共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经历了：动员教育；检查交代；作出结论和安置处理四个阶段。
原五四○团文化教员赵国玺在《日记》里记述了所传达讲解的毛主席２０字方针如下：热情关怀－－党和祖国人民，各级领导并没有忘记被俘的同志们，在谈判中首先是这个问题，深知大家受的迫害和摧残。因此，归来后，在物质上照顾，精神上安慰。总之，是热情的，温暖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关怀照顾，表扬好的，批评差的。耐心教育－－提高思想，关心前途。前途是光明的。被俘主观客观都有原因，不能埋怨、悲观、怀疑。领导上是相信的，是会妥善处理的，帮助卸下包袱。敌人的欺骗宣传教育影响是深刻的，肃清这些影响，提高觉悟水平。领导上是认真的，切实负责的，希望大家互相帮助，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能急躁，应付；应相信政策，端正态度，积极解决自己的问题。
弄清问题－－被俘情节，被俘后情形，原部队和旁证证实，群众通过，组织鉴定，主要靠自己。要有一定时间，不急躁。功绩不会抹杀，问题交代了轻快，顾虑隐瞒没有好处。慎重处理－－这里指的是对军籍、党籍问题，病残问题。根据错误性质包括投敌、叛变，以及刺字等实际情况的处理上要慎重、适当。
要全面地看问题。对斗争功绩是承认的，出色的要表扬；认识模糊、动摇，犯过轻微罪过，但对敌斗争坚决，回国后学习积极，已经觉悟，组织是谅解的；犯过错误或罪过的更应安心学习；罪责个人要担负，根源在于美帝。只要觉悟，认识过错，相信组织，学习积极，党是从宽处理的。
妥善安置－－每个人的工作前途，组织是关心的负责的，组织将会根据个人的情况，妥善安置。单纯考虑自己问题，表现急躁、悲观、顾虑、怀疑，是不对的，应该相信组织。大家听了这２０字方针后，心情是坦然平静的，等于吃了“定心丸”或“镇静剂”，大家打心眼里欢迎、拥护，愿同归管处领导一起认真贯彻落实下去。
１１月１８日宏政委在全团军人大会上又进一步动员。着重讲“为什么要交代？”他说道：“组织上一定要把问题弄清”，才能“慎重处理和妥善安置”。 “敌人的摧残、迫害、欺骗宣传，同志们的坚持斗争，坚定不移，少数同志一度动摇，都应很好的作个交代，好的承认，表扬；有过错的，领导上帮助卸下包袱。” “在座的同志大多数斗争比较坚决，回国学习积极，作了很多工作，领导上是信任的，不要急躁，先卸包袱。” “交代问题，要打消顾虑，消除对党的误解，正确认识党的政策，端正自己的思想态度，应积极、主动、自觉的讲清问题。交代时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不扩大不缩小。交代中所提疑问，我们要认真、虚心耐心的探讨，对别人应热情关怀、帮助。”
大家对宏政委“为什么要交代”的动员，也是舒畅坦然的。认为，这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实事求是的，所以特别入耳，特别赞成，记得也最牢。
交代什么？怎样交代等问题，１１月２０日，二团三营邵教导员接着就被俘前后情绪思想活动，在战俘营受审讯受迫害，当时的表现、证明以及参加对敌斗争的情况等作了进一步动员。邵教导员所讲的交代内容，是很系统全面的，主要是失节、失密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列入了“参加过或领导过什么斗争、立过什么功”等内容，这是符合党在处理一切复杂问题时所一贯遵循的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原则。
面对祖国我说些什么
追悼大会之后，很快进入交代问题阶段，是在政审动员、爱国主义教育、气节教育、诉苦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从１９５４年１月６日开始至２月底结束。具体过程是：第一步，本人按提纲写出要点；第二步，在班务会上作检查交代，大家讨论补充纠正。这叫面对面。此外，还发动本连以至全团，凡了解情况的，都提出补充或揭发意见。这叫背靠背。第三步，在本班通过后，交连支部，再逐级上交，审查批准。
对于交代，人们都下定了决心，许多同志表示：“哪怕杀头也行，没有顾虑。”为了搞好交代，有的团营领导还适时地进行一些小动员、小试点。关于开始交代的情形，原五三八团连指导员、战俘营分委书记南阳珍回忆道： “开始交代时，搞了一些示范。我们连是自我检查，按交代提纲上所列的内容，一个一个的交代。示范完了之后，每个人在本班交代。
不少人对被俘与投降的概念分不清，不少人认为，被俘时没有负伤，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是属于投降行为。大部分同志都交代说： ‘贪生怕死，被俘投降’，给自己上纲上线的相当普遍。许多同志对照‘军人气节’、《党员八条标准》、《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都觉得自己差得远。” “也有一些头脑打转转的同志，在写交代材料时问我（这时我兼该连副连长）说：‘在战俘营的对敌斗争算不算？’我反映到连领导后，是这样回答的：‘现在是交代问题的时候，不是表功的时候，不要写……’” 在那一段里，人们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是唉声叹气，领导上也怕发生意外，便传下指示说：“不管处理的结果怎样，只要交代了作了结论，就算清楚了。如果逃跑了没有作出结论，也没有证明人，就可能是叛徒或混回国内的特务…… ” 关于这一段，李炽在给我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其实我早就想到应该把被俘后的情况及经过，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交代清楚。我写了一份交代材料，可指导员看了后不大满意，说：“你还要仔细想想，应该提高认识，深挖细找。黄元树不是你们的同学吗？他参加团里的试点学习，自己主动交代，还是‘投降’的呢！他态度很好，很老实，大家应该向他学习！”
后来我“深挖”了好几天，始终交代不出新的问题，于是连里对我产生怀疑，撤销了我的班长职务。连长、指导员都找我谈话，反复向我告诫说：“你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认识，仔细想想自己的错误，至于你们在战俘营的斗争，组织上已经知道了，就不必说了。”还说：“有些问题要重新认识，过去认为不是错误的，其实本来就是错误的，对错误一点不能姑息。自己不说，组织上也知道，现在需要的是老实态度，也是组织考验一个人忠诚的着眼点。”
正在这时，归管处发下一个文件，让大家反复学习，其中有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得，那句话是“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我想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我在战俘营内参加党的地下组织，我还是“共团会”的分委成员之一，那时都按共产党员的标准参加的，现在交代问题也应该按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再一次和大家一起冥思苦想，搜肠刮肚地寻自己的“错误”；努力提高自己的“认识”。比如：被审讯时说了敌人已经知道的部队番号，就是“暴露了军事秘密”；虽失去抵抗力而被敌人抓去，就是“屈服”；以灰色隐蔽的方式和敌人斗争，就是“委曲求全”、“投机妥协”。还说，被俘本身就是“丧失气节”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归管处领导意图，才是“忠于党”、“忠于组织”；才算是“提高了”自己的“认识”。
可是反过来一想，这是我们的形象吗？这不成了“叛徒”、“反革命”了吗？哪里是我们的真实面目呢！交代问题，一个一个地过关，一人交代，大家“帮助”，仔细追查。追问的人，全凭想象，抓住一点，顺蔓摸瓜，谁提得越“尖锐”显得谁的觉悟越高，越有水平；谁提得问题多，谁就能得到领导的表扬。凡按领导要求讲自己的问题，丑化、歪曲自己的，就被树为“典型”，戴上大红花，否则就要作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多次交代。有的同志在被俘初期，由于没有公开和敌人斗争，都痛哭流涕地承认有“变节行为”而得到了组织上的“通过”！有的同志只是解释了一下情况，就被认为是“对抗”，说要“加重处分”。由于我给自己提到原则高度交代问题，终于首先通过了。
在这种气氛下，人们把暴露部队番号，说成是暴露“军事机密”；甚至将被敌人捆绑后刺上的字，自己也说成是失掉立场，向敌人屈服，以致把负了重伤，因部队撤退后被俘，也说成是“投降”了敌人。
关于这一段，门培英回忆说：交代时的要求，多揭错误，少说功；在认识上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主动交代从宽，别人揭发从严；检查从严，处理从宽。这时领导上动员时常说的话是：“被俘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啦；“功绩不会抹煞”啦； “斗争功绩，组织是承认的，出色的要表扬”听不见了，代之的是：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功不谈跑不了，过不谈改不了。”、“主动交代从宽，别人揭发从严”。
南阳珍还说：不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我对营领导反映说，在白色恐怖的集中营，别人在点名时跟着败类喊打倒共产党，我喊打倒国民党，但领导不相信，说：“你那么勇敢怎么还被俘了？一句话就把嗓门噎住了！
被俘与右倾保命的分歧
本阶段是落实“２０字方针”中“弄清问题”，也即是对回归者交代的被俘期间表现及 “问题”做结论。“鉴定”实际是组织结论，同样是经过动员、起草、通过等步骤。
具体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陈吉庆回忆是这样：第一步：个人根据在班务会上所交代的和大家补充揭发的内容，刃闯沙醺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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