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许多朋友回国探亲归来后，都对我说祖国的变化太大了，还有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光。上个月，我自己也回去了一趟，见到了上海和北京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和那番灯红酒绿的景象，也很激动；后来又到南疆去转了一圈，见到满街一元钱一个的（维吾尔族）大烧饼，回想起青年时饥饿的窘况，竟热泪盈眶；心想中国人民终于能够吃饱了，中国人民也终于将会站起来了。有很多海外的同胞也都这么说，既然情况不错，就不要太急，事情是会慢慢地进步的。
然而细细想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也曾经过了一段夜不闭户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可是不久，它就在无休止的革命的和政治动乱的噩梦中烟消云散了。而今天的“好景”也并不真的那么美妙，失去保障的弱势群体，对社会繁荣没有参与感；先富起来的人们，又沦丧了道德；白蚁般的贪官污吏，更把政府的公信力蚕食一尽；走着资本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丢失了它的基本群众。因此，它对政治风险的承受能力，大大低于五十年前。
中共再次走到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口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付足了学费的共产党又一次面临了机遇：究竟是去发展和建设一种长治久安的制度呢？还是因循着几个人的“智慧”和“理论”行事，直到他们的“魅力”发馊变味？这次在乌鲁木齐，一个为我们开车的当过大兵的司机说：“情况倒是还不错，只是贪官污吏杀不尽；要是共产党想得开，搞多党制，问题就都解决了。”可是这个童叟无欺、路人皆知的真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却无异于“与虎谋皮”的免谈交易。
事实上，在许多的历史重要关头，共产党都不取“上策”，而走了“下着”。此次回国听到的令我极度扫兴的传闻，就是江泽民先生还要霸着共产党党魁的交椅，久久地坐下去。自从毛泽东驾崩以后，共产党天天都说要“取消终身制”，可是这位掌握了十三年权力的“第三代领袖”，还要学“第一代”和“第二代”领袖的坏样，将权柄握到生命的终点。因此，莫说国家的民主化不在议程上，连共产党自身的民主化也毫无希望。如果“十六大”上这个“谣言”变成事实，几十年言而无信的共产党，还有何脸面见人？
江想学第一代重行终身制
江泽民出自中国名校交通大学。贬之者谓其“咋咋乎乎”，即有“好表现”的肤浅性格；褒之者说他重义气，且有人事斗争的擅长。这些褒贬都很真确，在邓小平弃世前，他就到胡耀邦的墓前去祭悼；在莫札特的钢琴上，他会无所顾忌地弹上一曲中国小调；他还会在洋人面前背诵“独立宣言”或“林肯格言”。而在这十年间，他不仅假邓小平之手，扫荡了在北京盘根错节的陈希同，和在军中说一不二的杨白冰；还白手起家地罗织了一套“核心”班底。
江泽民初初是得自汪道涵的提携，后为若干中央元老所器重，在柏林墙崩塌，齐奥塞斯库被杀，共产党人人自危之际，走马上任总书记。他得力于朱熔基的辅佐，发展了经济，提升了国力；他亦有自知，在国际事务上有所不为。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他或许是个有阶段性贡献的人物。但在这段期间内，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毫无进展，因此贪官蜂起，人心浮滥，社会道德全面败坏。于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传统来说，他或许又是个有所亏欠的罪人。
最近，总书记在中国社科院有番“重要讲话”，说要“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按常理来说，“理论”之于“实践”，是经深思熟虑而相对稳定的事物；而那些可以“不断”翻新的“理论”，其中必有谬误的成分。至于要“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就更像毛泽东“想到那里，做到那里”的历史覆辙了。在这些荒谬言辞中，可以看到他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情有所急”。这种“创造性”，就是在意识形态的死胡同里找出路的本事，因此也就是当终身领袖的必要条件。
据传，他最近又提出“要警惕身边的野心家”。无论这是指他近身的同僚，还是锋芒太露的亲信；这种久违了的令人惊心的毛式险语，是他政治更年期的多疑症状，也必是众叛亲离的先兆。与此相反，最善于“讲政治”的他，对党内的贪腐现象，竟如视而不见；为众民诟病的劣迹政客则牢稳地掌控着京沪两地的党政大权。江泽民精于人事算计，他会不会因为恋栈而启动党内斗争，自不在百姓的意料中；但他整人的旧事，却还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有人以袁世凯颠覆共和影射江泽民
看来，江泽民为做“第三代终身领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准备就绪，而志在必得了。然而，准备得愈多，马脚也就愈多。要重行“终身制”，无异于八、九十年前的“颠覆共和”。最近已经有人引用梁启超斥责“洪宪称帝”的檄文，来抨击这桩预谋。有人说，袁世凯当年是为“儿孙计”，原本只是他的那个瘸腿的儿子想做皇帝；依我看，江泽民的这番操劳折腾，多半也是为了“他人谋”。这般荒唐的事情，弄得好，“群小”之间又是一番争权夺利的打闹；弄不好，与“群老”翻脸，坐七望八的心脑血管运作不良，死了还要背个“窃党大盗”的恶名。
北京的党国元老们也一定很痛心，共产党死去活来，总算弄明白了“终身制”是个大弊病；然而，当年一个十六级的小干部，如今尾大难掉，又活像一个袁世凯。说来，自命“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终究还是没有能辨证“终身制”只是症表，“一党制”才是症里。你说在一个没有竞争的环境中，有抱负、有能力的曾庆红、王沪宁如何施展？不搞权谋，不造理论，不劝人进，又干什么？“一党制”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这种“多党政治”的道理，说了他们也不会听；我人微言轻，说重了还要再当一次反革命。
江要成事首先要拉拢胡锦涛
江泽民的这次成败，还是要在北戴河定夺。他要在位上多玩几年，全党同志又拿他怎么办？如果由了他去多过点“权力瘾”，那就破了“七十戒毒”的党规；如果不由他，则少不了一场党内的激斗。有人说，政治局常委里有四对三的对江不利的形势；我想，只须开某种“扩大会议”，就能改变这种态势。然而，怕的是“四比三”，可能只是“三比四”而已；第一个“反水”的，可能就是“第四代合法领袖”胡锦涛，此生懦弱怕事，他无喜无怒的外显，正透示出他无正义感的内格。这种人是垂帘听政的最佳操作物件，江泽民自然会在他的身上先下功夫；而他隐忍着的小家私心，多半禁不住“国家主席”或“总书记”名位的诱引。只要安抚了他，江泽民的事情就一马平川。两个月前，我有一篇贬谪胡锦涛先生作文，未料竟泛传于海内外媒体。如果胡先生这回果真有骨气的话，我朱某人将向胡先生公开赔罪。
元老们的态度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但“老人”中亦不乏“小人”，他们要为子孙的“福祉”着想，未必都有“正气”和“清廉”的理想。以活着的“大元老”薄一波为例，他靠胡耀邦任总书记时平反冤案，而卸脱了“大叛徒”的罪状，接着就成了邓小平指导政治局常委工作的“大行走”；最卑鄙的是，他恩将仇报，不遗余力地组织打击胡耀邦。如今他的子女，有的做官，有的经商；既得了如此多的金钱和利益，死了还少不得一块婊子的牌坊。对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你又能寄托什么希望？
江泽民想赖掉共产党欠人民的债
人在事业的高峰，都会变得很癫狂。有人假设，“第一代领袖”毛主席若果在朝鲜战争结束时退下来，他的一生就会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毛泽东本是随心所欲的人，共产党更没有约束领袖的制度，他们一推一就，就把“万众一心”的“千秋大业”，送到了“句点”上。“第二代领袖”邓小平本是个伟大的人，但总以为天下没他是不行的；上了年纪又失却了气量，处置“劝退”的胡耀邦，引得了举世的公愤，再用愚人李鹏、奸佞袁木去与闹事的学生斗争，更把事情闹到了开枪杀人的程度；他要是早点就放心让政治局去集体操办这件事情，何至于落到这般惊世骇俗、身败名裂的田地。
用这些历史的教训来告诫江总书记，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包围着他的那些谋士们正在不断地告诉他，“你的学识和风采，举世无双”；其实，这些小人们还想踩着年迈的总书记的肩膀往上爬。再说，共产党本来就是一个没有章法的政党，所谓“过七十岁就退”，也不过是个口头的约定，并未写入党章；当初真情的胡耀邦要来真格的，假意的邓小平就翻脸不认人。如今，江总书记把“教训”当“榜样”，有一样，学一样，直到一天落入泥坑。
江泽民先生要抗拒自然规律，或者要上历史的耻辱柱，都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江先生不服从共产党的任何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或约定，都是反对共产党的行为；老百姓无权为江泽民的行为做出处置裁决。但是这些规矩和约定，都是用中国人民的饥饿、鲜血、生命以及承受过的迫害换来的，因此也是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欠下的债务的偿还契约；如果由江泽民一个人决定废弃了它们，就不仅等于是共产党赖掉了过去的帐目，而且中国人民有可能在一个失智老人的统治下，重沦苦难。
原载8月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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