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已查到的名单为：
1966年9月4日，陕西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党晴梵，被前来抄家的红卫兵打死。
西安交通大学
1966年
1966年7月5日，真空31班学生沈丙辰，男，江苏人，24岁。在被“工作组”“审查”中服毒自杀身亡。压缩21班学生王永婷，女，河南开封人，23岁。文革初因在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上签名而被围攻，并被迫写检讨书32份长达162页，并被动物式展览游斗，围观者多达数千人。王永婷于1966年7月9日跳楼自杀身亡。
图书馆职工龚起武，男，江苏太仓人，54岁，文革初由于红卫兵查其出身地主家庭问题而遭批斗毒打，1966年7月21日被红卫兵用刀刺后跳楼自杀身亡。
理力教研室教师陆家训，男，1925年生于江苏海安。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文革中因其“右派分子”身份和被怀疑有“历史问题”而被批斗。陆家训于1966年8月27日跳楼自杀身亡。
陕工大动力系（后并入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五级教授骆凤峤，男，四川资中人，1916年生。文革初有学生贴了一批大字报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教学观”并对他“批判斗争”。骆风峤于1966年12月13日跳楼自杀身亡。
1967年
党委组织部长胡俊儒，男，河北获鹿人，1919年生，1939年加入共产党，行政13级干部。文革时因其曾从前曾经被俘及丢失机要名单问题被“审查”和批斗。胡俊儒于1967年5月11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对面的兴庆公园上吊自杀身亡。
1968年
1968年3月28日，校长彭康在前一天被“批斗”整整一天后，一大早约六点多又被该校红卫兵 拉出去“批斗”，彭康被挂牌子“游街”，挂牌子的是铁丝，勒在脖子上。在九时左右，彭康倒下了。当日上午死亡。
化学教研室讲师钱宪伦，男，江苏无锡人，1909年生。1950年2月随原国民党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归来大陆，并担任过航空公司一般业务性职务，文革时因对其参加“两航起义”问题有疑问被“审查”。钱宪伦于1968年4月3日用煤气自杀身亡。他的妻子袁云文与他一起自杀身亡。他的岳母张淑修也在同日死亡。
外语教研室讲师陶钟,女，1928年生于上海。文革中被指控在中共地下党工作时有严重变节行为而被“审查” 。陶钟于1968年5月19日用煤气自杀身亡。
总务处公务班工人王海连，男，山东单县人，文革中因曾参加过国民党自卫队队员而被关押“审查”，王海连于1968年7月3日跳楼自杀身亡。
学生范步功，男，1944年生，陕西干县人。文革时对地主出身家庭所受的处理表示不满，因而被关押“审查”。范步功于1968年7月21日服毒自杀身亡。
机械系修配组工人王德宏，男，安徽合肥人，1908年生。文革时因其曾参加过“青帮”和在国民党兵工厂中担任过中下级军职技术工人而被关押“审查“。王德宏于1968年8月3日跳楼自杀身亡。
铸工21班学生任服赝，男，陕西户县人。文革初因其父是地主而被批斗，因对此不满而被关押“审查”。任服赝于1968年8月10 日跳楼自杀身亡。
基础系工程画教研室副主任黄钟秀，男，上海人，1922年生。文革时因其曾任国民党水上警察副巡长问题而被关押”审查”。黄钟秀于1968年8月21日上吊自杀身亡。在他死后，他的妻子张锳铃（校保健室护士长）于1968年9月15日被红卫兵毒打后跳楼自杀身亡。
西安交通大学家属毛一鸣，女，江苏人，文革中红卫兵和家属委员会向她逼问“历史问题”，毛一鸣于1968年9月4日上吊自杀身亡。
马列教研室讲师王淑，女，江苏太仓人，1926年生。文革时因参加“三青团”的问题而被关押“审查”。王淑于1968年9月24 日跳楼自杀身亡。
校福利部工人唐兴恒，男，江苏无锡人，1921年生。1968年因受上海闸北区服务公司“反共救国军”冤案株连，被关押“审查”。唐兴恒1968年11月2日上吊自杀身亡。唐兴恒的妻子因唐自杀而精神失常。
工企教研室讲师陆谷宇，男，浙江杭州人，陆谷宇在文革初期讲了一些所谓的“政治性错话”而被“批判斗争”，1968年12月2日上吊自杀身亡。
350教研室讲师汪国庞，男，安徽休宁人，1928年生。汪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在文革中被关押“审查”，汪国庞于1968年12月5日上吊自杀身亡。
零件教研室助教王振国，男，浙江人，1936年生。王因在文革初帮西安电力设计院的亲戚保存一份检查材料而被关押“审查”。王振国于1968年12月18日跳楼自杀身亡。
1968年，校“五七”工厂工人周寿根，男，江苏无锡人，因被审查其参加特务组织的问题（后经复查为假案）于1968年12月24日跳楼自杀身亡。
230教研室实验员沈宗炎，男，浙江余姚人，1937年生。文革中红卫兵指控他和一条“反动标语”案件有关而被关押审查。沈宗炎于1968年12月31日跳楼自杀身亡。文革后“复查结论”为：纯属冤案，予以平反，按正常死亡对待。文革后“复查结论”需要特别说明“按正常死亡对待”，是因为文革时沈宗炎受迫害而自杀，当时对他不准“按正常死亡对待”。文革的迫害是连死去的人也不放过的。
1969年
企工教研室副主任讲师沈家本，男，江苏省苏州人，1921年生，高教六级。文革时红卫兵在沈家本的日记本上发现有所谓的“反动言论”而关押审查他，沈家本于1969年1月19日从关押他的地方逃跑，1月21日在陕西省蓝田县投井自杀身亡。教学科研处科长刘继宏，男，浙江镇海人 ，1924年生。文革时被红卫兵关押“审查”，主要审查问题为：刘在1949年前为国民党工作 。刘继宏于1969年2月4日跳楼自杀身亡。
1970年
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文，男，山东文登人，1920年生，文革前为西安交通大学政治部副主任，行政13级，文革中当上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文在1970年初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因（一）1939年去东北问题，（二）1942--1943年在家养病问题，（三）1947年在国民党攻打烟台时杨文在烟台陈家庄养病问题而被关押“审查”。杨文1970年3月29日在西安东郊苗圃上吊自杀身亡。杨文显然是在文革初期相当“革命”而且很幸运地被当作“革命干部”“结合”进了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人。但是“革命”的矛头转向他的时候，他也不能保护他自己。杨文的悲剧也是一种类型。
绝缘教研室讲师姚培洪，男，上海人，1932年生。文革时期被红卫兵关押“审查”，主要审查问题为：解放后参加反动组织、表现落后、反动、有攻击性言论、盗窃国家机密并企图叛国等问题。他被关押审查。姚培洪于1970年5月19日跳楼自杀身亡。文革后期“复查结论”为：姚在经济困难时期有过一些政治性议论。所谓“经济困难时期”，其实是指在1958年的“大跃进”后发生的多年大饥荒。几千万人在那场饥荒中被饿死。不但这场饥荒的罪责没有被追究，人民在饥荒时说的批评性的话，在文革中又成为迫害他们的理由。
原陕工大（后并入西安交通大学）热能31班学生袁光复，男，山西省临汾人，1947年生，“文革”初，西安交通大学的红卫兵称袁有“反革命言论”，并与西安的一个反革命案有关，在关押审查时，袁光复于1970年6月27日上吊自杀身亡。文革后经审查所谓袁的问题均为假案。
应力教研室副教授陈子晴,男，江苏无锡人，1926年生，高教六级副教授。文革时红卫兵主要“审查”其“污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陈子晴于1970年7月4日上吊自杀身亡。文革后“复查结论”为：陈在文革中交代了一些错误言论，在复查中不幸逝世，按革命教师对待。即使在文革后，受难者的仍然被当作有“错误”，但是在学校里参与迫害了他的人，却没有因此被作有“错误”的“结论”。其实，在一个学校害死了几十个人，应该是“犯罪”而不只是“错误”。
涡轮教研室实验员王毓秀，女，浙江镇海人，1932年生，文革时在红卫兵“审查”中，于1970年7月5日上吊自杀身亡。
电工教研室副教授李希泰,男，山西省灵丘人，1916年10月生，为高教五级副教授。李希泰曾经留学美国，1957年被划成 “右派份子”。文革中被关押“审查”，主要审查问题为：参加国民党工业建设协会，“破坏学运”，“协助特务去香港”，李希泰还被指控“书写反动标语”。李希泰于1970年7月12日上吊自杀身亡。 文革后“复查结论”为：有一般历史问题。 这是当时非常随意的、没有法律依据的所谓“政治结论”
压缩教研室助教许志中，男，上海人，1931年生。文革中主要审查问题为：自我交代的反动思想活动。他被“隔离审查”。许在1970年9月30日服毒自杀身亡。文革后的“复查结论”为：许在1965、1967年两次生病住院，经上海市精神病院医生诊断后确认为“妄想--幻觉型精神分裂症”。 “复查结论”承认他是精神病人，不再追究他的言论的责任。但是在这样的说法中，隐含的两点前提是令人担心的：1，他在文革前就被诊断有精神病。把精神病人的话当作罪证，本身是犯法的。这一点根本没有被提到。2，即使他不是精神病，也不应该因“言论”被治罪。
1966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校长史青云，被红卫兵毒打后自杀。
1966年夏天，西安市第五中学语文老师袁玄昭被打并且被关，他逃跑被抓回来又打，他不堪折磨自杀。
1966年夏天，西安市第三十七中学（现育才中学）退休语文教员王伯恭被打死。
1966年夏天，西安市第三十七中学（现育才中学）语文老师王冷在“斗争会”现场被打死。
1966年夏天，西安市报恩寺路小学 在校学生打死语文教师白素莲。
文革中，陕西咸阳中国火炮研究所 5级老工程师、兵工专家沈一明在受到迫害后卧轨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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