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来，一批又一批的高干子弟，移居海外，入籍欧美，已是公开的秘密。据说，包括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女，都拿了美国的绿卡。更可恨的是一些高干本人，一边大讲奉献、高唱廉洁，享受着社会主义官僚的高待遇，暗地里却把后路、退路铺展到资本主义的怀抱里了 ---- 如前不久落网的云南省中共要员李嘉廷被双规后，从他家里除搜出大量存款、现金外，还有多个“海外敌对势力”国家的护照！其次，削尖了脑袋出国的是各种腐败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将已非法变为私产的国产转到境外，或将暂时还是国产的资产先转到境外，然后再将其彻底变为私产。我共产国有关部门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曾象征性地引渡或抓获几个卷款外逃的小经济罪犯，但大批更大的、更有身份的却仍然逍遥法外，具体人数和金额，则成了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
其实，上述三种人乃是中国人中的渣滓、垃圾，走了也就走了，老枭可惜的是，被他们卷走的亿万国资公款。我们国家还太穷，百姓生活、社会发展、国家建设，在在缺钱哪！据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估计，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九年间，累计资本外逃九百八十八亿美元；而中共自己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则承认，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九年累计资本外逃五百三十亿美元，平均每年一百七十七亿美元，是每年GDP 的百分之二。另外，一九九八年逃骗汇就有一百多亿美元，又占了当年GDP 的百分之一。
最可惜的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抛乡去国，大都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如六四学生领袖，广大民运斗士和异议人士，他们都是国家培养的杰出人才，是“国之重宝”呵！如果自称为党妈妈的真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应该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之争，捐弃前嫌，邀请逃亡海外的有识之士和政治、文化精英归国，共商国是；不论他们是学者、作家、艺术家，还是政治家、异议分子，都可以在国内自由地生活、工作、发表他们的见解。不同的思想、意见，可以通过公开争论、协商、谈判来协调，也可以交人大表决，谁的意见对、谁的意见于国于民有利，就应该听谁的。然而遗憾的是，整天价鼓吹“一国两制”的中共党，却从来也不愿意在它铁蹄统治下的共产党国内实行“一国两论”，更甭提“一国两制”了。
中共国著名经济学家、原“深圳法制报”编辑何清涟，于去年六月十三日逃出北京，接受了“危险中的学者援救网络计划”帮助。她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王念专访时引用孔子“乱邦不居、危邦不赴”的话为自己逃离共产中国解释，她说：“这次让我最痛心的是，我作为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热爱自己土地和人民的学者，我真的很愿意留在大陆，从事自己的研究，我从来没有以颠覆为目的，也不以颠覆现任政府为目的，我只是想促使它们改良，何至于用这种特务手段对付我？我实在是非常痛心，而且也非常愤慨”。
眼睁睁看着大批文人学者奇才异能之士不断外流，久滞不归，为人所用，有的还成了“国家的敌人”，老枭也是既痛心又愤慨，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爱国恋乡，是人的本能，如果仅仅因为贫困，我不相信会有那么多的祖国优秀儿女寄人蓠下，一去不回。共产党攫取政权之初，百业凋敝、百废待兴，怎么不见人外逃，反而纷纷回国效力？许多人是被赶、被逼、被轰走的呀！有人说，中国的一流人才几乎都在国外，虽然有些夸张，也非空穴来风。仔细观察一下，近些年凡有点成就的中国人，往往眨眼不见踪影了；国内政商界，文艺界，不都是些二、三流的角色在折腾？
最可怜的是普罗大众，为了脱贫致富、一圆淘金梦，抛妻弃子、背井离乡。许多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明走，只好化费大笔的钱暗走 ---- 偷渡。据说，温州福建一带的农民，花几十万元钱九死一生也要去外国呢！他们从福建、从广东驶向美洲、驶向澳洲、驶向欧洲，于是有了“金色冒险号”的故事，有了无数偷渡者闷死货柜车厢的故事，有了千奇百怪悲惨离奇的故事。
数十年来，偷渡与反偷渡，在中国的万里边防线上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有的人责怪偷渡者无知挺而走险，有的人谴责蛇头贪婪见利忘义，更有人批评容留偷渡者的西方各国。老枭并不赞成用偷渡的方式出国，但十分同情那糊涂的偷渡者。偷渡是世界问题，发生的原因各
国也不相同，除个人的认识、素质、法律意识外，当事国的政治、社会状况、政府的政策、法治程度以及国家体制都难逃其咎。为什么中共国特别严重呢？以枭眼看来，错不在偷渡者，不在收留他们的国家
，甚至主要也不在蛇头。如果共产政府切实以教育兴国，以法治国，
真正实行民主，重视民权，相信偷渡现象定当大大减少。
然而，事实是，公仆们都一心一意在为自己、为上级、为人民币服务，他们最多只代表亲朋好友的利益，千千万万贫穷的农民、下岗的工人，他们只能靠自己，只能铤而走险、远渡重洋去寻找幸福。虽然，偷渡是下下策，但凡有点办法、有点身份的人，都希望光明正大地走，可被逼急了的中共国受苦受难者，除此下策实在别无选择。
中共国全民大逃亡势头之猛、持久不衰，也可以从两个侧面加以印证：一是美国驻华大使馆或总领事馆前，永远是一望无际的人头；二是英语热的温度，持续不退。英语教育市场已经成为国家的一大产业
，包括各种各样的培训学校、补习班、五花八门的考试、测验、种类
繁多的英语课本、辞典等等，在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的当今中共国，
竟然成了唯一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有人把这股持续数十年、横跨两
千年的出国热形容为“世纪大逃亡”：官员逃，高干子弟逃，下层民
众逃，人才逃，资本逃，即便少数“回国发展”的“海归派”也得先
弄上一张绿卡再回来，随时准备逃之夭夭。
人们出逃的具体原由，当然是千差万别稀奇古怪，但概乎言之，不外家庭、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内推和外拉。社会混乱、经济落后，归根到底还是种因于政治的腐恶落后。物质上的贫困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精神的贫困、信仰的崩溃和理想的破灭，是对国家个人命
运的双重茫然和绝望！没有生活的安全感、没有政治的自由和尊严。在共产国内，富贵和贫贱的区别，只不过是做稳了奴才和还没做稳奴
才的区别而已。
中共国人实在是苦啊！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先是满清腐败，丧权辱国；而后日寇入侵，九州涂炭；送走日本鬼子迎来了中共发动的同“蒋匪帮”的三年内战，手足相残；好不容易迎来了“东方红、太阳升”，原以为从此真的翻身得解放、扬眉吐气站起来了，结果抗美援朝死了几千万，紧接着各种运动一个接一个，整得人心惶惶；尤其是十年浩劫，官灾人祸，把锦绣河山变成了群魔乱舞血泪滔滔的活地狱
。改革开放、巨石松动了，综合国力据说是大幅度增强了，可老百姓
却始终没好日子过，苛捐杂税比国民党还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真
可谓苛政猛于虎、人心冷于冰哪！
亡，百姓苦；兴，百姓更苦！中共国人遭受的苦难，恰似重重叠叠的大山，一山才过一山拦。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给糟贱得再也不能让人呆下去了。古代贤明君主讲德治，“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经开宗明义章”）；“至德在于得民”，“天地之性，万物之类，怀德者众归之”（“新语 ---- 至德”）；“近者悦，远者来”（“论语”），现在核心也喊“以德治国”，为何总是民心乖戾、上下交怨
，总是近者非悲即怒、远者连嘲带骂？还不值得“党妈妈”好好反思
吗！
有前辈问我：子曰，道不行，乘槎浮于海，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答以梁启超的一句诗：“乘桴岂是先生志，衔石应怜后死心”。我的家、我的亲朋好友，我的深恩厚爱和公敌私仇都在这里，我所迷恋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精华在这里，我愿把个人的命运与多灾多难的祖国命运连系在一起。
中国，不是大大小小贪官污吏的中共国，不是形形色色奸商恶贾的中共国，她乃是我、是我们，是所有受苦受难的百姓和有智有志之士的中国！愿更多的华夏赤子与我一起，发扬衔石填海的精卫精神，从绝望中奋起！“无希冀心，无恐怖心，然后尽吾职分之所当为，行吾良知所不能自已，奋其身以入于世界中，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梁启超语）！同胞们，没走的留下来，能回的盼回来，祖国又到了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的历史关头，让我们拿起扫把和铁锹，扫除垃圾清理废墟，找回人的尊严，重树新的理想，重建民主自由富强的家园吧！
日前在网上看到一则别具深意的幽默，名为“五十年后的央视国际新闻报道”，录下共赏吧：“近日，福建海关在厦门附近截获一艘偷渡船，内有五十名台湾人，十名美国人和五名日本人。据称，他们都想到中国大陆来淘金，以养家糊口。针对偷渡到中国的外国人不断增多的形势，中国外交部表示对于申请政治避难的外国人可考虑给予中国国籍，美国表示反对。同时据报道，近年日本到中国留学的人数不断增多，其中大部分为女性，他们都以嫁给中国男人为荣，为此甚至不惜动用一切手段，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因此国家外事局正着手准备修改原有的移民法，此举将对数十万名等待办签证的美国和日本人民造成影响”。老枭当时对比现实，感慨万分，曾有诗抒怀曰：
逃难逃荒竞出洋，忍观世纪大逃亡。
百官争演双簧戏，万姓真成两脚羊。
恋栈诸公犹大梦，伤心祖国又危邦。
何当怒唤群雄起，激浊扬清干一场！
三月二十八日浙江发稿
中华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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