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苏联和东欧不同，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产生的历史要短得多，其觉悟程度也远不如苏东。但尽管如此，苏东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依然值得中国借鉴。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没有依靠工人阶级作为主要力量，因为历史上的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太薄弱、太分散，但是中国革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又不得不遵循共产主义运动原则，这就是要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中国共产党也必须打着工人阶级政党的旗号，带领农民进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色，农村包围城市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都是实行的农村包围城市，只不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依然利用中国农民重复历史罢了。
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发展主要是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业尽管也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农业的GDP不能与工业相比较。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是资本本质的需要，就像西方工业革命一样，为了适应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势头，导致农民失去土地的中国式的“圈地运动”是必要的前提。由于失去土地或有限的土地不能养家糊口，迫使大量农民进城打工，使得中国工人阶级力量日益壮大，而且这一趋势将长期下去，尤其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农业的影响将加快这一进程。
中华民族的特点是，能吃苦耐劳，能忍辱负重，换句不好听的话说，就是最具有奴役性。封建时期的农民革命，都是饥民的革命。只要有饭吃，中国人是不会造反的。另外一种特殊情况下，农民也不会造反，就是毛泽东实行的贫困共产主义，其中主要是以绝对平均主义为特征。1958年大跃进其后造成的饥荒和饿殍遍野，没有引发农民暴动，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的绝对平均主义。社会没有贫富悬殊的两大阶级对抗，农民造反失去了对象，当然不会造反。
同样，中国工人阶级只要有饭吃，一般也不会造反。大庆、辽阳、抚顺等东北地区发生工潮，也是首先由于吃饭问题亦即生存问题引起的。历史赋予资本改变中国的使命，资本力量崛起将吞噬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而这些国营企业的工人群体与新兴的资本家企业的工人群体不同，前者曾经是国家的主人（最少形式上的或意念上的），是通过血汗建立起的以为是可以依赖终生的企业群体，虽然他们缺乏民主自由意识，但是他们还存有共产主义的回味，还留恋大锅饭时代，还对共产党存有幻想；后者自身就认为是被奴役者，后者群体是年轻的群体，开始工作就不是大锅饭，很多还是农民进城打工群体，既没有民主自由和自身权利意识，也没有共产主义主人和大锅饭的烙印，是顺其自然和强制适应的群体，他们自身的保护主要是依靠法律的保护，广东和江浙一带富裕地区就是后一种状况。
农民进城形成的打工一族与本来的城市工人不同，前者本来就没有铁饭碗，一旦失业，大不了回家继续当农民种地，多少有一些回旋余地；而后者相当一部分习惯了大锅饭，一旦失业，没有退路，只能靠救济和社会保障；前者在心态上，本来就觉得身份低城里人三分，原来在农村就是受苦的，进城打工的收入已经比乡下高多了，同时，对社会腐败漠不关心，认为与己无关，容易满足现状；后者在心态上，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工人，认为共产党抛弃了他们，出卖了他们，是企业共产党官僚腐败造成了企业破产和他们失去铁饭碗，心里上不平衡，对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渴求社会制度变革。
工人们眼看着共产党官僚和资本家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他们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不能保障，这种强烈的反差，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就产生深刻的社会阶级矛盾。海涅在一首诗中感叹：
富有的人，他很快
会变得更加富有。
谁只有少许，这少许
也将被人夺走。
如果你什么也没有，
唉，就让你被埋葬－－
穷人呵，生存的权利
只有有钱人才能保障。
贫富悬殊是专制权力为了自己物质利益造成的必然现象，这一现象不仅仅知识分子去研究思考，工人更直接在思考中做出具体反应，对社会，对政治，对共产党统治的思考，会产生新的思想。就像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说：“……新的思想开始激发人们的大脑；压迫驱使人们去探索。人们看到，从人民身上敲诈来的大笔财富不是用于促进实现国家的目的，而是毫无节制地被大肆挥霍。整个政治制度表现为一种违反正义的集合体。”工潮的发原因已经不完全是物质利益的驱使，已经表现为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对贪污腐化的国家权力愤怒。
从目前看，东北地区的工潮还不至于引起国家政治动乱，因为工人没有政治目标，只能通过示威，引起高层共产党重视，解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问题。但是东北地区的工潮，可能会产生骨牌效应，抚顺刚刚出现的工潮就是大庆、辽阳工潮的骨牌效应。相信共产党必定下令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全力制止工潮的蔓延。可是共产党的妥协，同样回产生骨牌效应，工潮斗争的胜利必将鼓舞工人反抗精神，东北工潮因此还将发展下去。
工潮不会引起罢工浪潮，因为工潮本身就不是就业的工人进行的。而且工潮主要发生在采矿业、石油和钢铁业、大型制造业和纺织业等工人在数量上集中的地区，重工业集中的城市最容易发生工潮，这些地方失业工人在数量上占有相当的比例，会引起社会共鸣。南方富裕城市也有工潮，如深圳、广州、东莞经常出现工潮，但性质不同。这些地方的工潮一般发生在个别的私人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这些工潮是因为拖欠工资或者是严酷的剥削压榨引起，一般不是因为失业引起工潮。南方城市更注重法律作用，如深圳律师周立太为贫苦工人打官司，屡战屡胜，引起当局不安。当然政府有财政能力解决工潮，往往不会让工潮形成规模，加上深圳比较注重工人的保险，相对来说工人还多少有一些保障。但是，中国国有重工业主要集中在北方，失业工人也主要集中在北方，北方的工潮在北方地区会引起社会共鸣。如果连绵不断的工潮蔓延，就会震撼共产党的统治，甚至如果从长时期看来，将会首先引起共产党分裂。
为什么会这样说？前苏联和东欧社会政治变革，决不是学生运动引发的，大都是工人运动或新兴的政治力量依靠工人阶级力量完成的。波兰的团结工会更是由工人运动直接形成政党政治力量，俄罗斯的叶利钦也是依靠工人的支持。这种经验性社会变革迟早也同样会在中国发生。只是我想，中国软弱的知识分子难以形成政治力量，而工人运动又不得不需要自己的政治组织和参谋代言人，应运而生的必然是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对于工潮，共产党内必然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势力，一种是维护新兴的官僚权力资产阶级利益和依附于共产党的新兴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势力，另一种是为缓和社会矛盾而部分维护工人生存权利的势力。虽然其中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但这种斗争有利于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并且因此可能会导致民主制度的建立。
从这次对付大庆、辽阳的工人示威的手段看，共产党也接受了六四开枪镇压的教训，认识到武力镇压工潮，可能会引起更大的负面效果。六四使用坦克镇压，实际上也造成了共产党的分裂，毕竟存在反对武力镇压的共产党派别。中国军队的觉悟很重要，看到六四镇压画面，感到解放军士兵对手无寸铁的人民没有同情感，甚至很愤怒。士兵的觉悟低是一方面，大概也有这样一方面，就是士兵大都来自农村，本来就对城市人有一种仇视或嫉妒心理，开枪时真的朝人群开枪。但在波兰，在俄国，在罗马尼亚等，很难想象。在他们国家，军队可能会拒绝开枪，或者向天开枪。如果他们发生像1989年天安门那样的事件，必然会导致政府垮台，必然会导致共产党的大分裂。我们可以想象中国的解放军士兵已经不是1989年以前的士兵，他们觉悟肯定有了极大的提高。共产党可能要学习南韩，在对付示威群众时，放弃使用机关枪，而改为催泪瓦斯、水枪、胡椒粉和胶棒，最多使用橡皮子弹。
用“胡萝卜加大棒”来对付工潮，是共产党政权只能使用的唯一手段。这次辽阳工潮领袖被逮捕，就是要证实共产党政权决心镇压工潮，把可能形成的工人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进一步蔓延。最让共产党头痛的就是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的基本生活，所以共产党也不得不采取措施。一方面继续打击官员的贪污腐化，另一方面动用大量的财政资金，解决失业工人的救济。多维新闻社原引香港《文汇报》消息说，中国国务院总理朱熔基最近透露，中央为保障城市贫困线以下的群众生活，下了大决心，中央财政拨款今年比去年翻了一番，达到四十六亿元。同时，朱熔基痛责地方官僚腐败，漠视城市下岗职工问题。这里暗示，失业工人闹事是地方政府腐败的原因，政治改革迫在眉睫。
对于今后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工潮，从开始对生活保障的企求将会发展成为对政治的企求，如要求成立独立的工会组织等，共产党必定镇压。不管以什么方法镇压，都会一次一次引起共产党内部不同派系和观点的争拗，促使共产党在政治上进行改革，结果必将导致共产党的分裂。共产党的分裂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建立的前提。
2002年3月26日草
2002年4月4日修改(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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