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处理进入了正常程序，8月27日的《人民日报》第4版发表了署名裴智勇的文章《假如媒体缺席》。此文以近年来少有的勇气，通过评论媒体对频发恶性事故的及时报导，突出了媒体对 社会、对政府、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作用，强调及时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是媒 体的神圣职责和正当权利，更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论证了一个具有新 闻自由的社会，才具有能够及时进行自我修复的健全机制。
制造黑幕、控制媒体、剥夺民众的发言权和知情权，使舆论监督处在沈默和缺席的御用状态，一直是中共维持其独裁政权的主要手段，也是暗箱操作、腐败横行和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文最精彩的地方在于， 并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而是呼吁一种新闻制度的出现：“一种让媒体公正介入的秩序，一种让公众了解社会真象的秩序。这个秩序让社会具有更完善的自我修复机制，表明公民的知情权已受到重视，这无疑意味着社会进步。”
吊诡的是，今年以来，大陆媒体可谓灾难重重。中共的意识形态主管 部门对媒体进行了严酷整肃。《南方周末》、《书屋》、《当代名流》等知名媒体，皆遭到了釜底抽薪的整肃。中共还针对媒体下达了“七个严禁 ”的禁令。同时，严格的《互联网管理条例》使大量网吧和网站
受到严厉 的整肃。由于公开挑战江泽民的“7 1”讲话，在历次意识形态整肃中巍然不动的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也被停刊。改革20几年来， 从12年前的《世界经济导报》被强行取缔之后，受到整肃的一直是具有自由化倾向的媒体，被封杀的一直是自由知识份子。左派的舆论阵地受此重 创，在中共的执政史上实属罕见。反右、更要反左的口号，第一次有了个案上的突破。这说明了江泽民政权对舆论采取的完全是为我独尊的态度，无论左右，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允许任何人公开挑战他的权威。
一方面是对舆论界的严厉打压，让所有的媒体只发出一个声音：“7.1 ”讲话是伟大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是中共的第一喉舌《人民日报》提倡 新闻制度的创新；在这种悖论的深层隐含的现实是：媒体的监督可以针对 地方官吏，但是不可以针对中央；可以打擦边球式地揭露社会阴暗面和批评正统毛派，但绝对不可以讨论和质疑三个代表。一种由社会多元化而产生的言论自由的要求，正在顽强而策略地扩展自己的舆论空间。但是，决定这种“半吊子的言论自由”的生死予夺的权力，仍然紧握在执政党的手中。中共感到安全时就可以放一放，一旦产生权力不稳的恐惧时就痛下杀手。
大陆舆论界的这种尴尬处境，也明显地表现在这篇为新闻制度创新辩护的短文中。细心的读者可以注意到，此文虽然一再谈到舆论监督的必不可少，却刻意回避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媒体独立”等事关 舆论界生死存亡的关键字眼；虽然反覆提到媒体爆光对官员的制约作用，却完全站在官本位的立场上，把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与提高党和政府的威 信捆在一起，绝口不提言论及新闻的自由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似乎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和揭露阴暗面功能与歌功颂德相辅相成，仅仅是“党的 喉舌”捍卫党的利益的另一种职责。
这种畸形的言论观和新闻观，不仅存在于中共的“喉舌”中，甚至也存在于民间和自由知识界。在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被整肃后，网上出现了大量幸灾乐祸的言论。特别是曾经遭受过邓力群等左王之苦的知识份子，更是喜形于色。虽然邓力群等左派在主管中共意识形态时 期，对自由知识份子的整肃决不会手下留情，整肃媒体和知识界是他们的日常功课。80年代的清污和反自由化就是铁证。但是，这一切并不能作为剥夺邓力群等人言论自由权利的理由。你可以不同意左派们的观点，不订阅他们的刊物，反抗他们大权在握时对言路的堵塞，但是你不可以在
他们的言论权利受到强制剥夺时沉默、甚至幸灾乐祸，更不能在自己拥有了某种权力之时封杀他们。如果有一天，大陆知识界在经历过种种磨难而争取到言论自由权利之后，就以封杀对手的言论来实施报复，打压那些曾经整肃过自己的人，那我们争取到的不过是言论独裁的恶性循环：以暴易暴 、以封杀对封杀、以剥夺对剥夺，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就永无出头之日。
虽然在当下的制度背景下，大陆自由知识界处在不断被整肃的境地， 不可能拥有封杀别人发言权的权力，剥夺左派们言论阵地的人也不是自由 知识界，而是现行当权者，但是，对老左王们被整肃的那种幸灾乐祸的心 态中，隐含着危险的：一遭权在手，便把禁令行。
无神论者伏尔泰曾经为异教徒受迫害大声申诉，自由知识份子必须为 一切被强制剥夺的发言权辩护。捍卫《南方周末》的新闻自由和捍卫《真理的追求》的发言权是等价的，正如捍卫一个罪犯在法庭上自我辩护的权 利和为一个蒙冤者讨还公道是等值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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