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創造空前絕後的「歷史精品」（一）

毛澤東炮製的歷史精品——「反右」與「文革」，堪稱空前絕後。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反右運動已過去好幾十年了，關於它在高層的檔案資料，仍像深宮裡的佳麗，未向世人展露自己的姿影，研究者不可能獲取第一手資料。雖然有過一些專著，很難說已經對反右運動作出了準確的總體把握。姚杉爾的《中國百名大右派》，據說是一部系統研究1957年右派問題的開山之作。這本書把我們帶回了那個產生夢魘的時代，產生悲劇的時代，產生童話的時代。該書名曰「百名大右派」，實際上只從外國人所列的百名大右派中挑出了25個右派給以評介，從而披露了中國知識份子心靈的痛苦，披露了中國知識份子人格的分裂，披露了中國知識份子人生旅程的坎坷。他說，在反右運動的高壓下，他們可以承認（大搞逼供，不承認行嗎？——筆者）自己「罪大惡極」，他們（其中有的是想用別人的血染紅自己的頂子，有的是為了掩護自己過關而出賣良心）也能揭發他人「罪大惡極」！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朱地的《1957：大轉彎之謎》和《1957年的中國》，給後人留下了很多當年有關的報刊資料。但是，他自己都承認，他的書只是對「決定」的詮釋。在我國，憲法可以修改，黨的「決定」和領導人的「指示」是不能「修正」的。正如歷史學家葉匡政先生說的，歷史只能是為「觀念」服務的工具。

不過，葉永烈還是在《反右派始末》一書的末尾質疑：「既然承認了作為一九五七年‘右派’核心的‘章羅聯盟’是不存在的，既然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份子’是錯劃的，發動‘反右運動’還有必要麽？」並說，「既然實踐表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份子’是錯劃的，那就證明‘反右派運動’是錯誤的。」但是，他還是不得不屈從於鄧小平的結論：「總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

有人研究過，當年站在前線指揮反右的總書記在其公開發表的著作中對這兩句話重複了九次。想必是放心不下，所以講了又講。到底「擴大」了多少？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右派份子總數為552877人，不予「改正」的96人。即使沒「改正」的都是地地道道的右派，小學生就算得出「擴大」了多少倍。有人說，這好比是把水坑擴大為池塘——湖泊——海洋。國民黨對付共產黨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沒想到共產黨為了整倒一個，寧可冤枉五千五百多個，也堅持不給右派平反，以顯示「反右本身沒有錯」。我很想重溫一遍總書記當年的反右動員令——「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不知為何沒把這篇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文獻收入他的「文選」。

葉永烈「用帶淚的筆」寫下的《沈重的1957》，回顧了當年名震中外的八個大右派「遭遇了不應遭遇的厄運」。葉先生用大量的事實證實了他們不但不是牛鬼蛇神，而且還是中國出類拔萃的知識份子。歷史被顛倒了，原本的左派，竟成了右派！他說：「歷史最誠實，歷史也最無情。‘一時強弱在於力，千秋勝負在於理。’」「歷史是個怪物，近看看不見，遠看反而看得清。」「歷史使一切事物，都還其廬山真面目：善即善，惡即惡，美即美，醜即醜」。1957年眾口一詞稱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典型理論」——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和儲安平的「黨天下」，今天重讀那些建議的原文，哪有「反骨」可言？要說他們的建議有什麽「錯誤」的話，那就是過早地跑在歷史的前面，跑在時代的前面！敢說、敢為、潑辣、正直的著名女記者浦熙修，只不過因為是羅隆基相處十年的「親密朋友」，也成為反右鬥爭的烈焰噴射的目標，被說成是「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民盟右派系統」的女干將。她在肉體與心靈的雙重痛楚中，不到六十歲就含冤離世！王造時重提「魏徵精神」，也落了個「自比魏徵，向黨進攻」的罪名。1941年4月13日，社會主義的蘇聯竟與日本侵略者簽署條約：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王造時等九人曾致信斯大林深表遺憾。王博士頭上又多了一頂「反蘇」帽子。「擁護蘇聯」還是「反對蘇聯」，可是區分香花與毒草的政治標準之一啊！「七君子」之一的王博士被整得家破人亡！新中國建立後，曾向世界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前俄國掠奪我國大片領土的不平等條約卻在例外。王博士在1941年就「反蘇」，當然罪在不赦！彭文應只不過建議用民主來制止官僚主義，建議新聞報導少點片面性，建議重獎發明創造，建議幹部政策要做到量才錄用、因才利用和有職有權，這竟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狀。他早在1932年就發表了《社會主義之路比較可通》，鮮明、強烈地主張中國應當走社會主義之路。1933年發表的《剿民乎？剿匪乎？》公開指責國民黨當局：「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極力消滅的，乃是信仰馬克思、服膺列寧的青年……」他面對反動政府的帶血的刺刀敢於發表「親共」的言論，而且見諸行動。共產黨的這樣一位難得的盟友、戰友、諍友，年僅五十八歲就被那些「左派」整死了！葛佩琦的一生就更離奇了，時而「正」，時而「負」，時而「紅」，時而「黑」，波瀾起伏，大起大落。他的形象不斷地改變著：三十年代——學生運動領導人；四十年代——黨的秘密工作者；五十年代——大右派；六十年代——階下囚(被判無期徒刑)；七十年代——特赦釋放人員；八十年代——老黨員（丁玲從1940年到1984年的遭遇也與他相似：肯定、否定，又肯定、又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到1984年才重新獲得1940年的結論：「忠實的共產黨員」。這44年中，有30年是戴著「反黨」「右派」「叛徒」的帽子度過的）。海外一家報紙曾發表評論說：葛佩琦作為共產黨的「特工」，國民黨想懲罰他而未成，想不到共產黨的監獄卻把他關押了十八年，（如果不是曾經受黨的秘密派遣當過國民黨的「少將督察」能享受特赦提前出獄嗎？）成了一宗大笑話！——不過，對此我並不感到驚奇。國民黨派大軍沒剿滅中共川東遊擊隊，共產黨執政後，不但把在艱難時期幫助過中共地下黨員的開明士紳廖某從縣中學拉回去鎮壓了，游擊隊的支隊長陳太侯也以「土匪」罪槍殺了，游擊縱隊司令員趙唯、中共川東特委委員盧光特、中共奉節特支書記王庸等一大批骨幹都被劃成了右派，還有一批戴著「階級異己分子」「歷史反革命」等黑帽受盡了煎熬——龐薰琴應《人民日報》記者的約請寫了一篇標題為《跟著黨走，真理總會見太陽》的文章，記者將稿子送龐教授所在單位黨委審查同意後才見報，該文又受到周總理的讚賞，沒想到，「跟著黨走」也成了反黨的罪行！這個赤誠的愛國者、進步的學者、革命的畫家，不但成了大右派，而且還定為「極右份子」！這八個右派，在五十多萬右派中所佔的份額雖不大，但具有代表性。

最近，聽朋友說胡平寫的《禪機：1957年苦難的祭壇》值得一讀。該書雖然沒脫離毛澤東1957年從「整風」轉到「反右」與1959年由「糾左」倒過來「反右傾」、1966年先誇海瑞精神後又批《海瑞罷官》一樣，都是「事出有因」的舊框，但從全書看，它並非完全是為「觀念」服務的工具。

毛澤東曾把「統一戰線」列為我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全國的民主黨派成員約6萬人，各級統戰工作部門的工作人員也有6萬人左右。可見其重視的程度。1957年反右運動初期，矛頭直指民主黨派頭目和起義將領：章伯鈞、羅隆基、許德珩、謝雪紅、龍雲、黃紹竑……當時我很幼稚，還以為民主黨派反蔣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要藉此把民主黨派這個花瓶砸掉。後來，我才知道，毛澤東認為，對地主、資產階級的革命完成後，主要任務是進行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革命，其對象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中說過：黨外知識份子中，中間派佔70%左右，左派佔20%左右，右派佔10%左右。作為毛澤東的好學生柯慶施，從他老師那裡搬來的一段話更精彩：中國的知識份子，用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作自我檢查，還常常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了。在毛澤東的精心策劃下，通過導演「鳴放」，下餌釣魚，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無限上綱，大搞株連，然後，或用歷史整容術，或用斷章取義，或用移花接木，或用指鹿為馬，或用「莫須有」，552877人被「劃」為「右派」（這是20年後官方公布的數字，據有人講，就是把各省的統計數字加起來，全國的右派份子已接近百萬——轉引自《禪機：1957年苦難的祭壇》。另據戴煌說，全國公職人員中被改正的右派是552877人。留下做「樣品」未予改正的右派加上不拿國家工資的大學生、民辦教師、工商界和民主黨派的右派，不下10萬。不戴帽子的內控「右派」也是數以萬計——轉引自《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社會上的反右鬥爭方興未艾之時，又把矛頭指向了「紅皮白囊」的黨內右派。

在我國，「計畫就是憲法」，每次運動都有整人指標，反右也不例外。層層黨的領導為顯示自己「革命」總是爭相超額完成。只有200多名幹部的司法部，劃的右派比例高達23%，也許是因為這個比例太觸目驚心了，後來赦免了一些工農出身的幹部，「貨真價實」的右派所佔比例仍有16%。新華社的記者、編輯中的右派佔18——20%，《中國青年報》編輯部劃的右派佔總人數的17%，《文匯報》駐京辦有10個人，有7個被打成右派，其餘3人列為「內控分子」。作協文學講習所第三期88個學員中有一半獲得右派封號。連毛澤東歷來情有獨鍾的解放軍也未能倖免，有7000多軍官被打成右派。《中國「左」禍》中提到，老紅軍蔡鐵根大校被劃成右派後，在日記中發過牢騷，文革中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據胡平調查，文明有遺亡的角落，在中國，凡涉及整人的運動，不但不會有遺忘的角落，而且越是文明程度低的地方，整起人來越是激烈。安徽山區某小學共有30多個教工，校長費盡心思才完成抓5個右派的任務。而我縣一所高寒山區小學的校長革命熱情就高得多，一口氣就揭發出了5個右派。那時，對反右消極的領導，也會大難臨頭。時任人民大學黨委常委的李新在《反右親歷記》中提到，高級黨校校長楊獻珍研究了大半輩子馬列主義，卻沒弄懂毛澤東思想，他就不贊成「引蛇出洞」的策略，沒完成抓右派的指標，因而遭到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責難。劉說：你站在右派的立場，怎麽能查得出右派呢？鄧說：我看你就像個右派！於是，令高級黨校重新開展反右鬥爭。該校重新反右時，楊獻珍靠邊了，黨委常委們在研究給楊獻珍扣右派帽時，都認為楊為人不錯，又是他們多年的領導，就把楊的秘書馬鴻模弄來當了替罪羊。隨後，楊也被調離高級黨校。中央廣播局副局長、局黨組成員、對外廣播負責人溫濟澤就不如楊獻珍幸運了。黨委辦公室負責人提醒他：按平均5%計算，他負責的部門打的右派還沒滿額。不識時務的溫濟澤卻說：「如果有6%，我不會放過；如果沒有5%，我也不能硬打。」結果，在反右基本結束11個月之後，溫濟澤在1958年10月中央司局級幹部「反右補課」時被補為右派，並揪出了以他為首的「反黨小集團」。與溫濟澤遭到同樣命運的，還可舉出很多。時任中共「八大」代表、中直機關黨委副書記、中宣部秘書長、中宣部機關黨委書記的李之璉和中宣部機關黨委副書記黎辛，只因在審查丁玲的「歷史問題」時，沒按周揚的意圖辦，也被誣為「美化叛徒」，「充當右派和反黨分子的保護人」，於1958年8月被定為「李之璉、黎辛反黨集團」，並宣布李之璉為「極右份子」，黎辛為「右派份子」，機關黨委另兩位副書記張海和崔毅也受牽連被定為「反黨分子」。據李之璉說，在全國範圍內，凡實事求是地說過丁玲好話的人，或定為右派，或定為反黨分子，或作為犯嚴重錯誤，都一一受到處理。韋君宜在《文壇反右風濤》中說，歷次政治運動被整的人還允許複查甄別，而反右，中央特發通知，凡劃右派者，申述要求翻案，一律不得受理，連重新翻閱一下檔案、看一看處理輕重也不允許。

毛澤東在1957年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裡提供了一個數字，那時全國有包括高小、初中畢業在內的知識份子500萬人，用官方公布的55萬右派兩個數字計算，小學生也算得出右派所佔比例是多大。那時還規定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若把工農中的高小、初中畢業生剔除，這個比例會更大。胡平教授在他的書中有這樣一段感言：毛澤東對人性、人道主義、人的價值可以像芥末一樣忽略不計，被其稱為「戰友」「同志」的鄧子恢、彭德懷的命運，都會被搓揉得狼狽不堪，乃至慘不忍睹，更遑論毛澤東眼裡上不沾天，下不著地，只配冠之以「樑上君子」的中國知識份子！

毛澤東在1957年的那場政治足球場上，叱吒風雲，無論怎樣踢，都怎樣有理。他欽定了「章羅聯盟」，雖然大家都知道「章羅聯盟」是「莫須有」的，但誰敢說二話？只有羅隆基不識時務，還給瀋鈞儒寫信自辯：「我的良心告訴我，‘章羅聯盟’這個罪案對我來說，絕對沒有事實根據，是極大的冤枉。這個冤案的真相，今天不能明白，將來總會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後總會明白……」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文件的結論是：「‘章羅聯盟’在組織上應肯定其不存在，但在作為資產階級右派政治勢力的代表的意義上仍應認為存在……」早年是「欽定」，後來又「認為」，於是就棺蓋論定了！所謂「聯盟」，從來都是指的組織上的聯盟，既然「‘章羅聯盟’在組織上肯定其不存在」，又憑什麽「仍應認為存在」？當年參加了撻伐「章羅聯盟」的千家駒先生在1986年10月紀念羅隆基九十誕辰的座談會上，深感自愧，激動地說：「‘章羅聯盟’，千古奇冤！」

羅隆基也太固執了，那年代，要整你，即使不給你加任何罪名同樣可整得你家破人亡而又無處伸冤。我們縣有一所中等學校，1958年處理右派份子時，順帶將4個不順眼的老傢伙（他們憑經驗，會上只說好聽的，所以沒被劃成右派）清除（當時叫「除四害」），兩個送勞教，兩個送農業社監督改造。會上只公布了他們的履歷（既是老傢伙，即使其中有的還曾是地下黨員，都可從歷史上找出不乾淨的痕跡。至今我還記得，歷史教師劉某的「歷史問題」就是解放前在某市拿脈處方，為地主、官僚服過務），並沒宣讀罪狀。勞教的還多活了幾年，到農業社的兩個不久就餓死了。接著，又開除了好幾個學生。我記得其中一個共青團員，頭天批別人還很積極，第二天突然被揪出批鬥。其罪狀是「侮辱」毛主席：政治課教師發現他在考試答捲上將「毛主席」寫成「毛王席」——據看過那張答卷的人後來說，答卷的字寫得潦草，「主」字上頭那一點下筆較輕而已——校長當場宣布將其開除，並派人押送回農業社監督改造。不過那些學生年輕體壯，20多年後，已是中年的他們終於獲得了平反。

朱地在《1957：大轉彎之謎》中說，不少人在研究1957年這段歷史時，都認為，毛澤東是在5月中旬作出大規模反擊右派的決策的，其標誌就是他在此期間所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而此後的開門整風，只是打著揭露和清除黨內「三風」（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幌子來「製造」右派。

毛澤東在《事情正在其變化》一文中指出，「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還提出，「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5月16日，毛澤東為黨中央起草了《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中又主張：「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6月6日，他為中央起草的文件明確指出，今後的整風，要用大鳴大放的方法加緊進行。並指出，反右「是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戰爭和政治鬥爭」，要求各級領導將本單位人數按照左中右排隊，使自己心中有數。6月8日，他起草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其中將「引蛇出洞」列為反右派鬥爭的主要戰術。6月19日，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經過多次修改後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內中特地增加了六條政治標準，使之成為反右的武器。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開青島會議，進一步部署反右鬥爭，毛澤東在會議期間寫成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一開頭就寫道：「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8月1日，中央又發出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繼續深入反對右派份子的指示》，要求「深入挖掘」右派。這個指示下達後，「釣魚」戰術，或曰「引蛇出洞」戰術，或曰「誘敵深入」戰術（設圈套誘人陷入落網），得到了進一步發揮。李新在《反右親歷記》一文中就多次提到，他曾奉命在新聞系主持召開北京新聞界座談會，以「引蛇出洞」，連繫主任安崗也不知其意圖。若不是他多次示意阻止其發言，安崗肯定成了右派。他很遺憾，沒能阻止他的戰友、著名女記者彭子岡發言，害她遭了大難！對此，他一生都感到內疚。他還透露當年人民大學的《人大週報》為了「製造」右派，竟使用篡改別人發言，捏造發言內容等手段。

自從中共中央提出「雙百」方針後，以揭露批判現實生活中一些不良傾向為題材的文學作品逐漸多了起來。先有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後有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毛澤東對這些作品都作了相當高的評價。報刊上也發表了一些批判「三風」的雜文、諷刺詩和漫畫。毛澤東看了題為《搖頭》的諷刺詩後，極力稱讚，並希望多有一些這樣的作品。朱地說，毛澤東早就指出過，「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過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1957年開門整風中的文學作品，是當時開展自由批評的一種重要形式。誰曾想到，剛剛受到毛澤東讚揚的王蒙等作家、藝術家，轉眼間也成了居心叵測的右派。一大批知識份子為之嘩然：「你們出爾反爾，豈不是陰謀麽？」想不到毛澤東倒也坦然：「這不是陰謀，這是陽謀！」天真的知識份子有幾個能識破那些陰謀、陽謀、詭計、巧計呢？記者戴晴在一篇作品中寫道：「黨號召大家講話，號召鳴放，號召大鳴大放，號召——用15天之後的語言——他們‘猖狂一時讓他們走到頂點’！」1980年，周揚在中央黨校的一次報告中說：「我們搞雙百方針搞了20多年，人家把你看成是釣魚，毛選五卷講了很多……現在我們還是這麽宣傳。可是人家不相信，他有經驗主義，認為‘鳴’‘放’就是釣大魚。」

胡平對陰謀與「陽謀」作了比較：陰謀，尚需提心吊膽、囁囁嚅嚅、左顧右盼，而「陽謀」，因為有權力的強有力支撐，則能大張旗鼓、振振有詞、一意孤行。陰謀，只能造就一個罪惡的小集團，而「陽謀」造成的是這個國家大面積的道德滑坡……歷史收下了幾十年的春華秋實之後，還很難說人們已經走出了1957年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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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往事微痕》第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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