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期,一篇頌揚朱德艱苦樸素精神的文章——《朱德的扁擔》被編入了小學教材。然而,在十多年之後的1967年2月,學生們過完寒假回到學校後發現,同樣一篇課文,已經換成了《林彪的扁擔》。無數的「紅小兵」們又開始在這篇課文中學習林彪的艱苦樸素的精神。
僅僅數年之後,林彪事件發生,教材又悄然換回了《朱德的扁擔》。一根扁擔,就這樣隨著政治風雲變幻而不斷發生換位。這是對常識的褻瀆,還是對現實的嘲諷?
雖然這個故事是出現在語文課本,但從來以課本和老師的話為金科玉律的孩子們,如何去辨別虛構與真實呢?
教材之於一個人的意義,遠不止於普通的書籍。教科書中的內容成為一種先驗的常識和固有的知識框架,而被不假思索接受下來。由此出發,這些常識成為我們認知這個世界的起點和原點。
然而,一旦常識出現問題,則後續延展的知識無論是在邏輯上,還是在結果上,都會出現偏差。
因此,學者謝詠指出,教科書的編纂,一般來說有國家強制特徵,這是教科書編纂的通則,因為它可以保證知識傳播的國家意志。
而另一方面,教材本身由此面臨著諸多悖反。其一,它試圖提供一種「標準答案」,而這種答案,卻時常隨著人們的認識的深化,或者主流意識形態的變化而變化。其二,作為一種「標準答案」,它無法展現出我們對歷史認知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作為一種高度「濃縮」的規範化知識,它遠不足以展示我們經歷的過去的豐富與多彩。
因此,1995年,美國學者詹姆斯·洛溫寫了一本書,名為《老師的謊言——美國歷史教科書中的錯誤》。他在序言中出語驚人:「實際上,歷史是唯一一門讓學生學得越多就愚蠢的學科。」
他發現,「美國人既對自己國家的過去感興趣,卻又飽受著他們中學美國歷史課程的折磨。」那些充斥於課本中的謊言與偏見,有人總結為虛構之說、片面之詞和掩飾之計。而這些,大多來自於沿習已久的認知誤區和基於某些冠冕堂皇理由——最常見的是愛國主義——而有意的修飾。
在《老師的謊言》中,洛溫告訴人們,不必擔心真相會引起混亂;最危險的,是對真理與良知的麻木,以及對思考惰性的習慣。「我們需要培養所有階級、所有種族背景以及不同性別的美國人都能掌握歷史的力量——即用自己關於過去的理解去激勵和證明自己當前的行動。這樣,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一個國家,美國人都將從歷史中獲得嚴肅的教益。歷史不再只是令人厭倦的‘殭屍’」。
那麼,逐漸長大的我們,究竟該以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去審視那些我們從小到大,認為理所當然的「常識」?
我們能做的,只有回顧常識,回到起點,重新見識歷史豐富多彩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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