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期，一篇頌揚朱德艱苦樸素精神的文章——《朱德的扁擔》被編入了小學教材。然而，在十多年之後的1967年2月，學生們過完寒假回到學校後發現，同樣一篇課文，已經換成了《林彪的扁擔》。無數的「紅小兵」們又開始在這篇課文中學習林彪的艱苦樸素的精神。
僅僅數年之後，林彪事件發生，教材又悄然換回了《朱德的扁擔》。一根扁擔，就這樣隨著政治風雲變幻而不斷發生換位。這是對常識的褻瀆，還是對現實的嘲諷？
雖然這個故事是出現在語文課本，但從來以課本和老師的話為金科玉律的孩子們，如何去辨別虛構與真實呢？
教材之於一個人的意義，遠不止於普通的書籍。教科書中的內容成為一種先驗的常識和固有的知識框架，而被不假思索接受下來。由此出發，這些常識成為我們認知這個世界的起點和原點。
然而，一旦常識出現問題，則後續延展的知識無論是在邏輯上，還是在結果上，都會出現偏差。
因此，學者謝詠指出，教科書的編纂，一般來說有國家強制特徵，這是教科書編纂的通則，因為它可以保證知識傳播的國家意志。
而另一方面，教材本身由此面臨著諸多悖反。其一，它試圖提供一種「標準答案」，而這種答案，卻時常隨著人們的認識的深化，或者主流意識形態的變化而變化。其二，作為一種「標準答案」，它無法展現出我們對歷史認知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作為一種高度「濃縮」的規範化知識，它遠不足以展示我們經歷的過去的豐富與多彩。
因此，1995年，美國學者詹姆斯·洛溫寫了一本書，名為《老師的謊言——美國歷史教科書中的錯誤》。他在序言中出語驚人：「實際上，歷史是唯一一門讓學生學得越多就愚蠢的學科。」
他發現，「美國人既對自己國家的過去感興趣，卻又飽受著他們中學美國歷史課程的折磨。」那些充斥於課本中的謊言與偏見，有人總結為虛構之說、片面之詞和掩飾之計。而這些，大多來自於沿習已久的認知誤區和基於某些冠冕堂皇理由——最常見的是愛國主義——而有意的修飾。
在《老師的謊言》中，洛溫告訴人們，不必擔心真相會引起混亂；最危險的，是對真理與良知的麻木，以及對思考惰性的習慣。「我們需要培養所有階級、所有種族背景以及不同性別的美國人都能掌握歷史的力量——即用自己關於過去的理解去激勵和證明自己當前的行動。這樣，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一個國家，美國人都將從歷史中獲得嚴肅的教益。歷史不再只是令人厭倦的‘殭屍’」。
那麼，逐漸長大的我們，究竟該以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去審視那些我們從小到大，認為理所當然的「常識」？
我們能做的，只有回顧常識，回到起點，重新見識歷史豐富多彩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