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位，他在位時間一共是54年，在他去世之後，人們對他有各種評價。 這裡我想列舉幾位歷史學家對漢武帝的評價：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概括漢武帝的事跡用了"內修法度，外攘夷狄"這八個字，即對內建立了有關治國的制度與方略，這是漢武帝在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貢獻；對外用戰爭的手段開疆拓土，漢武帝時期奠定了中華帝國版圖的主體部分。
《漢書》的作者班固曾經比較了西漢的幾個皇帝，他說漢高祖劉邦是"撥亂世反之正"，也就是結束戰亂，重建一統；說漢文帝和漢景帝（也就是漢武帝的祖父與 父親）是"務在養民"，就是"與民休養生息"，讓社會經濟迅速得以恢復與發展；而說漢武帝則用了"雄才大略"這四個字。
近代著名歷史學家夏增佑先生說，"武帝時為中國極強之世，故古今稱雄主者，曰秦皇漢武"，他還說，歷史上有的皇帝是一代之帝王，比如漢高祖劉邦；有的皇帝是百代之帝王，比如秦始皇和漢武帝。所謂百代之帝王是說他的歷史貢獻與歷史影響並沒有因為他的朝代結束而結束，他們所產生的影響延續到此後很多代。漢武帝的歷史影響，2000多年依然在方方面面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漢武帝是一個在歷史上作出了傑出貢獻、對歷史有深遠影響的人物。
漢武帝即位後繼承了"文景之治"的所有遺產，並選擇了推行改革，希望為後世開創出長期沿用的治國制度
漢武帝即位的時候，漢朝已經建立了60多年，經過漢文帝與漢景帝的苦心經營，西漢前期的政權穩定下來，歷史上把這一時期稱之為"文景之治"。應該說漢武帝即位的時候繼承了"文景之治"給他的所有社會遺產--有的是漢武帝文治武功的重要前提與保證，有的則是有待突破和開拓的。
我先說漢武帝即位的時候對他有利的一面。
第一是社會經濟得以迅速地恢復與發展，國家和民間的經濟力量有了明顯的積聚和提升。漢朝立國之初，經過多年戰亂，經濟很困難。司馬遷記載說"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就是貴為天子也沒有辦法配齊四匹同樣顏色的馬來駕車，而大臣們甚至找不到馬匹，要乘牛車出行。經過"文景之治"，漢武帝即位的時候全國的經濟形勢好多了。司馬遷同樣記載說"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就是國庫裡面的錢因為長期沒有動用，所以拴錢的繩子都腐爛了，要想清點一下國庫裡有多少錢，居然數不清。而國庫中的糧食，多到了"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的地步，也就是說每年都有新的糧食入庫，而舊的糧食沒有動用，所以糧食都爛在倉庫裡不能吃了。大家知道，中國古代是一個農業國家，衡量國家經 濟實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就看兩項指標：一個是國庫中錢積累多少，再一個就是糧食積累多少。顯然，這個時期西漢王朝是較為富裕的，而且這個時期老百姓的生活也富裕了。有這樣一個細節，當時民間聚會，人們騎著的馬匹一定是公馬，如果誰去參加聚會騎的是母馬就會感覺沒面子。這與西漢初年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第二是當時的社會比較穩定，政治比較清明，西漢政權得到了老百姓的擁戴。西漢立國以後，統治者非常注意總結秦王朝滅亡的教訓，採取了休養生息的一系列政 策，減輕賦稅，得到了百姓的擁戴。另外在法律制度上陸續地做了許多改革，重點是廢除了幾個最不得人心的法律，比如說挾書律、誹謗罪、妖言令等等。這使得民間與官府的溝通進入了一個良性的狀態，老百姓對官府是從心底擁護的。有這樣一個記載，說當時皇帝有詔書要對百姓公布（詔書是由地方官來負責公布的），老百姓聽說後扶老攜幼，甚至不顧身體殘疾行動不便，趕到現場去聽地方官員傳達皇帝的"德音"。由此可見百姓對這個政權真的是衷心擁戴。
那麼，漢武帝即位的時候又面臨著文景之治遺留的哪些問題呢？概括地說，就是國家對於社會的控制能力對內和對外都呈現出一種弱勢的姿態。對內控制力弱，我們從兩個方面來看：一個是達官貴人僭越制度，有的諸侯王竟然敢僭越使用皇帝的禮儀規程，生活的腐化也開始流露出來；再一個就是地方豪強、遊俠橫行，政府不能有效地管理控制他們。對外控制力弱，特別表現在與匈奴的關係上，這時候還是受到來自匈奴的軍事侵略以及政治挑釁。當然，從漢高祖劉邦建國開始，漢朝就想用戰爭的手段解決來自北方匈奴的軍事威脅，但是失敗了，所以此後漢朝的統治者不得不為了邊境的大致安寧，而採取和親政策.其實所謂的和親就是不定期地給匈奴送上大批彩禮，贖買和平。可即便是這樣，雙方還經常有形勢緊張的時候。
這是漢武帝即位之初面臨的形勢。針對這樣的形勢，作為一個新的當政者，應該如何確定自己的統治方略呢？是繼續延用以前的政策，還是要進行大規模的改革？ 這個時候，真正有遠見卓識的人都意識到應該推行改革。最早明確對漢武帝提出推行改革的是西漢思想家、儒學宗師董仲舒。在董仲舒給漢武帝的一封對策中，他提到"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化"這兩個字合在一起，用現代漢語來說，最貼切的對應詞就是改革。董仲舒這段話的大意是，當形勢需要改革的時候卻不改革，這樣即便是有英明的人在位，這個國家也治理不好。所以漢朝從得天下以來一直就想要把天下治理好，但是現在也沒有完全治理好，原因就在於應該改革的時候卻沒有改革。董仲舒作為一個思想家、作為一個政論家,他給漢武帝提出這樣一個要求，實際上是站在了時代的最前沿，發出了一個時代的呼籲，那就是形勢發展到現在，必須要改革，改革才能真正把這個國家建設好。
漢武帝是一個有雄才大略的人，面對必須承擔的歷史難題，他是有足夠的承載力量的。到了晚年，漢武帝在總結自己一生的時候，講到了為什麼要有那麼多的改革之舉。他以回顧和總結的口吻講到即位之初面對的選擇："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他說漢朝政權剛建立的時候，處在草創階段，再加上周邊有外敵的軍事威脅，如果我不改變一些做法，後世子孫要想治理好這個國家就沒有可以遵循的法度。由此可見，在漢武帝心目中，祖父漢文帝和父親 漢景帝所作出的功業都不是根本大業，都是在緊急狀態採取的臨時措施，而他給自己定的歷史使命，是要為後世子孫創造出一套可以長期沿用的治國制度。因為有了這樣的想法，漢武帝登上歷史舞臺後，漢朝的政治局面為之一變，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漢武帝既然意識到必須厲行改革，那麼他就要從各個方面來推行一套新的制度。以下我從幾個方面來講漢武帝勵精圖治的改革措施。
尊崇儒術，確立國家的主導統治思想
首先是尊崇儒術，確立國家的主導統治思想。有歷史學家曾經說過這麼一段話：中國的政治統一完成於秦始皇，而中國的文化統一完成於漢武帝。為什麼這樣說 呢？在漢武帝之前，中國的歷史雖然悠久，但是沒有形成一個舉國上下共同認可的文化體系。漢武帝推行尊崇儒術之後，儒家學說作為全國上下共同遵守的一種價值體系，甚至作為國家統治者制定方針大略的基本依據，因此才說中國的文化統一開始於漢武帝。
那麼漢武帝用什麼方法推崇儒家學說？秦始皇曾經用焚書坑儒等暴力手段強制推行法家思想，最終卻失敗了，並沒有把大家的思想真正統一起來。漢武帝在這一點上遠比秦始皇高明。
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等人的建議，設置了一個國家最高學府--太學，在太學裡面講課的老師當時稱之為博士官。博士官在戰國時代就已經出現了，但當時的博士官並非只有精通儒術的人來充任。可在漢武帝時代，太學裡面所設置的博士官清一色選擇了儒家的經師--精通"五經"的學者才被選擇來做太學的教師。太學裡面唯一被批准使用的官方教材是儒家的經典。太學生從全國各地精選而來，在學校裡面接受的是系統的儒學教育，每年都有一次考試，只要其中有一部經典的考試合格了，就可以出去做官，考試成績特別優秀的可以留在皇帝身邊，做皇帝的親信、隨從，當時稱之為郎官。郎官儘管級別不高，可是能接近皇帝，有機會表現自己的才幹，從而得到皇帝的賞識和提拔。在漢武帝這樣的經營之下，儘管並沒有明確規定說大家不允許讀其他學派的學問，可實際情況是讀其他學派的學術，學得再好你也沒有施展才幹的地方，所以這種方式讓社會上有志於進取的青年學者都去學習儒家經典。歷史有這樣的記載，後來成為丞相的公孫弘，四十歲之前學的都是雜家之學，後來他意識到學雜家之學當不了大官，就改學儒術，果然就有機會展示自己的才幹，後來他成為白衣卿相的代表人物。
對於已經身在官場裡面的人，漢武帝用什麼方式讓他們學儒學呢？以前朝議的時候，其他各家學術觀點，甚至包括民間俗語都可以作為官員議論的依據，而漢武帝尊崇儒術之後，限定官員只能用儒家的經典作為回答問題的依據。這樣一來，在官場裡給儒學確立了一個特殊的尊崇地位，於是導致一部分已經身在官場裡面的人，即便原來並沒有真正學懂儒術，但為了取得一個發言的權利，也必須要學儒家的經典。漢武帝為了尊崇儒家學說的地位，還有意無意地把儒學經典賦予一種法律地位，甚至在一些特殊場合下，讓儒家的經典擁有超越於國家法律之上的地位。
我舉一個復仇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大家可能知道，儒學裡有一個公羊學派，特別重視血緣和倫理關係，所以對復仇給予了足夠的肯定，像"君子復仇，十年不 晚"、"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等等，都是公羊學派著名的論點。因為漢武帝尊崇儒術，包括復仇理論在內的公羊學派的這些觀點就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以抽象的方式，把有關個案匯總為一個"典型案例"，讓大家看一下漢代尊崇儒家經典到了一種什麼程度：有一個人，為報父仇殺了人，他到官府去自首。負責的官員說，你為報父仇殺人，是孝子，不能用國家法律來懲辦你。這個人卻說，我作為兒子復仇沒問題，可作為一個臣民殺人就觸犯了國法，哪能不懲辦呢？於是這個官員向上級報告，說這個案子懲辦就傷害了孝子，不懲辦就有虧國法，我只能辭職。這個案子報到朝廷，朝廷裁定殺人的是孝子，不應該受到懲辦，那個官員為了保證國法的尊嚴而辭職，也是好官，要再回來做官。其實官員們一看就明白了一個道理，這是一個官場遊戲，其精神是要尊崇儒家的復仇倫理之說。這讓大家意識到，在 特殊情況之下，做事可以不符合國法，但是不可以違背儒家經典。
當然，對漢武帝的尊崇儒術我們還得看到另外一面，就是漢武帝和董仲舒有所不同，作為儒學宗師的董仲舒有著強烈的儒家情結，所以他在上書要求漢武帝尊崇儒術的時候說過，凡是不符合儒家經典的學問都要由朝廷出面給以取締。而漢武帝是一個高明的政治家，只要對統治有利的學問就拿來為我所用，不太可能完全地、真正地只使用一門學問作為治國的方略。漢武帝本人一方面在很多場合標榜、宣傳國家是在倡導儒術的，但同時對於儒術之外的其他學問，他也在兼用。比如漢武帝時期張湯、桑弘羊這些著名的大臣，都是帶有法家思想傾向的人，並不是儒家陣營的人。不僅漢武帝如此，就是漢武帝所確立的國家基本統治方略，其真正的奧妙，通過漢宣帝的一句話就表現得清清楚楚：漢宣帝的兒子，也就是後來的漢元帝是一個真正喜歡儒家學術的人，他見到自己的父親對儒家學術不太尊重，就提了些建議， 結果漢宣帝很惱火地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這個王道指的就是儒家學術的體系，而霸道的所指和內涵非常清楚，就是法家的"治國之術"。漢宣帝的話使我們意識到，朝廷表面上尊崇儒術，實際上依然暗用法家的制度設計與思想資源，這是漢武帝及其以後的統治者慣常的一種統治方略。
削弱地方勢力，強化中央集權
漢武帝推行的第二方面的改革措施，就是削弱地方勢力。他所針對的地方勢力其實主要是兩類人，一類是諸侯王，一類是地方豪強與遊俠。
西漢的諸侯王國問題是從漢高祖劉邦開國以來就形成的。西漢立國後沒有效仿秦朝建立單一的郡縣制，而是採用了"郡國並行"體制--郡是郡縣制，國是封國 制。封國體制又分為王國和侯國兩級，王國和郡是同一個行政級別，侯國和縣是同一個行政級別。劉邦後來用約束、陷害乃至於殺害的種種手段，解決了異姓諸侯王的問題，但是在這當中又封了一批劉姓宗親王。所以漢初所確定的郡國體制既有中央集權制的一面，又有地方分權制的一面。漢景帝時曾發生過"吳楚七國叛亂"，七個劉姓宗氏諸侯王聯兵造反，到漢武帝這個時代，面對諸侯王勢力坐大的局面該怎麼處理呢？如果採取漢景帝那樣的"削藩"政策，很可能會導致新的諸侯王國的 叛亂。於是，漢武帝採用了一種高明的法律手段來削弱諸侯王的勢力--推行"推恩令"。
"推恩令"就是把恩澤推廣開來的意思。在推恩令推行之前，諸侯王國的王位傳承是按照嫡長子繼承的原則，嫡長子繼承他父親全部的領土，這樣就保證了一個諸侯王國領土的完整與國事的穩定。可是推恩令的用意恰好相反，是讓諸侯王從本國的固有領土中拿出一部分分給嫡長子以外的其他兒子，這樣，一個諸侯王國又分出許多新封的侯國，新成立的侯國不再隸屬於他父親原來的王國所有，而是隸屬於這個侯國所在附近的一個郡。這樣一來，即便是原來領土很廣大的一個諸侯王國，領土不斷地被分割，也很快會被削弱。那麼諸侯王是否意識到這是在割裂他的領土，因而不搞推恩呢？這也幾乎不可能，因為朝廷現在允許搞推恩，所有的王子都希望可以分得一部分封地，不會同意父王不搞推恩的。漢武帝利用這種人情世故，推行"推恩令"，即便有的諸侯王心懷不滿，也只能遵守朝廷新的法律制度，把自己的領土分裂成若干個侯國。
那麼，漢武帝又是如何懲治地方豪強和遊俠的呢？從戰國到西漢是中國遊俠最活躍的一個時期，一批大遊俠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甚至擁有崇高的威信。統治者要強化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而民間卻有一批有實力、有威望的遊俠，這是統治者所不願意接受的。但是，通過正常的國家法律程序懲治他們又很難，所以漢武帝用"酷吏"來對付這些人。
當時有兩種官員，從行政風格上分一種叫"循吏"(後世稱之為"良吏")， 還有一種是"酷吏"。這兩種官員最根本的區別是，循吏辦案是根據國家法律的，而酷吏根本不管國法如何規定，只按照皇帝的旨意辦事，當皇帝的旨意和國法的規定相衝突時，這些酷吏便把皇帝的旨意置於國法之上。比如說漢武帝要懲治某一個地方的豪強和遊俠，他就任命一個酷吏到那裡做地方官。這個酷吏完全清楚漢武帝的動機，所以上任之前先搞調查，把豪強與遊俠的情況摸得很清楚，帶著自己的私人武裝，一上任就靠私人武裝力量先把地方的豪強和遊俠抓起來，還沒等到被拘捕的人採取什麼應對措施，就把他們都殺了。酷吏就用這種特殊的手段為漢武帝整治地方勢力，所以漢武帝在削弱地方勢力方面做的事非常有效。
削弱丞相權力，強化皇帝專斷
漢武帝的第三項改革是削弱丞相的權力。漢武帝需要高度的集權，來做前人未曾做過的事情，而他本人的稟性在其中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一個獨斷專行的人。
西漢開國之後丞相擁有較高的實權和威望，這對於皇帝的權力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制約，這種制約對國家政權的良性運作本來是非常好的，所以從制度的角度講丞相 有實權是好事。但是如果丞相的權力過大，又碰到一些權臣或心術不正的人擔任這一職務，那丞相就有可能利用職權培育私人勢力，對國家的政治運作產生不良的影響。所以在古代專制體制之下，皇帝的權力和丞相的權力如何制衡，這一直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
當時有一個丞相叫田蚡，是一個外戚，政治才幹有限，但政治慾望很強。有一次田蚡入朝奏事，和漢武帝在一起談論任命官員的事，從早晨談到了太陽偏西，漢武帝很不高興，最後對田蚡說了一句話："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就是說你任命官員任命完了沒有呢？我本人也準備任命幾個官。皇帝和丞相之間話說到這種程度，由此可見漢武帝是非常不滿意丞相有實際的用人之權的，所以他要收回這樣的權力。那麼漢武帝是怎樣做的呢？
一是用制度建設的方法削弱相權，加強皇權。制度建設指的是漢武帝設立了一個事實上的決策機構，取代丞相的決策權。在西漢前期丞相是擁有決策權的，當時丞相有一個重要的同僚是御史大夫，丞相和御史大夫是朝廷百官的首領，遇到了重大的事情，是由朝廷的公卿集體討論決策，奏請皇帝同意的。漢武帝深知決策權的重要，就任用了一批文學侍從，這些人口才好，文章寫得漂亮，又願意在官場上一展身手，像嚴助、朱買臣、司馬相如、主父偃都是這樣的文學侍從。每次遇到了軍國要務要討論，漢武帝先和他們打招呼，讓他們做準備，對丞相、御史大夫卻不事先關照。到了朝議的時候，因為這些侍從之臣事先有準備，當朝廷的公卿大臣提出處理方案之後，他們就開始發言批駁，逐一把公卿大臣提出的方案給批駁倒。這樣幾次之後，朝廷的公卿大臣明白了，遇到什麼事情，皇帝的侍從都準備好方案了，只需要讓他們發言就可以。這樣一來慢慢由個案變成了慣例，由慣例變成了制度。於是一個新的決策機構形成了，被稱為中朝（又稱"內朝"），而在中朝和內朝形成之後，丞相和御史大夫為代表的朝廷百官公卿體系就被稱之為"外朝"，"外朝"只有執行的權力，這是一個重大的制度建設。
而漢武帝削弱相權的另一個手段就是殺人。漢武帝中晚年一共殺了五位丞相、六位御史大夫，這之後朝廷大臣們明白了，丞相表面上號稱是上承天子，佐理萬機， 實際上沒有任何的實權，弄不好老命還得搭上，根本沒有那麼高的威信。有這麼一個小故事非常傳神：漢武帝在殺了三個丞相之後，任命公孫賀當丞相，公孫賀嚇得跪倒在地，苦苦哀求皇帝收回成命。可漢武帝還是讓他接受任命。公孫賀當丞相後非常"懂事"，皇帝說什麼就照著辦，絕不提不同意見，可就是這麼一位丞相，在皇帝面前唯唯諾諾，最後也被殺了。他本人雖然沒有犯罪，可他的兒子犯罪了，受到了株連，被滅了族。就這樣，丞相沒了實權，朝廷大小官員只要看皇帝一個人的 臉色就成了--那是唯一可以主宰所有人命運的最高統治者。
對外開疆拓土 強化國家力量
漢武帝施行的第四個方面的改革是強化國家力量，對外開疆拓土。西漢立國以後，一直保持著一種相對低調的立國態勢，不願意輕開戰端，因為以西漢初期的國 力，無法支撐大規模的軍事戰爭需要的人力物力等軍費開支，所以寧可在匈奴咄咄逼人攻勢面前採取屈辱的姿態也不和匈奴開戰。而到了漢武帝時期情況為之一變。 漢武帝要通過軍事征伐的手段來擴大帝國的版圖，以解決邊境的軍事衝突，當然核心的進攻方向就是北方匈奴。
其實漢武帝發動的戰爭不光是打匈奴，開拓疆土在東西南三個方向也同時進行。對東方，漢武帝攻打了朝鮮半島，把朝鮮半島一個衛氏王朝給滅掉了，設置了四郡進行直接管理。對西方，漢武帝開通西域，其中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就是派遣張騫出使。當時經營西域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配合軍事上對西域的進攻，可是經營西域的實際成果卻遠遠超出了這個原本的軍事動機，通過經營西域，開通了絲綢之路，連接了當時東方和西方兩大文明中心，也就是漢朝帝國與羅馬帝國之間的間接聯繫的成立。特別是這條絲綢之路，成為當時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進行各種交流的有效途徑，絲綢之路的開通成為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在這裡我無法展開講，但是我們應該意識到，這個舉動對世界文明史的意義是何等重大。對南方，漢武帝經過多年用兵消滅了南越國，在嶺南設置了九郡之地，這是一片很大的區域。試想一下，如果沒有漢武帝的經營，可能中華帝國版圖的確立也許要有若干的變動。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家，她的版圖是在長期歷史演變中依次形成的，其中漢武帝的經營是至關重要的一個階段。當然為了這樣大規模的軍事征伐，漢王朝和及其統 治下的民眾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當時一個家庭中，常常是父子都上陣，或死或傷，女的被動員起來去守邊防，孤兒寡母在家裡，告苦無門，他們要給自己陣亡的親人祭祀都找不著親人的屍首，只好"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這是一種何等殘酷的局面。所以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我們也要看到。
選拔人才，監督官吏
第五個方面的改革應該講到漢武帝的用人和監察制度。漢武帝要做那麼多事情，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官僚體製作支撐。在西漢前期的60-70年裡，並沒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制度，而漢武帝時期經過努力形成了一個非常穩定的選官途徑，這就是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非常有名的察舉制度。
察舉制是朝廷規定地方和中央的高級官員必須定期、定額向朝廷舉薦人才。舉薦人才有各種名目，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就是孝廉(其本義是"孝子"、"廉吏")。 舉薦孝廉可以大量從社會底層爭取人才，這是漢武帝時期能夠創造出盛世局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漢武帝對察舉制度做了明確的規定，地方官不舉薦孝子，按照 "不勝任"的罪名給予處理；不推薦廉吏，按照"大不敬"的罪名給予處理。這樣就強制性地要求地方官必須給朝廷舉薦人才。所以察舉制度的確立，使得漢武帝能夠為他以及他的後世統治者明確一條合乎常規的用人正途，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另外還要講漢武帝用人的一個特殊手段。大家知道，要選拔特殊的人才，按照常規的方式不見得能選拔出來，所以漢武帝就用了一個特殊的手段--允許天下臣民給皇帝上書，就某一件當時國家面臨的重要問題提出見解，藉此讓皇帝認識你的才華，最後皇帝可以從中選拔一部分優秀人才做官。這種特殊選拔人才的途徑，在漢朝有個特定的稱謂，叫"上書拜官"。主父偃等三人，就是有一天同時到朝廷規定的場所遞交了討論政治問題的意見書，結果上午遞交進去，傍晚的時候皇宮裡就傳出旨意，召這三個人進見皇帝。漢武帝一見主父偃等三人說了一句話:"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這裡面表現出的求賢若渴，確實讓人感動。通過這樣的途徑，漢武帝用了一大批確實有真才實學的人出來做官。
對已經擔任了官職的人該怎麼控制，這就需要對官員進行監察了。漢武帝採用了很多方法加強監察，其中最重要的是創設了新的監察系統。他把全國劃分為13個監察區，每個區域由中央派出一個監察長官--刺史，每年出去巡視一圈，回來以後向朝廷報告在這個區域之內各級官吏的政績如何、政聲如何。根據刺史的報告,朝廷對相關官員給予獎懲。這些監察官的官職並不太高，這就是中國古代約束官員的一個方法--以小治大。
漢武帝為了有效的提升監察官的監察效果，制定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監察範圍，在當時被稱之為"六條問事"--六條裡面有一條是針對地方豪強規定的，其他五條全是針對地方官員及其家屬的違法行為訂立的。漢武帝還規定，刺史到了地方監察範圍只能在六條之內，你如果超出六條範圍之外，干預地方行政長官正常事務就叫越權，地方長官可以反過來彈劾刺史。這樣的規定就是怕監察官的權力太大了，影響地方正常政務的執行。
漢武帝還設置了一個特別的官叫司隸校尉，專門負責對京城的監察，監察的範圍上至皇后、太子，包括百官公卿在內，他可以一起監督。為了讓這個官有實權，漢武帝給了他許多特殊的權力，如：可以"持節"，可以自稱"使者"，其他官員都懼怕他，稱之為"虎臣"。這樣做就是要加強對京城範圍高官巨賈的監察效力。
漢武帝的改革還有許多方面，比如說經濟改革，他為了支撐長期對外軍事戰爭的需要，需要廣辟財源，所以他搞了經濟上的集權，採取一系列壟斷經濟的措施。這也是漢武帝建立一個強大政權的有機組成部分。
盛世光環下的社會問題
最後我簡單概括一下漢武盛世光環之下掩蓋的社會問題。
第一個問題表現在兵連禍結，百姓因此受盡困苦。漢武帝的軍事征伐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是極為明顯的。最大的問題就是戰爭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最終都要轉嫁到百姓的頭上，於是生活在漢武帝統治下的臣民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過殘酷。
第二個方面就是漢武帝窮奢極欲的生活，加大了政府的經濟開支，導致了民眾生活的困苦。漢武帝是非常喜歡搞大型土木建設工程的，他把原有的甘泉宮加以擴 大，又興建了建章宮、明光宮，規模都非常宏大。甚至建章宮、明光宮還有未央宮三個宮殿在空中建成了相連的閣道，漢武帝率領著他的一批後宮佳麗遊走其間，可 以不經過地面的道路，這是何等大的工程，要費多少人力物力。所以武帝時期的社會危機有的是屬於與國家有關的舉措，有的則是出於專制君主一人的私慾。
第三個危機是爆發在統治集團上層，表現的形式是戾太子兵變，這也是漢武帝晚年一個最大的政治慘案。漢武帝的太子被人誣陷，說他要用巫蠱之術來陷害皇帝， 結果漢武帝對他產生了懷疑。太子要面見皇帝加以解釋，皇帝根本不給他這樣的機會。太子在情急之下起兵來捍衛自己的生命，結果漢武帝下令征討平叛，一場長安城之內的上層軍事濫殺由此產生。當時幾千人被殺，朝廷百官牽扯其中的很多人，事後朝廷位置半空。在追查處理案件的過程中，各地又有上萬人被株連。這直接動搖了武帝后期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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