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執導的奧運開幕式上的秦皇大軍。Getty Images）
北京奧運到底會開成八八年的漢城奧運（啟動政治改革，邁向民主體制），還是開成三六年柏林奧運（煽動民族狂熱，強化專制）？前者沒有任何跡象；而後者已隨奧運火炬傳遞開始：它便是納粹奧運的翻版，其主軸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群體主義。而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價值將再次被淹沒，被泯滅。
柏林和北京這兩場奧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由專制政權主導，而且都用所謂"藝術家"為其拍攝宣傳，鳴鑼開道，用藝術手段給"黨國強權"披上耀眼的輝煌。在納粹德國，女導演萊妮．瑞芬斯丹（Leni Riefenstahl）拍攝的《三六年柏林奧運》，尤其是記錄納粹黨代會的《意志的勝利》，被視為法西斯美學的經典之作。在共產中國，當紅導演張藝謀，則以拍出推崇秦始皇以強權"統一天下"的《英雄》、《秦始皇》等和官方意識形態完全默契的影片，而成為共產文化宣傳的"紫禁城總教頭"，被欽定為北京奧運開幕式的總導演。
瑞芬斯丹和張藝謀雖然生活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但他們卻有很多相似之處，比較兩者的異同，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國納粹和共產主義的美學觀有多麼驚人的共性。
瑞芬斯丹的作品中，淋灕盡致地表現了她的法西斯美學。她用一連串的群眾吶喊、人群方陣、、旗幟海洋、紀念碑、遊行隊伍等整齊劃一的大場面，製造出一種秩序的威嚴、權力的崇高、意志的戰無不勝。齊刷刷、炮筒般高揚的納粹禮，把國家主義、群體主義、民族主義的意象，放大到美學的極致。在《三六年柏林奧運》中，奧運精神被置換成納粹精神；最應體現個人自由的奧林匹克，成了群體狂熱的法西斯英雄儀式。
美國有一評論家說，法西斯美學的特點是：對控制、服從、奮鬥、痛苦這四種特性的著迷。在瑞芬斯丹的鏡頭中，是領袖控制一切，人民服從國家，為日爾曼民族奮鬥，什麼痛苦都堅忍前行。因為他們相信群體主義的遠大目標是輝煌、壯麗的，是值得犧牲、獻身的。在瑞芬斯丹的鏡頭中，觸目皆是那種泰山壓頂般的群體陣勢，那種絕不可被挑戰的秩序，那種令個體不寒而慄的霸氣。
張藝謀在其執導的奧運開幕式上，也是極力鋪排大場面、大氣勢，大群體。那種整齊劃一、威風凜凜的秦皇大軍，那銅牆鐵壁、不動如山的方陣，渲染著不可挑戰、至高至尊的帝王權力。任何挑戰，任何異議，都會被萬箭穿心，被碾得粉碎。所有的臣民都驚惶、緊張、敬畏、恐懼，他們都是整齊劃一的螞蟻，毫無個體氣息的雷同道具。
在瑞芬斯丹的攝影機下，納粹手臂是統一的，軍靴邁進是統一的，旗幟和掌聲是統一的。在張藝謀的秦王大軍那裡，他用這種誇張的"整齊劃一"，造成一種視覺效果，形成"整齊之美"的震撼；而在這個震撼和接受"整齊之美"的過程中，就潛移默化得到一種心理暗示：一致性、一統性、一貫性，不僅有其無法挑戰的威力、威嚴，更有令人欣賞的絢美。在這種"整齊劃一"的美麗中，任何不同、任何出格，任何個性，都會因破壞這個 "統一之美"而令人無法接受。
這種表現群體意志、整齊效應、單一色彩的藝術手法，都清晰地展示出和法西斯意識形態非常吻合的觀念：那就是把"群體、統一"推到至高地位；而對"個體、獨特"則不僅蔑視，更要泯滅。
除了群體、整齊劃一之外，瑞芬斯丹喜歡拍體育場的宏偉建築、高聳的紀念碑等，因為這種意象更具崇高感、權威感；有法西斯美學所需的壯觀、神秘、權力三要素。而張藝謀則喜歡拍紫禁城、宮殿群，也是因為這種輝煌的建築，本身就是皇權的象徵。
對於瑞芬斯丹來說，德意志的強大，日爾曼的崛起，是高於一切的；而領袖則是國家民族的化身，"希特勒就是德國"。對於張藝謀來說，則是 "朕即天下"，天下高於一切。為了這個"天下"，即使血腥殺戮，導致千萬人頭落地，那個最終的勝利者都是"英雄"。
美國學者瓦裡納斯說，瑞芬斯丹就像是個現實版的二流的女性浮士德，給邪惡戴上美麗的面具。而張藝謀則是給暴君戴上英雄的面具，讓十三億中國人都永遠臣服，不配享有自由民主的羔羊。
（本文源自曹長青《張藝謀的法西斯美學 女版瑞芬斯丹》，有所刪減和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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