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記者」的生涯
第一次到小煤窯採訪，薛飛才發現在這裡有這麼多和自己一樣的「記者」沒有正式的記者證，只有記者站發的「工作證」或「採訪證」。
薛飛，大同市大同縣人，曾有100多天的「記者站記者」生涯，現在的身份是一個煤礦的出納。
2005年7月大專畢業後，薛飛在太原一家超市裡當過管理員，同年年底，在當地一家報紙的分類廣告裡，看到一條臭豆腐塊大小的招聘啟事，「國家權威媒體招聘採編人員若干」。
簡單的面試，拿到蓋有「××日報山西記者站」公章的工作證，薛飛跟另外一名同事一起派駐大同，號稱採編、排版、發行、郵寄為一體。
「沒有工資，只有20%的提成，完成得多，有獎勵。」薛飛苦笑，他們一年要完成的上繳任務量，至少是8萬。
2005年12月，他跟同事在大同新建北路上租了套一居的房子，月租500元，開始了他的「記者」生涯。
到大同的第23天，一家媒體記者站的同行約薛飛到天鎮縣一個剛剛出了事故的黑煤窯採訪。
這是薛飛的第一次採訪。沒錢買西服的他特意向同事借了一套，「那是淺色的，有些不合節氣」。
七轉八彎的到了小煤窯，看到眼前黑壓壓聚了一堆「記者」，薛飛發現自己事先的打扮完全多餘了。
有穿得挺鮮艷時尚的，但是大多穿得跟暴發戶似的，襯衣外面套件秋衣、裹件西服，再配條便宜褲子，幾乎是比較流行的裝扮。
「有個爺們手裡拿著個記者證，一身藍色工作服，褲腿上還都是油漆點子。」薛飛說。
後來，薛飛問同行知道這個自稱是一家省級媒體的記者，實際上是個剛上崗的發行員，他的主業是個裝修工。
那天，大家排著隊到礦上的辦公室裡領錢，「大約是兩三千吧，也有討價還價的，聽說要是有真的記者站站長來了，礦主就要放點血了，少說也要一兩萬。」薛飛說。
經歷此類事情多了，薛飛發現了其中的奧秘。他漸漸明白，去礦上搞收入，是個「技術活」。不在於你的真實來頭，甚至目的是否是採訪都不重要，因為大多的礦主不懂，而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送你走人。
「看你怎麼說，要根據礦主的個性，誰能說到點子上，可能就能搞到更多的收入，買個幾百份報紙之類的贊助更是不在話下。」薛飛說，他從來沒有張嘴要過錢，那樣他覺得臉熱。
薛飛開始感覺到，當初看來遙不可及的創收任務並不難完成。「你只要有個證件，再有個本地人陪同，最好跟政府沾點邊的，下去隨便找幾個煤礦掃一圈，一兩萬就有了。」到大同的第二個月，他創收了一萬多元。
當月，薛飛因「表現不錯」，被領導委以「新聞主任」的高帽，並授意薛飛，冒充北京總部來的記者，到大同下面縣裡嚇唬人，撈廣告贊助。
「我當時就知道，像我們這樣的人出了事，領導全然不負責任。」薛飛說，可當時他還是一口應承了下來。「在連哄帶騙的拉到8萬的廣告贊助後，薛飛被人告發。
最後，他花掉了所有的創收上下打點，最終平息了此事。
2006年3月，度過了一個連回家的車票錢都湊不齊的春節以後，薛飛結束了他的「記者」生涯。
記者風潮的引領者
「在大同活動的所謂記者至少有600人。」大同市新聞中心主任谷盛明曾多次對媒體說。
「正常情況下，真的假的，應該不會少於1000號人。」干了十多年記者站工作的李治軍說，這還僅僅是「常規人口」，不算偶爾趁亂渾水摸魚的「流動性人口」。
在李治軍的記憶裡，大同的假記者風潮，開始於2000年前後，而天鎮縣的一個農民賀文生，成為了這場風潮的引導者。
賀文生，最初只是個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後來當過村支書。2000年，他開始以《雁門關》雜誌駐大同通聯站站長的名義，從事「新聞曝光」活動。
那時，大多數礦主還不像今天一樣知道「看一下記者證」，賀文生很輕鬆就達到了獲取錢財的目的。
然後，賀文生的家人，幾乎都開始從事「新聞行業」。
賀文生在大同的名聲越來越大，他自己還培養出了不少「線人」，哪兒煤礦手續不全、煤窯出現事故，他都能得到線索。
「賀文生哪兒弄到的線索不知道，反正他鼎盛的那兩年，每天早晨，一堆的假記者排著隊到他租的地方去求線索。」李治軍說。
6年多，賀文生的身份一直在不斷地變化，他至少有5、6個各種記者站發的工作證或新聞採訪證，但干的活卻沒有發生過什麼變化，就是到下面礦上要錢。
2007年初，山西省各地市糾風辦、市新聞出版局發出公告，曝光36名涉嫌仿製和假冒記者證的假記者。
在距離大同不到100公里的朔州，賀文生在敲詐勒索礦主時被人揭穿，也是這36個被曝光假記者之一。
大同「圈裡」的傳言，這些年賀文生至少掙了500多萬。
「現在還沒有抓到他，聽說現在他不敢到朔州那邊去了，但是還是經常在大同附近的煤礦活動。」李治軍說。
假記者風潮
每個接到通知的人，一般會很快就趕到現場，這種「記者」能連續幾天來十幾撥，而這個消息的發布者就躲在離現場不遠的地方，等著收取「消息費」。
在多名當地媒體記者印象中，假記者從賀文生開始，已換了好幾茬了。但這些年，假記者撈錢的方式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一般是一個聽說哪個煤礦有問題，約倆人，包個車直接到礦上，一亮證件，礦主就看著辦吧。」李治軍說，一般礦主知道自己礦上手續不全什麼的，直接給錢打發走了事。
然後，得手的假記者就會馬上通知同夥或者是同行，讓大家一起來發揮「輿論監督」作用。
當然，這個消息不是免費發布的。每個接到通知的人，一般會很快就趕到現場，這種「記者」能連續幾天來十幾撥，而這個消息的發布者就躲在離現場不遠的地方，等著收取「消息費」。
「礦主不知道情況，又怕真被曝光出去因小失大，所以一般都會給錢的。」李治軍說，一般一個人從兩三千到兩三萬的價碼都有，全由礦主自己看著給。
當地幾名礦主均稱有以錢財「打發記者」的經歷。
「碰上一次出事就得給個十幾萬、幾十萬，多的時候花上一百萬的也有。」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礦主說。
這樣，只要一次得手了，發布消息的假記者，至少能弄到1萬多塊錢，碰上稀裡糊塗的「冤大頭」，一次能搞到10萬以上。
「有些派頭很大的，開著本田越野，挂北京的牌照，相機、手提電腦設備齊全，自稱是某某主任，還帶著秘書，一般秘書就是自己的親屬。」這樣一年下來，就能掙夠買車、買房的錢。
因為各種名目的假記者太多，真記者採訪也遭遇「名譽危機」。中國青年報的一名記者曾說，他在山西採訪時經常會遇到被採訪單位反覆核對身份的尷尬場面，當一切都核實清楚後，被採訪者多會很無奈地對他說：「實在沒辦法，是讓假記者給鬧的啊！」
風潮背後
「黑煤窯、煤檢站，只要捅了婁子，被抓了把柄，一般不管記者是真的假的，只要來了破財消災就是。」「‘窯主’們根本不在乎幾個錢，而當時煤礦事故報導產生的影響，確實嚇到了他們。」李治軍說，採煤業的不規範，尤其是黑煤窯和黑煤檢站的氾濫，提供了滋生假記者的土壤。
根據大同市官方的說法，這兩年大同打擊非法煤礦的力度是增大的。
但是大同民間的觀點，黑煤窯並沒有減少的跡象，官商勾結的各種版本的故事，也在民間廣泛流傳。
「剛開始的時候，礦主們也不懂這個，他們大多是經過政府裡的熟人指點，才開始這麼做的。」李治軍說，假記者成風、出錢擺平記者的風氣形成，跟一些頗有媒體交道經驗的官員有關。
據李治軍介紹，上世紀90年代末，礦難報導剛剛出現的時候，政府方面已經和媒體大量接觸，並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
根據《中國經濟時報》報導，有些所謂大腕記者吃兩頭，在這些吃「宣傳費」及「滅火費」的人群中，還有一小部分媒體從業人員充當起了違法違規企業和單位的顧問與「危機公關部長」，成了違法亂紀的「保護傘」，專門幫這些單位協調所謂的「社會關係」。
「‘窯主’們遇到問題，向政府熟人請教，很快就知道了拿錢擺平的辦法。」李治軍說，也有官員或者礦主找相熟的「大記者」支招，包括什麼樣的媒體怎麼接待、給多少錢，都是由記者策劃的。
2006年5月，太原市安監局腐敗案中，有5名局長落馬。一年內，山西境內7位安監局長深陷牢獄，其罪名大多為貪污、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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