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內地頻傳縣委書記、縣長濫權的鬧劇。陝西省綏德縣職業中學校長高勇，為追討國家對貧困生補助款去找縣長崔博簽字，由於縣長不理不睬，高校長由三樓跟到樓下，又在縣長上車要離開時，兩次打開車門，請他簽了字再走。結果，崔縣長沒簽字，高校長卻被教育局停職、又被公安局以妨礙公務決定拘留7天。
與崔縣長同樣大逞縣老爺官威的，還有山東省高唐縣縣委書記孫蘭雨。他因被網民稱為「孫爛魚」，下令拘捕三位網民，並在當地電視臺連續10日播出抓人新聞。事件曝光，輿論嘩然，孫書記、崔縣長自然難逃千夫所指，連一些官方傳媒都指摘他們濫用公權力。但是，這些縣老爺真的只是濫用公權力嗎？
首先，調動警察處理私人事務，已超越行政權力的範疇。只有封建時代的知縣那類七品芝麻官，集行政、司法、財政大權於一身，可如此為所欲為。孫蘭雨、崔博事件，說到底是中國權力體制的問題，司法不獨立，只是權貴的附庸。
其次，孫書記、崔縣長所擁有的權力能否稱之為公權力呢？他們的權力並非來自公眾的授權，即不是來源於選舉，而是來源於上級黨委的任命，是類似皇權的黨權。近期內地各省的省長、副省長變動甚多，也沒有一個是由下至上推選出來的，而是全部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委派、再讓當地的人大常委會舉手通過。這些高官擁有的權力，與其說是公權，不如說是黨權、私權。
更可悲的是，綏德縣長崔博出生於1968年，今年剛跨入40歲，還是大學本科畢業。外界常對60後（1960年後出生）的官員常寄予期望，相信接受現代教育的他們，能更有民主、人權觀念，但事實是，在中共官僚體制的大醬缸內，能出人頭地的，十有八九都已被染黑了。何況，崔博是在1989年6月，即「六四」屠城之際「火線」入黨，自然深得中共官制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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