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特殊性：建設憲政民主必須導入人格化成分
我在拙作《臺灣亂象反思：中國最適宜採用虛位元首制憲政政體》、《肯定康有為，重鑒百年史--對未來中國最佳政體的再思索》、《美國對外政策的歷史教訓》、《建設憲政民主制度不一定需要仿效美國政體》等文章中，先後以不同的篇幅、不同程度地論述了一個沈重的道理：
美國式的總統制共和政體是最不適合中國的政體。如果模仿美國式的總統制共和政體，中國不僅不能快捷地實現憲政民主，反而因為混亂而很容易再次墜入專制獨裁的黑暗深淵。
這，已經為民國的歷史所證實。
中國需要反思自己的歷史、特別是近代以來，胡亂求醫，以致於耽誤病情、病入膏肓的歷史。歷史以血淚告訴我們：中國需要追求美國所引領的人類自由民主的大方向，但在實現自由民主的方式上卻決不能模仿美國，因為中國今天脆弱的生態環境和社會已經不允許再折騰了，將來去共產黨化的中國，亟需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政體，以求最快捷、最平穩的建成憲政民主體制，將轉型的代價降到最低。
由於中共垮臺的必然和即將來臨，中國這次民主化轉型能否成功的最大問題越來越取決於在中共垮臺前精英人士能否找到一種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憲政民主政體。由於美國式的政體根本不適合中國國情，那些至今迷醉於美國的強大榮光的坐而論道的中國政治精英人士，應該以冷靜客觀的眼光重新審視中美之間國情的巨大差異，進而為中國民主化做一些切實有用的事才是，正如古話說的：
「與其臨淵慕魚，不如退而結網。」
由於中共的垮臺，很可能是突如其來的、地震式的垮臺，因此中國政治精英人士必須未雨綢繆--必須在中共政權崩潰來臨之前盡早拿出詳盡的體制轉型方案，要拿出這樣的方案，首先就要設計適應轉型需要的新政權，要設計適應轉型需要的新政權，就必須設計與中國相配套的政體形式，因此，就必須對政體問題進行充分的探究和思索，可以說，事前對政體形式思索的人士越多、思索得越充分，中國和平轉型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國政治精英人士不未雨綢繆，手頭沒有建設新國家的方案，在導致中共垮臺的突發事件中，相關政客只能是臨時抱佛腳、甚至病急亂投醫，中國大動亂的可能性相當大。
我在上述拙文中已經論述，中國之所以最不能採用美國式的總統共和制政體，直接原因是中國的國情、民情不具備任何實行共和政體的條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毫無自由民主的土壤，卻有著全世界最悠久、最深厚、最肥沃的反自由民主的土壤：除了共產黨黨文化以外，儒家主導的中國文化傳統中潛藏著大量的反自由民主的毒素，頑固而強韌地阻滯著中國得自由民主化進程。中國的這個獨特之處，使得中國的自由民主化要比許多國家遠為困難，中國要實現憲政民主，反倒比菲律賓、印尼或者黑非洲這些因為以前落後而沒有傳統文化包袱的國家更困難，中國沒能像前東歐國家那樣抓住1989年民主化機遇，看似偶然，其實偶然中蘊含著深刻的必然性；也因為中國的這個獨特之處，中國在建設憲政民主上沒有完整的、現成的外國例子可供仿效、借鑒、學習，現在的中國，學英、日的時機已失不再來、學法國缺條件、學德國缺素養、學美國想都別想......中國必須在堅持自由民主航向的同時，將對多個外國經驗的借鑒與本國的特殊性融為一體，這樣才能最大可能地爭取將中國這艘破舊大船平安地開抵憲政文明的彼岸，如果再像二十世紀那樣的瞎折騰，現在已經非常虛弱的中國注定落得國家解體、民族消亡的結局。
由於中國毫無自由民主土壤，在中共政權垮臺後，如果建立一個仿西方的民主政權，猶如在沙基上建高樓，注定很不穩固，中國將陷入類似當前伊拉克這樣的混亂當中，新的民主政權必將重蹈民國政權的覆轍。因此，在中共政權垮臺後，中國必須有一個穩固的、同時又能夠導向自由民主的政權，這樣的政權的政體必須得非常適合中國國情才行。那麼，這樣的政體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歷史上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政體當數君主制政體莫屬。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種種缺陷，並且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無能擔當自由民主的啟蒙大任，因此中國兩千年來走不出君主專制體制，到了近代整個社會全方位地落後於西方。許多中國人據此全盤否定君主制政體，這是非常偏頗的觀點，一則，在共和制民主政體產生之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採用的都 是君主制政體，君主制政體維持了人類社會的長治久安，這是不容否定的；二則，容易導致暴政的是君主專制政體，君主制政體中的君主立憲制，不僅同樣能夠實現憲政民主，並且往往共和制民主政體更加穩定，這已經為英國、日本及北歐國家的轉型歷史所證明。導致中國傳統社會走入死胡同的政體是君主專制，不能因為君主專制的惡果就得出君主制不適合中國的結論，事實上恰恰相反，正如古話說的：「解鈴還須繫鈴人」，中國唯有藉助君主制政體，才能夠最快捷、最平穩地實現憲政民主。
為什麼君主制政體特別適合中國國情呢？原因在於中國社會是一個沒有宗教傳統的社會，因此中國的主流民族沒有超越世俗權力的信仰，中國社會就特別需要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人格化的象徵，以起到凝聚民族、維繫社會和國家的樞紐核心作用。
如果沒有信仰，人的心智不可能長久健全，社會也不能維持；人如果沒有對神的信仰，就必然尋求對人、對物的信仰和崇拜。西方社會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礎上，現代西方自由國家的精神支柱是對上帝及其象徵物--自由、民主、法治的信仰，尊重法律就等於服從上帝，因此西方社會沒有「聖人」也能維繫。中國社會因為沒有宗教傳統，因此必須要有人格化的信仰和崇拜對象，否則因為信仰危機造成的道德敗壞遲早會導致整個社會的陷入大亂、乃至崩潰。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歷朝歷代，皇帝既是國家和民族的象徵，也是民族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象徵，「朕即國家」，忠於皇帝就是忠於國家、忠於民族；中國皇帝又是民族文化的象徵和意識形態的最高精神領袖，皇帝本人有可能文化不高，但卻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所謂「天地君親師位」的排序，皇帝（君）位列世俗世界之首，是以主流文化稱為「王化」，皇帝在指點江山的同時，同樣有權指點文化。中國傳統的儒家社會，居於國教地位的「儒教」，名義上的教主是被譽為「天地君親師表」的孔子，實際上教主是作為國家元首的皇帝，因為根據儒家的理論，皇帝是「天子」--天的兒子，其人格具有半神的性質，孔子雖然是聖人，卻仍然是凡人，因此皇帝要比儒家的「至聖」更高貴和神聖，孔子自己也說過：自己有忠於君主的義務，君主卻沒有聽從自己的義務。由於孔子是死人，當權的天子要比儒家的「至聖」更高貴和神聖，君主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因此近兩千年來儒家教義的解釋權一直掌握在皇帝手裡。
中國歷史上的這種隱晦的政教合一的君主政體，滿足了在沒有宗教傳統的情況下，維繫中國社會延續性的長久存在的需要。但在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傳統的王朝社會的法律並不具有契約性質，而是治民術的備忘錄，因此隨著中國傳統社會延續性的長存，中國社會重人格化的社會作用（人治），輕視法律和規章制度的傳統就非常根深蒂固，宗教對社會的影響力也更加困難、更加微弱。辛亥革命後，滿清政權這一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障礙已經掃除，但是基層中國法院系統建設卻非常困難，原因就在於此：縣長們普遍不明白法院的意義，認為法官是與自己「對著干」的人，因此抵制縣級法院建設；老百姓更不知法院為何物，受了害仍然跑到縣長那裡下跪喊冤；在明末時就開始向中國大力傳教的歐洲基督教，三百年來始終未能佔據中國主流精神領地的原因，這也是道教勢微、佛教在中國終究邊緣化的原因。
可以說，中國社會是一個人治傳統根深蒂固的社會，共產黨近六十年的統治，進一步加深和強化了中國社會的人治傳統，這種人治的土壤是最不適合移植美國式總統制共和政體的，客觀地說，在中國這種人治傳統的社會建設憲政民主要比許多國家困難，因為中國人文的土壤自身不能培育自由民主，如果不導入人格化的養分，這片土壤很難結出憲政民主的果實。
（中華合眾國籌委會執筆人：）曾節明 星期三 2007年9月12日下午 2:20:49http://www.boxun.com/博訊曾節明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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