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商人致函胡溫: 立即啟動縣市政改

作者:安徽省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及董 發表:2007-11-04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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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補充(安徽省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及董事長 鄭存柱):

在十七大結束後,我構思並寫作這封公開信期間,看到了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均先生的公開信。他也直言為「六四」、為「法輪功」辯護,他也直言呼籲政治體制改革。我很高興有這樣的同鄉。

安徽省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安徽人陳獨秀先生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黨人和第一任總書記。現在的胡錦濤總書記也是明清兩代享譽天下的安徽徽商的後代。全國人大的吳邦國先生是我的老鄉安徽肥東人。剛剛當選的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先生也是來自安徽。第一任和新一任的總書記是安徽人;安徽人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竟佔了三分之一,雖然只是一種巧合,但作為安徽人,我還是感到自豪和驕傲。

我更希望有更多的普普通通的安徽人士勇敢地站出來,向國家領導人進言呼籲,讓安徽和安徽人在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不可阻擋的歷史大潮裡,做時代的弄潮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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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啟動縣市級別的政治體制改革

作者:安徽省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及董事長 鄭存柱

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

你們好!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閉幕了。胡主席、和溫總理再次當選為執政黨的主要領導人,將再次為中國政府和人民服務5年。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的相關規定,提筆給你們寫一封公開信。作為1989年「六四」事件的親身經歷者,作為回國投資的外資企業的法人和董事長,也作為在海外民運組織的參與和知情者,根據個人的成長過程和投資經歷,根據我在海外所瞭解的民運組織的情況,向兩位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主要領導人提出個人看法和建議。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對於當代中國的發展具有特別的意義。它標誌著中國從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到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的轉變;標誌著中國領導人的產生機制從元老指定到程序產生的轉變。雖然胡總書記在報告中提到了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雖然溫總理也強調:「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成功」,但是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遠沒有上世紀八十年代開明、寬鬆。因為自1989年以來的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在幾次事件的決策失誤而造成的悲劇和冤案,沒有得到合理、合法的解決,使政治體制改革一直不能繞開這幾個不得不解開的死結,無法像經濟改革那樣突破瓶頸,取得世人矚目的發展奇蹟。

一、 阻礙政治體制改革的幾個死結:

1) 六四事件:

關於發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雖然歷屆領導人都強調共產黨已經做出了定性至今沒有改變,但是從「六四暴亂」、「六四風波」到「六四事件」的稱謂轉變,從中國媒體一直迴避並禁止「六四事件」的報導、回憶、研究和重新評價的呼籲,從香港和海外每年堅持紀念「六四事件」來看,共產黨對「六四」的定性,從來就沒有使大多數的中國人信服,時隔18年之後,也沒有信心對「六四」解禁,說明瞭共產黨本身也對「六四」性質有著特別的態度。從媒體的報導我們得知,每年都有黨政領導和各界人士提出重新評價「六四」的建議。但是共產黨是否有勇氣和信心來重新評價「六四」?

作為當年的大學生,我親身參與了「六四」。我只想從自己個人的思想和情感的經歷來敘述一下我所經歷的「六四」,作為無數個曾經參與其中的大學生的一個例子,供共產黨的領導人未來評價「六四事件」作為參考。

1982 年——1985年,我初中畢業後考取了中專,在安徽省肥東師範學校接受了三年的專業教育。在這三年裡面,我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教育,像絕大多數的同齡學生一樣,我在思想上積極要求進步,申請成為了中國共青團團員。胡主席,從您的個人簡介中我得知,1982年—1985年您正是我們團員和學生的最高領導——共青團書記和全國青聯主席。在您的領導下,我們學習張海迪姐姐、學習張華烈士,我們熱衷李燕傑、曲嘯老師的演講,接受共產主義的理想教育;我們以及我們的老師喜歡看根據王蒙小說改編的電影《青春之歌》,我們唱著《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在希望的田野上》、《金梭和銀梭》,憧憬著美好的未來。

在這三年裡面,我們也學習到「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學習了魯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我們把前輩學子的愛國行動和獻身精神作為我們學習的榜樣。我的世界觀在這三年裡面基本成型,如果沒有後來發生「六四運動」的話。

隨後的三年,我成為一名中學教師,在平凡而偉大的講台上教書育人,把自己學到的知識傳授給學生,也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傳授給學生。在這三年工作中,我開始接觸社會,慢慢認識到社會存在很多落後和不公正。我工作的所在地,老百姓把共產黨的鄉書記叫做「大老爺」;附近鄉的一個婦女主任可以協助當地貧困的單身男子買外地婦女做老婆;

在中考中,學校老師的子女或者親屬可以在考試的時候公開作弊,佔用普通學生的名額去讀高中雖然我開始看到這些書本上沒有的社會黑暗,開始思考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但是,依然堅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可以改變貧窮地區的落後面貌。這期間,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召開了,正式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知識份子開始公開發表獨立的見解,中國人民釋放出空前的政治熱情,參與學習、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共產黨也顯示出足夠的胸懷、充足的信心和強大的凝聚力。

1988年,我通過了成人高考,有機會到合肥市教育學院英語系進修。第二年春天,青年學子熱愛的前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六四運動」由此拉開了序幕。

回顧自己「六四」發生之前的教育經歷,我很「自豪」地說自己是共產黨教育出來的「好學生」,從小學一年級開始直到考取中專,我都是「三好學生」,常年擔任班長——班級的「最高領導人」,成為了「紅小兵」,後來是「少先隊員」、「共青團員」。像絕大多數的學生一樣,我們時刻準備著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曾經在網路上看到過一篇胡主席學生時期的應景文章,我們是受著相同的教育成長起來的,有著大致相同的思想觀點,理應對同一個事情有著相近的看法才對。

1989年的5月3日,安徽合肥,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當時的北京已經開始了學潮,但是內地的校園卻依然平靜。我清楚地記得那天上午,自己逃課坐在學校附近的安徽省圖書館看書,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天先看了龐龍的《寬容》,然後學習《中國共產黨黨史》,這是中國所有大學的一門必修課,也是研究生考試政治科目的主要內容之一。恰巧,

那天我借了一些黨史的參考書,大多數黨史開頭章節的主要內容就是介紹「五四運動」。那天的參考書裡面看到很多「五四運動」的細節和人物。看著看著,不禁情緒激動起來。明天就是「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紀念,難道我就這樣為了自己研究生考試,為了個人的前途讀書,背誦著「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來度過這個日子嗎?七十年過去了,

難道我們這一代學生還不如當年的學子嗎?只是讀書做個好學生,對得起當年的前輩嗎?這樣想著,偌大的圖書館裡面就沒有一個平靜的書桌了。我於是回到了學校,找到高年級的幾個同學一商量,決定5月4日我們要組織一次遊行,針對社會上出現的官倒現象、讀書無用論、領導子女特權、物價飛漲等問題,呼應當時北京學生的遊行口號,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一些建議和要求,作為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

隨後,我們開始書寫「合肥市十所高校‘五四’遊行」呼籲書,並分頭騎自行車把十份呼籲書張貼到安徽省教育學院、安徽大學、安徽科技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工學院、安徽農學院、安徽醫科大學、安徽中醫學院、合肥外語專科學校。呼籲書要求5月4日上午到安徽大學研究生宿舍旁的食堂前面集合,自帶遊行標語,自行維持秩序,從安徽大學遊行經過金寨路、長江路到省委、省政府門口,提交遊行請願書。

這就是我參與策劃、組織安徽省「五四」遊行的經過。也許我們的想法是不成熟的,但是從中還是看出我們憂國憂民的學生本質。

後來事態的發展無法滿足我們遊行的願望。當天深夜我們幾個組織者就被發現。學校和系的老師、領導分頭和我們談話,教育說服我們,我們幾個並不服輸,和師長們辯論。其實老師說服我們的理由,他們自己也覺得很牽強,說到最後就說:「我們一個小小的教育學院,在省裡都排不上號的無名學校,你們去組織遊行有什麼用?人家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有名氣,領頭才合適。」。我們的回答也很乾脆:「不是合肥教育學院使我們有名氣,而是我們學生將來也許會使合肥教育學院有名氣。」

老師們苦口婆心,總之一句話:作為學生,你們只要「一心只讀聖賢書」就可以了。其實,我們何嘗不想好好讀書,我們幾個遊行的策劃者,幾乎都在準備研究生考試,但是,我們多年受到的共產黨的愛國教育,使我們無法自私地只去讀書,而「兩耳不聞窗外事」。(我們其中一位王先生1989年就報考了清華大學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生,他後來去北京面試的時候,導師剛好在天安門廣場,他也就到了廣場。後來風雲突變,李鵬下達了戒嚴令,他從一個考生成為了一個敢死隊隊員。因為參與六四,他沒有被錄取。後來連續2-3年他都考出了高分,可是都無法就讀。最後辭職下海經商。令人高興的是,他前幾年再次參加考試,被內蒙古一個大學錄取,後來又提前考取了南京大學的博士生,終於圓了18年的博士夢!)

經過這次流產的遊行,我們也有點氣餒。我甚至真的接受了老師們的勸說,決定好好讀書,考上研究生,將來為自己謀一個好的職業算了,管她國家興亡,反正有「肉食者謀之」。

後來在遊行中有記者透露新華社《內參》,說安徽省委書記盧榮景平息了合肥學潮,受到中央表揚。

但是合肥的學潮還是來了。好像是5月15日前後,安徽大學學生發起了合肥市的遊行,當天晚上在合肥市政府前的靜坐,聲援北京學生絕食。第二天,學生繼續上街遊行並在中午時候到達省委門前。我們純粹是為了看熱鬧才去了省委,而且,我們的班級輔導員老師也和我們一起去了。到了下午,學生遲遲不願散去,要求和省委書記對話。這時候有一個省委秘書出面要求和我們學生商談如何對話,

要求推選學生代表。擠在前面的不少學生是在看熱鬧,開始往後退,沒有思想準備做學生代表。後來安徽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各推選了一名學生,但是人數不夠。這時候站在我背後的輔導員老師把我往前一推,說,你前一陣就要組織遊行,你就做學生代表吧。就這樣,我也被「推」舉成為了安徽省第一次和省委領導商談的三位學生代表之一,後來也就隨著學潮的發展而成為安徽省的學生領袖。

我記得我們當時提出的要求主要有:省委書記必須出面;要求電視直播。5月18日下午,在安徽省黨校禮堂,省委書記盧榮景終於出面和我們學生對話,雖然以技術限制為藉口沒有進行電視直播,但當天晚上的電視也基本上全程播報了對話過程,沒有進行明顯的刪減。

正當社會對安徽省的對話處理好評如潮的時候,第二天的5月19日夜,李鵬在北京黨政軍上大會的講話傳來了。我依然清楚地記得當天晚上學生們集中在合肥市政府門前。突然大喇叭開始廣播李鵬講話,早已組織好的各個學校的老師分頭到了自己學校的學生那裡勸說學生結束靜坐回校。很多學生委屈地哭了起來。我也依然清楚地記得自己的淚水無言地流淌著。我們學校的歷史系老師低著頭勸說我們:你們已經創造了歷史!請你們相信歷史!朱鎔基曾經也說,歷史會給我們正確的評價。

是的,我們相信歷史,從22歲開始相信歷史,一直相信到40歲的今天!

回到學校,學院的黨委丁書記親自陪同輔導員來勸說我:從今天開始,只要我不遊行,對以前行為一律不追究。

但是,我尊敬的丁書記,您怎麼能做到昨是而今非?難道共產黨不願意聽發自內心的真話,而寧願相信口是心非嗎?昨天我們還是愛國的學生,今天就突然變成了動亂分子?全國各界人民對學生的同情和聲援,各民主黨派領導和著名知識份子對共產黨的呼籲和建議,鄧小平先生不願意聽這些逆耳之言。不經過最高權力機關—— 人大的討論,一個快90歲的老人,

就通過非法程序決定了中國的命運和數百個年輕生命的毀滅、數百個家庭夢想的破滅。鄧小平先生自己曾經三起三落,經受了非法人治帶來的悲慘遭遇,但是時過境遷,他自己又通過人治的非法手段造成了更大的悲劇。他在經濟上開創了改革的新時代,但是卻又分別斬斷了自己的左膀右臂,把兩任總書記非法拉下馬。1997年鄧小平逝世的時候,我寫了一副對聯:

功過三七,小平聰明一世
是非六四,鄧公糊塗一時

為了表明自己不是反黨的動亂分子,而是一個愛國的學生,我當時就寫了一份「入黨申請書」,然後義無返顧,繼續參與組織合肥市的遊行活動,並帶領學生前往北京天安門。「六四」發生前夜,為了響應北京學生組織的呼籲,帶領部分學生回到合肥,準備等待萬里委員長回國召開人大會議,在法制的軌道解決學潮問題。誰知悲劇突然發生

6月5日的合肥,彷彿老天也在流淚!早晨的大雨沒有阻止同學們重新走上街頭,雨水掩飾著同學們臉上的淚水,掩飾著我們的悲痛和絕望。一切不復存在,共產黨10多年教育所形成的價值體系,頃刻間坍塌毀滅。

這是我「六四事件」的個人經歷。我相信當年參加學運的大多數同學,有著和我相同的思想和情感經歷。18年過去了,也許有的人已經淡忘了自己年輕時的這段歷史;也許進入了不惑之年,有更多的生活責任需要自己去努力、關注。但是每一個當年的參與者,經歷過「六四」的八九一代數千萬的學生,在他們每一個的心靈深處都埋藏著一個委屈,也埋藏著一個信念;埋藏著一個絕望,也埋藏著一個等待!

如今,18年過去了,「六四」依然是中國的一個禁語,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死結,是一個期盼以及期盼帶來的解放,是一年又一年的等待。


胡主席,溫總理,我們不是在等待「戈多」,我們是在等待一個清晰的結果:那就是共產黨可以拿出當年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反右的勇氣和氣魄,重新把散落了 18年的千萬顆心凝聚起來。我相信,大多數和我相同經歷的人,大多數帶著紅領巾長大的,讀著《中國革命史》成熟的當年的學子,都還在內心深處保留著這樣的期盼和等待。解鈴還需繫玲人。我們把這樣的機會留給中國共產黨,留給中國共產黨中的順應潮流,順應民心的領導者。

2) 中國民主黨事件

1998 年6月25日在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之際,浙江的王有才等人,根據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依法向浙江省民政廳正式申請註冊成立「中國民主黨」。在此 10年前,在臺灣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已經走在了共產黨的前面,解除了戒嚴,開放了黨禁,使2000多萬中國人從集權專制的封建陰影中走向了多黨民主的現代社會。中國國民黨也終於按照當初的「軍政、訓政、憲政」的規劃承諾,放棄了一黨專政,

開啟了憲政民主。中國民主黨的組黨嘗試,本來可以給中國大陸帶來一個政治制度革新的契機,如果中國共產黨願意象1949年執政之前那樣反對一黨專政,願意象中國國民黨那樣順應時代潮流而開放黨禁,願意遵照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而批准中國民主黨正式註冊成為一個反對黨,從外部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進行監督、批評,那麼,今日的中國大陸,也一定會像臺灣一樣,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一夫人」照樣要被起訴,「駙馬」也照樣要蹬監獄,我相信我們安徽省也不會出現一個貪污的副省長被判處死刑,上海市也不會出現市委書記、政治局常委因為腐敗而下臺。

如果中國民主黨可以合法成立,合法活動,那麼,目前各級政府的吃喝風、公費旅遊就不會屢禁不止。臺灣因為有政黨的互相監督,一些制度性的問題,比如「首長特別費」都會被揭發而審判,消除今後可能的腐敗根源。但是在中國大陸,「公費旅遊」等制度性的腐敗卻屢見不鮮。拿我們安徽省舉例,在安徽省檢察院系統因為使用虛假的邀請信出國公費旅遊的事件被揭露,

受到黨和政府相關部門的處理之後,公費旅遊並沒有減少,反而愈演愈烈。就在十七大召開之前的8月份,根據海外媒體報導,安徽省再次派出41名官員組成的龐大的公費出國團到美國進行所謂的考察。41名官員來自不同的地區和20多個行業,這樣的一個代表團,一定是省級單位「合法」組織起來的。但是這樣的出國訪問團,在海外媒體曝光之前,人民不知道他們的領導突然消失三個月去了哪裡;回國之後,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在美國的考察有了什麼收穫;這樣的「合法」公費出國,所合的「法」,就是制度性的腐敗,是腐敗到處蔓延無法根除的根本原因。如果

有中國民主黨作為反對黨存在,那麼這則新聞報導出來之後,中國民主黨就會向安徽省的執政黨——共產黨安徽省委質詢:是什麼單位組織了這樣的出國團?考察的目的是什麼?在虛假邀請信事件時候,這次的「合法」出國程序上有沒有相似的行賄受賄行為?民主黨在安徽省的各個地區也會分別詢問參加這個考察團的成員,比如安徽師範大學的化學與材料科學學院院長王邵武先生,您參加這個考察團使用的是什麼經費?是學院的科研經費嗎?您去美國考察的目的是什麼?您的考察給您的學院的發展帶來了什麼機遇和啟發?

如果有這樣的反對黨存在,如果有這樣的監督,就會杜絕絕大多數的公費旅遊,就會解決共產黨本身無數份紅頭文件所無法禁止的腐敗問題。

中國民主黨申請成立的宣言裡面說:

「中國民主黨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提倡以文明對話方式解決任何爭端和分岐,反對恐怖活動。

中國民主黨的宗旨是:實現直接民主選舉,建立憲政民主政治體制。建立政治分權機制。使政治權利互相制約,並確保其能進行良性循環,使任何個人和任何集團,都無法將權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實行軍隊國家化,徹底鏟除產生政治獨裁和政治腐敗的土壤,使中華民族徹底擺脫強權暴政。」

胡主席,溫總理,你們作為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一定非常熟悉這些文字。這些主張不就是當年共產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所提出來的主張嗎?不過民主黨的主張和共產黨唯一的不同是「非暴力」。民主黨不發動農民起義和武裝暴動,主張以對話的方式解決任何爭端和分歧。王有才先生不愧為當年的「六四」學生領袖,他把當年天安門廣場上

的主要的要求——「對話」作為政治遺產繼承下來。儘管如此,當時的總書記還是決定抓捕這些民主黨的倡導和註冊者,除了直接宣佈成立民主黨的各地負責人被以「違法」而抓捕判刑以外,連按照合法手續申請註冊民主黨籌委會的王有才等人也被抓捕判刑。這樣的情形,我們也非常熟悉,《中國共產黨黨史》裡面不是經常出現非常相似的場面嗎?只是歷史開了了太大的玩笑,當年被追殺被抓捕被判刑的共產黨人,如今成為了自己革命的對象,直接操起當年專制政黨的同樣的手段,使用當年的同樣的法律理由,抓捕、關押反對一黨專制的民主黨人。

作為認同中國民主黨主張的中國公民,我本人從民主黨申請成立起,就關注這個事件的發展,也寫文章評價組黨的意義,分析可能的結局。在各地的民主黨人被抓捕判刑之後,我於2001年申請成為民主黨成員。因為我相信中國民主黨自始至終尋求合法存在,不是一個「非法」,更不是一個「敵對」組織。我願意繼續關注民主黨的後續發展,也願意按照民主黨成立宣言以及 「公開、理性、非暴力、合法」的行動四原則開展活動,包括

寫這樣的一封公開信,維護中國民主黨申請註冊成立的合法權利。我相信不遠的將來,中國民主黨一定會合法地在中國存在並行使它的歷史使命。我也希望,中國共產黨以中國國民黨為師,不斷自身完善黨內民主,讓共產黨員通過選票從競爭的對手之間選舉出共產黨的新的總書記,同時也允許甚至支持並培養出一個反對黨。這是中國共產黨給國家和人民最大的也是最光榮的貢獻。多黨民主的中國社會,一定在多黨良性競爭和互相監督中,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而不必像今天這樣和幾個軍事獨裁的政府相提並論。

相反,如果中國共產黨繼續堅持一黨獨裁,不但無法根除各級黨政官員的腐敗,也無法取得臺灣人民和中國國民黨的認同,台海兩岸會漸行漸遠,導致中華民族的徹底分裂或者兵戎相見,兄弟互相殘殺。這是為了維護一黨之私的獨裁而犧牲了中華民族的統一和振興。

3) 法輪功事件

1999年,還是同一個黨的領導人,再次不明智地製造了法輪功事件,使中國共產黨又背上了一個甩不掉的沈重包袱。

為什麼說不明智呢?從1999年7月開始,共產黨動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國家政治、經濟資源,對法輪功展開了聲勢浩大曠日持久的鎮壓。本以為可以像以往的政治運動一樣,很快把對手打倒或殲滅。但是法輪功不但沒有被高壓制服,反而走向世界,各國開花。法輪功所組織的各種抗議活動,伴隨著中國領導人的每一次出訪。在中國內地,法輪功成員在人民幣上寫上各種口號,在居民樓道裡面貼上堅持信仰的小貼紙。這樣一場力量懸殊的戰爭,共產黨卻打了八年之久而沒有取得勝利。八年哪,連日本鬼子都可以趕出中國了,但是法輪功卻沒有被消滅。這樣的一個結局,就說明戰爭發動者的不明智甚至愚蠢了。

我沒有深入研究過法輪功,只是讀過李洪志先生的書。但是法輪功的出現和發展壯大之時,正是中國城市大量職工下崗,老百姓失去醫療保障的艱難時期,法輪功吸引了大批的信眾,練習氣功,防病健身,同時又接受「真善忍」的修煉,客觀上對社會穩定起了積極的作用。如果共產黨可以因勢利導,對法輪功像其他宗教一樣,加以規範管理,完全可以和日益流行的外來宗教基督教抗衡,發展成一個國產的宗教團體,說不定將來能夠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宗教派別,那也是中華文化的產物,對於世界文明做出貢獻。

但是本人曾經有2位法輪功朋友,我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出法輪功是有利於修煉者也有利於社會的。

我在上海師範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的室友郭生歡是數學系的高才生,曾經代表學校參加奧林匹克數學模型比賽並獲得冠軍。他也免試被推薦直升讀研究生,畢業後也留校成為大學講師。他那時候已經開始修煉法輪功,並成為我們大學的煉功點的負責人。他以真善忍為標準與人相處,他的助人為樂在研究生樓和數學系是有口皆碑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品學皆優的人,只是因為修煉法輪功,沒有對周圍的人造成任何傷害,卻被迫接受洗腦教育,被迫

在《新民晚報》上發表「上當受騙」的文字,來解除強大的精神壓力,保住學校的工作。他被利用成為「教育轉變」的典型。幾年以後,我和他在上海見過一次,那時他已經正式從學校辭職了,不再需要承受來自學校的控制和壓力,但是說到那個違心的文章,他還是無法掩飾自己的羞愧。我還聽他說,他已經結婚了,愛人是華東師範大學的,也是法輪功的修煉者。他們因為法輪功而相識。在法輪功被無情鎮壓的時候,他們結為連理。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因為不願意寫「悔過」的文字而被抓進監獄,而他的妻子當時已經身懷六甲也無法被釋放。

後來在上海做進出口業務的時候,認識了一位從事海運業務的朋友,叫吳亮。我當時並不知道他是法輪功修煉者,只是覺得這個人很特別。因為業務有時候需要喝酒應酬,但是他卻從來不喝酒。吃完飯也不願意和我們到娛樂場所唱歌,更不用說像其他人一樣從歌廳帶小姐出去包夜了。就是這樣一個非常正直的人,突然就失去了聯繫。後來才知道他是法輪功在上海的一位負責人,因為到天安門參加抗議活動被逮捕。出來後不久,他又被抓捕,這次被判了好幾年,原因是他利用電子郵件和國外的法輪功網站聯繫。知道他修煉法輪功之後,我才明白他的與眾不同,明白他有一個特別的道德標準來約束自己,不與職場的醜陋惡習同流合污。

我的不少朋友都不是法輪功成員,但是也和我一樣,通過他們的法輪功朋友得出了直觀明瞭的結論:法輪功是與人為善的類宗教團體,具有對社會教化功能,對當前建設和諧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而且,對法輪功的鎮壓,從一開始就沒有按照法制原則來處理,完全是共產黨高層內部少數人的錯誤決定。而基層公安以及政府專管人員對法輪功普通學員的打壓,抓捕,強制洗腦甚至刑訊逼供的行為,完全無視基本人權和法律規定,是一種嚴重的犯罪行為,將來一定會受到正義的追究和懲罰的。


二、 國家層次政治體制改革的難度

因為以上三個死結的阻礙,再加上中國共產黨不能像否定文革那樣,利用林彪、四人幫作為替罪的羔羊,十七大之後的中國共產黨也難以啟動國家層次的政治體制改革,儘管有太多的理由,儘管時機已經非常成熟。其實早在1998年中國民主黨組黨活動期間,我就以方言的筆名,寫了一篇評論文章:《行民權之實——江澤民的最後機會》,這篇文章有點類似於今天的公開信。8年過去了,江澤民終於放棄了他的最後機會,退出了歷史給他提供的絕好的舞臺。當時的江澤民只有「六四」 一個障礙,鄧小平已經去世,趙紫陽還在富強胡同給黨的代表大會寫「平反六四」的建議信。而江澤民不但沒有重新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反而另外製造了「中國民主黨」和「法輪功」兩大障礙,把胡主席和溫總理政治改革的窗口堵得更小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想把那篇文章在這封公開信裡轉發給新一代的領導人。我相信這樣的呼聲會不斷增加,給新的領導人的政治改革提供外在的推動力和輿論支持。在這篇文章裡面,我提到了「六四平反」,提到了「中國民主黨」,提到如何對待海外流亡人士和所謂的「反動」組織。如今我也成為了「反動組織」的成員,為了自己,我這裡全文抄錄《行民權之實——江澤民的最後機會》如下,再次呼籲一次,供新的領導人參考。

行民權之實--江澤民的最後機會

20世紀就要在中國重新啟動的政治改革中結束。現在為本世紀的中國作史未免太早了點,但為本世紀中國出現的幾位偉人作傳,則已是平常之舉。沒有人能否認本世紀出現的幾位偉人會載入史冊,他們是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現今的國家主席和共產黨的總書記江澤民會不會躋身偉人之列,這個問題要江主席自己以實際的政績來回答,因為歷史已經給了他絕好的機會。

回想世紀之初,國難當頭,民不聊生。然而時事造就了孫中山這位民族英雄、民國之父。他反對封建帝制,鼓吹民主共和,併發動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帝國,創建了中華民國。同時提出了「三民主義」的建國目標和「軍政、訓政、憲政」民主步驟。「三民」者,民族主義的中華民族獨立、各民族平等;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民權主義的主權在民。「軍政」即依靠武力統一國家,「訓政」即教導人民實現民主,「憲政」者實行憲法,提倡民權,推行民主。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先生已經騎鶴仙去。但他一生追求民主,心儀民國,一代英名,後世景仰。作為孫中山先生的門徒,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尋找到一條救國的正確道路,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終於取得了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完成了國父的主義之一--民族主義。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告別了外強凌辱的歷史命運,不再對任何

國家俯首稱臣。只是民生建設的探索,走了一個太大的彎路,一直到去世,也沒有實現自己繁榮均富的共產夢想。作為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改變了對毛澤東個人權威的無限崇拜,推行現實主義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使中國的經濟有了持續穩定的發展,民生的問題已基本解決。若不是晚年「六四」處理的失誤,鄧小平的歷史地位不會比毛澤東低。如今,孫中山的理想經過全體中國人的近百年的努力奮鬥,已經到了實現的最後關頭,而江澤民接過了前輩的接力棒,他的面前還有民權的實現,還有憲政的完善,還有祖國的統一--「同志仍需努力」!

這是歷史創造的機遇,也是歷史提出的挑戰。接受這個挑戰,創造一個新的時代,完成民權主義,結束以黨「訓政」的落後局面,全面推行憲政建國,那麼本世紀就會多一位偉人;放棄這個機會,因循前任的「舊法」,歷史只會黯淡地記錄另一個華國鋒的臨時過度。

「民權」即人們通常所言的「人權」,但是,由於對人權一詞的客觀誤解和主觀曲解,使得人權這個本來意義非常明確的詞語,如今成為論戰雙方都高舉的大旗。使「民權」和「人權」有了一點區別。為了本文邏輯的需要,這裡我們只使用「民權」,同時也對「民權」和現在人們所提的「人權」作一點分析比較。

「人權」本來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產生的政治術語,也就必然具有特定的內涵。300年前,資產階級為了反對封建專制和宗教「神權」的需要,提出了天賦人權和主權在民的學說。「人權」從產生伊始就是特指人的公民、政治權利和自由。在現代,這一特定的內容,也體現在幾個國際性的人權公約和宣言裡,從而使人權的理論成為全人類的共識。可以說,真是因為封建專制在地球上依然存在,而人的權利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所以人權理論也仍然是人類政治生活的主要理論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的「人權」也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權」,即公民的權利。

但是,不甘心人權的普遍徹底實施的特權者,改變以往的否定人權普遍性原則,詆毀人權理論的進步意義的愚蠢做法,轉而也祭起人權的大旗,只是企圖改變人權的意義為自己所用。我們中國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竟然也如此發展起人權的理論來,離開馬克思的人類解放理想有天壤之別,轉為維護落後的和目前的經濟基礎不相符的專制制度的工具,馬克思如在世,不知要如何罵這些不肖子孫。

這些人的法寶之一,就是把人權的特定內容篡改為人的「生存權」。如果重視生存權,發展經濟,但同時也保障人的政治權利的實施,這本來是經濟落後國家維護人權的最佳途徑,但是,這些人卻以生存權來變相否定人權的其它重要的內容,公然違背了馬克思理論關於人的理論。

在馬克思與人本主義者的論戰中,馬克思批評人本主義者僅僅注意人的「類」屬性,即將人降低到「動物」的一個類別,否定了人類的社會本性。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倒退了100多年,把馬克思曾經批判的東西拿來當作馬克思理論進行發揮,難怪有人將中國的人權理論罵為「豬權」理論。

為了與這些人權理論劃清界限,我們使用「民權」一詞。民權,就是公民的權利。只能將他作為公民來探討他的權利。這些權利連共和國的憲法都明明白白地記載著,是任何一個現代人,無論他是國家領袖還是平民小卒都不敢公然反對,由此可見這些權利的神聖不可侵犯。

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比較來看,民權也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可分割的有機體。資本主義重視商品生產和私有財產的神聖,資本主義是和所有制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社會主義則反對人性異化,宣揚人類解放,是和本來意義上人權即民權聯繫在一起的,可以說人權真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的體現。可悲的是,反過來人權卻成為資本主義攻擊社會主義的一個主要武器。其它方面就不必說了,僅從對待人權的態度來看,我們今天的中國決不是什麼社會主義的社會,而是封建主義的社會,孫中山先生的「同志仍需努力」至今還震耳發聵,「民權主義」還遠遠沒有實現。

最近,臺灣辜振甫來訪,針對中國統一問題提出了在「民主」的基礎上統一中國的見解,這樣的一個50年毛澤東就針對中國統一主動提出來的方針,50年後的中國領導人反而王顧左右而言它,不知新中國幾十年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發揚了還是拋棄了。連扁安一島的國民黨也能從歷史教訓中得出施行民主,取消獨裁的新政,並以此作為統一的條件,而聲稱代表人民大眾的共產黨卻不願意人民真正行使自己憲法賦予的民主權利,江澤民作為一國的主席,一黨的書記,責任重大,使命艱鉅。

目前的經濟改革,也需要政治上的改革加快步伐。沒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很難想像經濟改革會一條腿順利前進。這是從馬克思的基本理論出發得出的結論,也是鄧小平早就提出的看法: 「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改革」。作為繼承鄧小平衣缽的江澤民,不能肢解鄧小平理論,應該全面理解鄧小平改革思想的實質,即政治體制改革決定其它一切改革的成功與否。否則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只是舉到一半的高度,今後的改革也不會得到全民的支持。

最後,發揚民主,施行民權也是覺醒的人民的正義呼聲。儘管有大批人流亡海外,有不少人身陷牢房,但是,人民的呼聲並沒有停止,在新的形勢下會越發高漲。最近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風潮,將是新一輪呼喚民主的思潮的先聲。相信人民為法律所保障的權利,是任何人不能永久剝奪的,也是任何理論家不能辯駁的。

綜上所述,施行民權,是歷史的進步大潮,是馬克思理論的本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的體現,是中國結束分裂走向統一的基礎,是經濟改革成果的保障,更是人民群眾的正當合理的要求。作為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領袖,應該利用這一大好機會成就一番豐功偉績。

當然,江澤民如果要進行政治改革,施行民權,首先必須像20年前進行經濟改革一樣,從新一輪的思想解放入手。新聞監督,言論自由,三權分立,政黨政治等等西方政治模式,能不能為我所用,到底是「姓資姓社」,並不是某某人的一句話所決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要看看這些措施1、是否有利於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2、是否有利於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3、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民主水平(參政意識、公民意識、法制意識)。如果答案

是肯定的,那麼這些都可以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健全的手段。關於「六四」事件,也要實事求是地進行客觀分析,不能因為鄧小平的定性就將這一事件的合理解決束之高閣。共產黨高明不在於永遠「偉大、光榮、正確」,而在於知錯必改,有錯必糾。歷史上的無數冤案,文革,「四五」運動的平反,不但沒有損害共產黨,反而團結了更多的群眾。「六四」事件如果解決合理,同樣也能受到好的效果。

對於因言論等政治因素入獄的人,特別是青年人,大多是有主見有抱負有勇氣的人,應該讓他們全面認識國情,完善自己的見解,找到自己為國家出力的位置。就是見解錯誤,主張荒謬,也是公民言論自由的應有之義,只要不是以暴力反對政府,就是法律的保護對象,應該無罪釋放。同時要對法律的相關條款進行修訂,根除有違憲法的內容。

對待中國民主黨的組黨問題,也要把它看作是政治改革的鍥機之一。本來民權就包括組黨自由,臺灣的國民黨也開了「黨禁」。不實行多黨制,統一遙遙無期。並且,共產黨,國民黨,其它民主黨派,新成立的民主黨,都是為了中國的強大,都是聯繫著一部分人民群眾的人民政黨,沒有什麼「革命」「反革命」之分。政治改革的解放思想,就是要從冷戰思維模式下解放出來,否則,政治改革不可能成功。

對待流亡國外的所謂「民運分子」,只要是中國人,也都有一顆愛國之心。他們中大多數是因為歷次政治迫害而離國出走的,有的是留學未歸的學生,應該制定寬鬆的政治環境,讓他們無顧忌地回國出力。就是一些有「過激」言論甚至「過激」行動的人士,也應看到那是國內政治專制的必然產物。有些人士的言論,也是到了國外後不得不入鄉隨俗,其實他們也都願意回到國內進行民主實踐,而不僅僅停留在宣揚「革命」謾罵政府的現狀的。就是所謂的「反動」組織、政黨,也是前文

所言的「冷戰」術語,如果國內政治民主化後,這些術語都會成為歷史。在現在沒有開放「黨禁」情況下,也必須以遠大的目光來處理「反動」人物和組織,讓所有願意回國的人士全部回國,有違背現存法律之行為一律不予追究。試想,為了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共產黨可以和當時的敵對政黨國民黨統一起來,今天,為了維護世界和平,社會主義可以和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為什麼共產黨不能和一切愛國人士、組織團結起來,為中國的民主、強大、統一而共同奮鬥?

在此,我們呼籲共產黨和政府以及國內外的民運人士,從雙方的共同點出發,哪怕只是很少的共同點,而不是互相指責,互相謾罵,共同探討中國政治改革的步驟和方法;我們呼籲江澤民主席能夠審時度勢,抓住機遇,為孫中山先生世紀初制定的強國政策的實現--民權主義的全面實施而努力。如此一來,江澤民將會得道多助,成就一代偉人,和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一樣,為本世紀的中國歷史書寫一篇燦爛的章節。

1998/10/18--1998/11/18

三、 基層的問題和現狀

2003 年,我放棄全家在泰國定居的打算,把自己4年時間從事進出口海外貿易所積累的數百萬資金,全部帶回家鄉安徽省,在蕪湖市機械工業園投資了兩個企業,想為自己父母親工作生活的地方,想為自己曾經短暫工作過的地方——蕪湖,自己的第二個家鄉作出一點貢獻。在投資的過程以及隨後的遭遇中,我實實在在地接觸了中國基層,更多地瞭解了落後地區經濟開發的真相和社會複雜真相,使我從回國投資的盲目樂觀冷靜下來,從形而上的政治理論研究中務實起來。中國的政治改革,如果執政黨從高層推動,固然可以加快進程,但是當務之急和可行方案卻是從縣市級別開始實施。

因為投資的關係,我多次回蕪湖,數次常駐在蕪湖縣和蕪湖市,上到當時的蕪湖縣委書記,現在的蕪湖市副市長,下到工廠的普通工人、桑拿浴場的腳底按摩服務員;白道上的政府官員,黑道上的黑社會成員,我都有所接觸。我深深地體會到,中國最需要的政治體制改革,應該立即從縣市級別開始。

縣市基層的現狀:

1) 我所知道的黑社會:

我第一次知道黑社會,是到蕪湖縣公安局舉報經濟詐騙以後才知道的。2003年開始,蕪湖市出現夏季用電緊張,主要原因是火力發電的用煤來不及供應,政府的策略是確保發電廠等特殊用煤大戶,這樣就造成很多小型用煤單位的煤荒甚至停產。於是煤生意就非常好,只要你有關係能搞到火車皮,你就一定可以賺錢。當時我的一個司機沒有具體事情做,就提出這個業務。雖然我

並不同意,但是考慮到我的企業本身也需要用煤,當時也有充足的流動資金,就答應了他做煤業務。誰知道合作方是當地的一個地痞流氓,他把我們的30萬現金套進去後,不但沒有得到利潤,反而騙取了所有的資金不于歸還。無奈之中,我們只好向公安機關舉報。在公安局裡面,我們被告知這個傢伙以前就曾蹬過監獄,現在認了一批乾兒子,成為當地的一霸。但是公安機關僅僅調查草草了事,甚至相信他們認為是地痞流氓的話,根本不去追查事實,對犯罪份子繩之以法。

後來,有朋友說可以通過黑道擺平。於是介紹了一個監獄裡面出來的人和他的一夥朋友,都是有過案底的。現在出來了,開了一個桑拿浴場,公開組織留用女服務員從事色情活動(這幾乎是縣市級別桑拿場所的共同特徵)。結果不但沒有要回來一分錢,反而請他們吃飯,另外損失了1萬元的服務費。

黑社會組織主要考色情業務積累資金,他們都和當地的公安、派出所有著或明或暗的聯繫,有的桑拿色情場所,就是公安局長的親戚朋友直接開設的,有的是公安人員或領導的親戚在裡面佔干股,每月收取豐厚的回報。因為有著特殊的保護,這些場所都可以躲過檢查,只有那些沒有關係的洗頭房和按摩女被掃黃掉,成為電視新聞的報導素材。

我的工廠在廠房建設的過程中,就有黑社會組織成員前來要求只准使用他們提供的石子,否則就會來搗亂。我後來到肥東縣的朋友那裡去,聽說那裡也是發生相同的事情,真不知道公安機關是幹什麼吃的。

2) 政府的腐敗

地方政府的腐敗現象實在太普遍了。在我投資的蕪湖縣,幾乎每年都有政府官員因腐敗而下獄,我投資的時候發生的腐敗案件,現在媒體已經公開報導了,蕪湖縣建委主任的受賄案件。鄰近的縣市也不斷發生腐敗問題。在我寫這封公開信的時候,看到這樣的一個統計:

安徽2005-2006 所知貪官列表,這是都是從《安徽法制網》、《安徽檢察網》等幾大法制網站收集的2005-2006年的案件資料:

安徽省
安徽省省政協副主席、省委副書記王昭耀被「雙規」
安徽副省長何閩旭被雙規 中紀委進駐安徽徹查
安徽林業科學研究院原院長落馬
安徽省交通廳原廳長王興堯將受審
安徽省財政廳原廳長匡炳文等3名廳級幹部因受賄被訴
安徽省林業廳原廳長唐懷民
安徽省國稅局稽查局原局長王恩松
安徽省交通廳原基建處長湯運澤受賄獲刑五年半
安徽省建設廳物資供應公司原經理涉嫌受賄受審
安徽省人大內司委原副主任唐永彩
安徽省農科院原辦公室主任衛育中犯受賄罪獲刑6年

安慶市
安慶市工商局原局長、建委原主任及物價局2名原副局長等13名行政執法部門領導幹部職務犯罪

蚌埠市
蚌埠市水利局原副局長受賄獲刑十年
安徽省界阜蚌高速挖出「三蛀蟲」
涉嫌挪用公款550萬元原蚌埠市財政局長謝有宇受審
涉嫌受賄及挪用公款,原五河縣委書記受審

亳州市
夫妻聯手收下兩百餘萬贓款 此案昨開庭
原渦陽縣糧食局局長於得水身犯兩宗罪領刑5年
利辛一跤管站站長挪用公款被判刑十二年
安徽巨貪劉俊卿廠門為自己豎像高兩層樓
亳州市人大常委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原主任劉某及其妻子涉嫌受賄1600餘萬元一案
亳州利辛縣人大代表受賄24萬被判11年
渦陽縣原信用聯社主任受賄案
安徽亳州一涉黑案被提起公訴
記渦陽人民醫院原院長王東及其妻受賄案
安徽亳州原副市長承認55起受賄事實 在法庭落淚
亳州市原副市長王德貴今日蕪湖受審
亳州一省人大代表涉嫌犯罪
劉俊卿夫婦公審第二天:當庭承認有私生子
劉俊卿、張兆俠人生線路圖及家族窩案全記錄
劉俊卿承認所有指控 供出三級貪官腐敗線索
高爐王」劉俊卿庭審目擊:多次索賄皆為情人
安徽第一貪劉俊卿墮落之路:曾揚言要擺平中紀委
原雙輪集團副總劉峰涉四罪終審被判死緩
村民舉報組長吞公款 警方不立案也不說明理由

巢湖市
和縣一副處級鎮黨委書記涉嫌受賄被審判
和縣原組織部副部長受賄被判刑
倒賣「官帽」狂斂不義財
原和縣縣委書記楊建國涉嫌犯罪辭去省人大代表職務
和縣水務局局長劉繼山與其妻涉嫌貪污共同受審
巢湖市一人大代表侵佔國有資產50萬元被判刑十年
巢湖市經濟適用房開發中心老總受賄判了七年
安徽和縣原縣委書記楊建國的賣官經

池州市
原池州水電工程局局長張君良涉嫌挪用163萬給他人使用受審

滁州市
收受67人賄賂 定遠縣原組織部長王家訓被判13年
安徽滁州外貿局原局長涉嫌貪污受賄受審
安徽定遠原副縣長因受賄被判刑10年
原滁州市衛生局局長方三平受賄11萬被判11年
滁州外貿局原局長邱德昌受賄20萬被判14年
收受176人賄賂 原定遠縣人事局長被刑
定遠原教育局長曹太時被查出新罪又加刑一年
副市長16次受賄走上被告席
滁州原交通局長受賄案開庭
原明光市建設局局長袁秀中涉嫌受賄案開庭
安徽明光市原副市長朱彬收受賄賂被判七年
滁州學院工作組領導小組原副組長凌某
滁州供銷社原主任美元馬克照收終「落馬」
滁州市人大原副主任陳兆豐涉賄一審被判無期
明光市公安局治安科原科長徇私枉法受審
鳳陽原公安局長嚴重違紀被罷官

阜陽市
阜陽車管所原所長貪財受賄被判15年
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安徽阜陽原國安局長被判刑
身犯八罪,阜陽公安局一分局原政委刑20年
任職時涉嫌受賄49起 阜陽中院一法官坐上被告席
阜陽公平交易局原局長玩忽職守被訴
副主任」逼要「水路錢
阜陽中院原經二庭庭長董炳旭涉嫌受賄被起訴
阜南原土地局長獲刑12年
阜陽一片警處理事故為名受賄**搶劫傷害
數罪並罰判處有期徒刑20年
阜陽原副市長王保民涉嫌受賄受審
阜陽公安局原副局長種永紀等5人受審紀實
阜陽常保臣行賄官員、買賣國家機關證件案紀實
原阜陽公平交易局長楊樹新犯兩罪獲刑6年
阜陽公安局原副局長一審獲判無期
阜陽市中院法官腐敗窩案開審 王春友涉嫌三宗罪
阜陽市政協原秘書長徐某受賄
阜陽:反貪副局長 「貪」進監獄
阜陽政協原秘書長徐波收受非法財物136萬今受審
阜陽市政協原副主席劉家義被依法逮捕
阜陽職業技術學院原黨委書記鄒新華受賄一審被判15年
麕上醫療腐敗案牽出三行賄者
阜南縣原扶貧局局長王春平受賄獲刑10年
太和一派出所長醉酒駕車撞死人逃逸被判刑3年
安徽阜陽28名幹部瀆職被查處
阜陽原政協副主席受賄被公訴
6.4億元打造一副手銬 太和縣巨富將自己套入囹圄
阜陽市政協原秘書長徐波涉嫌受賄受審
安徽「鄉村銀行」非法集資案一審有果-涉案單位被判罰金法定代表人獲刑九年
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原院長張自民
阜陽市衛生廳原副廳長尚軍

合肥市
原「安徽第一村」村官宋業賢一審:貪污受賄判三年
挪用公款營私 省農行原營業部總經理被判刑
安徽4公司老總挪用250萬公款同庭受審
安徽第一村」原黨委書記宋業賢案再開庭
合肥市公安局治安支隊副支隊長王鵬受賄案明日開審
「治安副支隊長」涉嫌三罪
安徽廣建架業公司爆出貪污窩案
合鋼兩「蛀蟲」貪婪獲刑
合肥一公司董事長利用國有土地拍賣涉嫌貪污21萬
合肥市瑤海區委副書記王廣玉昨被採取強制措施
肥東縣委副書記姜振華等2人被停止縣人大代表職務
肥東縣委副書記姜振華涉賄被捕
合肥市人大代表孫斌涉嫌拉王廣玉「下水」

淮南市
安徽淮南副鎮長挪用1100餘萬元公款參賭被查獲
潘集區泥河鎮原副鎮長謝某貪污公款27萬餘元
淮南市政協原副主席從善明涉嫌受賄、挪用公款被起訴

安徽一副鎮長挪用855萬 相當於該鎮5年財政收入
安徽省淮南市政協副主席從善明嚴重違紀被免職
從善明涉嫌受賄被捕
涉嫌受賄35萬餘元 淮南「財神爺」今過堂

淮北市
安徽濉溪縣一名村幹部涉嫌貪污挪用600萬元受審

黃山市
黃山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受賄落馬
安徽黃山第一貪畢德和因受賄獲刑13年 (2006年9月12日)

六安市
六安市原副市長王偉被罷免省人大代表職務

馬鞍山市
原馬鞍山一鎮長涉嫌受賄近40萬今被起訴
馬鞍山一區政協委員涉嫌詐騙被逮捕

宿州市
安徽省宿州市原副市長李興民受賄案紀實
泗縣「疫苗事件」案昨公審
安徽宿州原組織部副部長楊哲信(王昭耀的小舅子)為賣官私刻公章
靈璧縣原公安局長王建華受賄一審獲刑13年

銅陵市
市供電局局長黃某受賄案
銅陵市政府一駐外辦事處主任被判刑
銅陵市政府原副秘書長姚志義受賄涉嫌犯罪
銅陵縣原縣長姚志義等涉嫌職務犯罪

蕪湖市
蕪湖縣原建委主任陳思貴受賄150多次領刑19年
蕪湖縣交警隊長畏罪燒掉腐敗賬單

宣城市
虛開發票亂報銷,原宣州區區委辦副主任因貪污被判四年半
宣城原副市長受賄150萬 有一半為主動索要
安徽宣城原常務副市長涉嫌受賄150多萬被起訴
聚焦安徽宣城原副市長受賄案:索賄成為最大特點
涉嫌受賄150萬 宣城原副市長趙增軍今受審
宣城市原常務副市長趙增軍:一審被判十三年
宣城原副市長受賄案今宣判
涇縣:信用社副主任用238個假名套取597萬
安徽宣城原市委副書記用MBA知識管理情婦團隊
宣城市委原副書記楊楓受賄70萬一審被判10年

這些只是報刊正式報導的僅僅一個省份的2年之內的腐敗案件,那些沒有報導的,在當地老百姓口口相傳的腐敗案件,直指還在台上的地方領導,而且絕大部分都會在不久得到驗證,只有少數有強硬後臺的不但不會被揭露,反而可以繼續陞官。從這個列表裡可以看出,其中大部分都是縣市級別的政府官員。

縣市級別的領導官員,往往直接和人民群眾打交道,他們之中普遍的腐敗現象,敗壞了黨和政府官員的形象,破壞了群眾關係,給民眾的不滿和反抗提供了口實,造成了社會的不安定,是社會動盪的溫床,給和諧社會帶來巨大的威脅。

3) 經濟開發的真相

蕪湖縣和周邊的縣市相比較是相對落後的,在我回去投資之前,因為通往上海的高速公路的開通,蕪湖縣也在高速的旁邊開發了蕪湖機械工業園,開始招商引資。因為當時來投資的商家很少,為了取得實績,當地政府對每一個部門和官員,都下達了招商引資的目標任務。而且對一些國家限制甚至取締的污染項目,在其他發達地區已經禁止生產了,卻還作為重點對象引進開發區。我投資的

蕪湖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是以水果、蔬菜等產品加工、冷凍出口為主的,但是在我們的隔壁,竟然是一家從浙江轉來的廢鋼鐵加工企業。這種高能耗、高污染的企業在浙江本地已經無法生存,卻引進到蕪湖縣,給於優惠的條件扶持發展,也對我們綠色食品加工出口帶來了直接的影響。雖然我們多次反映這個問題,但是因為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經濟效益,根本不可能根據國家制訂的政策來解決問題。

同樣,在合肥市近郊的肥東縣,也就是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的家鄉,也在縣城搞起了開發區。農民的土地被圈了以後,卻無法獲得上級的批准。就這樣大片的良田荒廢在那裡,長滿了荒草。開發區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也閑置在那裡,造成了極大的浪費。很多縣級政府,都這樣搞了非法的開發區,佔用了農田,投入了資金,等待以後「合法化」之後再繼續開發。似乎先非法上馬開發,再派人送錢向上面找關係,主要是到北京找關係,通過本地上去的大人物的疏通、干預,再謀求特殊的待遇,得到合法地發展。這已經成為很多開發區發展的主要方式。

地方政府搞開發區,想發展本地經濟,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官員們的本意卻是通過開發區的建設,為自己打造政績好陞官。一些非常貧窮的縣,竟然也造起現代化的辦公大樓,造起寬敞的廣場。而一些掌握實權的部門領導,則通過開發土地的銷售、建設工程的發包,以權謀私,收受賄賂。在我所知道的蕪湖和肥東縣的開發區,一些比較好的地塊,都被政府有實權的領導的親戚和子女佔用。有的根本就沒有資金,完全是通過虛假的項目霸佔了土地,以等待升值獲利。這就是一些地方政府違規、盲目開發建設的內在驅動力。

4) 司法的問題

我因為投資被騙,和公安和法院打交道,對司法的問題感受最深。這裡我還是以自己親身的經歷來說明問題。

我於2003年回蕪湖投資了蕪湖嘉禾食品有限公司,註冊資金70萬美元。選擇這個項目的主要原因是我曾經在原蕪湖安可福食品有限公司的老廠長鄭德華手下短暫打了幾個月工,對他本人嚴禁的治廠方法和人品很佩服。2003年他已經退休,通過朋友介紹找到我,希望我投資食品企業。安徽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省,農產品的深加工和出口有著本地的資源優勢,再加上當時有另外一個朋友願意一起投資,於是我答應了他們的請求,決定投資。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工廠的投資100%是我出資的,鄭德華及其家人沒有投資一分錢。因為我常年不在中國,為了便於他們管理,我先出資以鄭德華的名義註冊了一家國內企業,同時再與我的外商公司合資註冊了蕪湖嘉禾食品有限公司。這些都是基本的事實,鄭德華本人也對別人這樣介紹,也給我回信說他們不會以此侵佔我的資產。

但是因為鄭德華投資預算遠遠超出原定規模,造成資金不足,雖然在銀行的支持下獲得了貸款使企業按時投產,但是為了達到合理的生產能力,還需要不少流動資金。於是我本人積極尋找新的投資合作方。聯繫了安徽省糧油食品進出口集團公司,他們資金雄厚,也有固定的外銷渠道,本來可以合作雙贏,但是鄭德華反對。因為將來這個企業主要是他經營,如果他不願意,將來的

合作也一定不順利,於是我放棄了,並請鄭德華自己尋找新的合作方。後來他通知我安徽小崗食品有限公司打算合作投資,請我回去簽訂協議。但是我回去後,卻因為小崗食品要派管理人員進入企業,他們認為這樣會影響到他們的生產經營,最後再次反對合作。在我出國的前夜,鄭德華突然提出有一個企業願意投資,並且不介入企業的管理。我認為只要有人合作投資,我都歡迎。於是他們介紹了一個新的投資人,投資 300萬,但是馬上就借回了200萬,後來瞭解他們實際的投資才60萬。他們變更了企業的投資以後,並沒有按照協議按時歸還資金,卻在最後說不投資了!

自2005年開始,鄭德華就對我的指示和要求置之不理,並且趕走了我委派的負責財務的副總經理。對後來我委派的人員也一律不與理睬,在我解除對他的委託之後,他依然把持著企業,根本不把真正的投資人放在眼裡。

我只要求助於法院解決問題。在法院出面瞭解情況後,卻突然出現他出借40萬給新的投資方投資生產基地的說法。這都是瞞著投資人,侵佔投資人資產,損害企業的違法行為。

所謂新的投資方根本就是一個投資騙局,他們不但抽回了200萬,還讓企業再借給他們40萬,完全是一種侵害企業和外商投資人的違法犯罪行為。

但是這個案件從我起訴開始,已經快一年的事件,因為鄭德華本人長期工作生活在本地,有著廣泛的社會關係,至今這個案件也沒有判決。他們依然非法霸佔著企業,從2005年開始,作為投資人的我卻完全失去了對企業的控制。

我並不懷疑鄭德華管理企業的能力,但是在他的子女的影響下,他卻從一個受人尊重的老共產黨員,變成了一個企圖非法侵佔他們投資的人。

本來,他們的虛假投資,就已經是一種刑事犯罪行為,後來所謂出借40萬給新的投資人搞什麼生產基地,以前從來就沒有聽說過,在法院處理的過程中,就有人提醒我要注意鄭德華搞一些虛假的投資或者借款等手段掏空企業的資產,最後他們果然採取了這樣的手段!

就新的投資人的虛假投資,我曾經向公安部門舉報,但是卻沒有結果。現在,我決定通過這封信再次向蕪湖市公安機關舉報他們的上述的刑事犯罪行為,看看會不會出現奇蹟,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受理。

我通過本人投資被騙以及公安、法院打交道的遭遇,深深體會到司法機關的問題。在一個民主的國家,司法獨立,是否受理案件完全取決於法律的規定。但是,我聽說公安機關得到過這樣的指示:經濟領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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