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餅子就是孩子們的午餐
姐弟倆收到了特殊禮物
學習條件艱苦,鉛筆頭已經短得快握不住了
一本作業本，可以讓他們記錄無盡的知識；一支鉛筆，可以助他們描繪未來的道路；一個書包，可以幫他們承載童年的夢想，這些在城裡孩子看來是最簡單不過的基本學習用品，對山裡孩子而言卻是「奢侈品」。他們沒有華麗甚至說嶄新的衣服，沒有城裡同齡孩子崇尚的電腦、MP3……榆中舊莊溝小學窮困孩子們在艱苦的環境中繼續著讀書夢想。
干饃饃充飢的午餐，短得不能再短的鉛筆頭，翻裡翻面寫字的作業本……
姐弟倆一個饅頭當午餐
距離興隆山自然保護區東南方向20公里，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就是我們此行的目的地———榆中縣馬坡鄉舊莊溝小學。經歷了連續多日的陰雨天氣後，天終於放晴了，不遠處山上的積雪很是刺眼，路邊樹上的葉子在微風中輕輕飄零。
10月19日上午10時，我們乘坐的車子翻過山頂下到山底下，一面五星紅旗在高高的旗桿上迎風飄揚，不用多想，這裡就是我們要找的學校。再有20天就立冬了，山下的村落寒氣逼人，莊稼人還在地裡挖洋芋，通往學校的崎嶇山路上很難見到村民的身影。
走進校門，兩排兩坡水的磚房一字排開，這就是孩子們的教室；一個破舊的籃球架孤零零地立在兩排教室中間；校園東邊是一座教師備課休息用房，充當了學校的一面圍牆。6間教室裡擺放著3排已看不出漆色的矮桌凳，黑板已經磨得發亮，室內牆上漏過雨的痕跡清晰可見。
「昨天剛下過雨，到現在地上還是稀泥，孩子們站在上面亂踩，地皮都被揭起來了。」一名老師說。但這一切並沒有影響在這裡舉行的捐助活動，來自甘肅聯合大學的學生為孩子們帶來了新鉛筆、新作業本、新書包。孩子們列隊站在操場上等候禮物」，幸福的笑臉和當天的陽光一樣嫵媚。
王輝霞、王志元姐弟倆都在這所學校上學，姐姐王輝霞讀三年級，今年12歲；弟弟王志元念二年級，今年9歲。記者「鑽」進隊伍中順手撩起幾個孩子的褲子發現，別的孩子這時都穿上了毛褲、棉褲，而這姐弟倆仍穿著一條破舊的線褲，上身的衣服顯得破舊而且肥大，破了洞的布鞋難掩沒有襪子的窘境，風肆虐地從補丁鑽進去，即使昂著頭站在隊伍中仍覺不自在，他們努力地把身子縮成一團，希望能得到一些溫暖，但還是被凍得瑟瑟發抖。讓姐弟倆高興的是，當天他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禮物」———一摞作業本。姐姐還將自己得到的新作業本給弟弟分了幾本，弟弟看著新本子咧嘴笑了，別人問什麼，他只是一個勁地點頭或搖頭，不太愛說話，王輝霞成了我們的第一個採訪對象。
記者：這麼冷的天不穿襪子不冷嗎？
王輝霞：冷！我也想穿，但家裡沒有襪子。
記者：一年都不穿嗎，一般什麼時候能穿上襪子？
王輝霞：爸爸說立冬後就可以穿了。
記者：腳疼不疼，能忍受得了嗎？
王輝霞：上學的路上人在走動，感覺不到凍，坐在教室裡就感覺有些凍，上課時不能亂動，只能忍著，下課後趕緊到教室外面的台階上晒太陽。
記者：要是沒有太陽怎麼辦？
王輝霞：沒太陽就到校園裡跑幾圈，這樣就暖和了。
記者：學校離家遠嗎，中午回家吃飯嗎？
王輝霞：不是很遠，翻一個山頭，步行得40分鐘，來不及回家吃飯，只能在學校裡吃點帶的干饃饃。
記者：早晨上學時吃飯嗎？
王輝霞：從沒吃過。
記者：今天帶什麼午飯了？
王輝霞：家裡沒面烙饃饃了，我和弟弟今天都沒帶。
記者：那今天中午怎麼辦？
王輝霞：我們班有個同學答應給我一個饅頭。
記者：那你弟弟吃什麼？
王輝霞：我們兩人一人半個，分著吃。
記者：能吃飽嗎？
王輝霞：吃不飽就忍忍，等下午5點半回到家後再說。
記者：下午放學回家後就有飯吃？
王輝霞：昨天我爸爸借了些麥子，估計今天面就磨回來了，這樣，我媽媽就可以給我們烙饃饃了。
記者：一個星期裡中午沒有饃饃的時候多嗎？
王輝霞：有一兩次。
記者：每次都有同學給嗎？
王輝霞：不一定，有時候同學帶的少了就不給，我中午吃不上，一天只吃一頓晚飯。
記者：這樣的條件下唸書辛苦不？
王輝霞：不苦，學校裡和我一樣中午不回家、只吃干饃饃的同學很多。
記者：能告訴我你最大的理想是什麼嗎？
王輝霞：如果家裡條件許可，我想考大學，但我害怕家裡供不起。
上課鈴聲響了，姐弟倆抱著作業本跑進了教室……
鉛筆頭短得不能再短
中午時分，明媚的陽光透過窗戶灑進教室，能給裡面的孩子以溫暖。
走進一年級教室，老師在講台上教孩子們寫生字，靠窗戶坐的一個男孩引起了記者的注意，這倒不是因為他的長相和穿著，而是他手中的鉛筆和攤在書桌上的一本作業本。一截短得不能再短的鉛筆在他稚嫩的小手中幾乎看不見，身上裹著的厚厚的棉衣也沒有阻止清鼻涕流下來。握著鉛筆的小手在本子上慢慢地挪動著，留下一行行工整的漢字，而寫字的本子是用毛筆寫過字的大楷本從中間拆開後重新裝訂的，生字就寫在背面。老師說，男孩名叫王名誠，今年7歲，家裡條件不好。以下是記者和王名誠的簡單對話，膽怯的小男孩認真地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記者：你看，鉛筆短得都拿不住了，你怎麼還用？
王名誠：家裡再沒有新鉛筆了，這個還能用。
記者：鉛筆盒裡還有鉛筆嗎？
王名誠：還有好幾個，和這個一樣(指著手中的鉛筆)。
記者：你一學期能用幾根鉛筆？
王名誠：兩根就夠了。
記者：爸爸不給你買新鉛筆嗎？
王名誠：開學時買，爸爸說要省著用。
記者：你的寫字本怎麼寫過毛筆字？
王名誠：交給老師批改的作業本是新的，這是家庭作業本，一面寫了毛筆字，另一面還可以再用，爸爸給我收拾好後就當家庭作業本用。我們班好多學生的家庭作業本都是這面寫完後，再在另一面上寫字。
記者：用這種本子寫字好不好？
王名誠：沒有新本子好，寫錯字後再用橡皮擦一擦，紙就破了。
記者：是不是你們老師要求這樣做的？
王名誠：老師沒要求，我們自己做的，省錢。
「這裡的民風以讀書為高，即使是再困難的家庭，每學期開學時的教輔材料費和作業本費，家長交錢連日子都不差。」一名老師如是說。
「我們的學生很可愛，但很可憐。」一提起學生，舊莊溝小學校長安文孝有一肚子的話要說。現在小學生們用的作業本一本大約5角錢，一個學期一個孩子最多需要20本，也就是10元錢。而就是這區區10元錢的作業本，學校裡的很多學生卻買不起，大部分學生都是一個作業本正面用完反面寫，毛筆寫過再用鉛筆寫，用到最後，作業本比新買來時要厚一倍；即使是一個小小的鉛筆頭，對孩子們來說也是十分珍貴的，往往是用了再削，削了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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