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1958年對四川省高中三年級學生進行的所謂「社會主義教育課」，本是對當年的青少年身心的一種令人髮指的摧殘，我幾次想提筆寫出我在「課」中的悲慘遭遇，但幾次又把筆放下了，筆尖是劃在紙上的，血是流在路上的，而回憶是刻在心上的，人非草木，心是肉做，誰不怕痛，況且事已過去了半個世紀，喋喋不休地向人訴說，自己給自己不斷地平反，於日新月異的社會和行將就木的個人究竟有多大意義？但話說回來若能把這段淹沒半個世紀鮮為人知的悲苦真實地記錄下來，也許能對我們的後人有所警戒，讓他們在風譎雲詭的人生路上分清是非善惡，做一個清醒正直的人，這也算是贈給未來的一份薄禮吧！於是我又提起了這無能為力的疼痛的筆……
1955年，我十七歲多點，純潔如同白紙，善良得近乎呆傻，然而人生的許多圈套正是拋向這種幼稚的頸子的。——在此，為行文方便起見，我要先簡敘一個發生在1954年自殺者的小故事，願讀者不要嫌我囉嗦。
凡是生活在農村的我的同齡人，大概都不會忘記1954年農村統購統銷的事情吧？那年，政府為防止奸商投機，囤積居奇，號召農民把吃不完的餘糧賣給國家，應該說，這個政策原本不錯，但各級政府在執行政策的過程中，卻往往提得過左，一些領導幹部竟強迫農民賣了口糧而以蘿蔔、南瓜充飢（凡誠實者，決不會否定此事），我家斜對門的胡二爸甚至差點逼迫自殺。
記得那個夏天的黃昏，胡二爸的老伴胡二娘拉著根棍子，一路哭號著進了我家院子，對我父親說：「老趙吔，不得了啦，我們老胡剛才在牛圈房裡吊頸、幸虧我碰見了才把他取了下來，灌了半碗開水，總算救活了！」我爸問胡二爸吊頸自殺的原因，她說：「昨晚鄉上開會叫賣餘糧，我們老胡自報賣一石米，書記龔xx一聽就火了。」他說：老胡，你的良心硬是叫狗吃了啊，共產黨把你解放了，你就吃菌子忘了圪兜了，叫你賣點餘糧，你心頭就不安逸，就只賣一石米敷衍，賣個三石、五石米不行麼？接著就‘呸呸呸’吐了我們老胡幾泡口水，我們老胡又氣又嚇，就去吊頸——老趙也，你快借點米給我賣餘糧吧！我爸沉呤了一下，說：「哎，借米賣餘糧……既是‘借’，又怎麼能稱之為‘余’呢？」我家也挺困難的，說好說歹，借了五升米給胡二娘。
我的父親是個轉業回鄉的軍人，1955年參加灌縣政協，當了政協委員，後又選為崇寧縣人民代表。1957年共產黨發動民主人士大鳴大放幫助整風，他就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把農村中執行政策往往過左的情況善意地提了出來，他還以胡二爸上吊頸自殺的事情為例，說明一旦執行政策過左就會傷害黨和群眾的關係。
1958年3月，我所就讀的四川省灌縣中學校就像四川省別的學校那樣，對高三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但拒不解釋什麼叫「社會主義」，更不講解進入社會主義的正確路線，只是動員大家要針對黨的重大方針政策大鳴大放、還說鳴放錯了也不要緊，決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影響升學。我作為一個十七歲的孩子，成天只知讀書，能懂多少黨的方針政策？因此絞盡腦汁也提不出幾條壓稱的意見，要說稍顯有份量的，大概要算是給班主任顏老師寫的那張大字報了，內容是批評他身為班主任卻不帶頭在校裡除草，句子挺可笑的：「顏老師，幹得好，只教書來不拔草……」這張大家報惹得同學們捧腹不止、連顏老師自己看了也笑起來，可這算得上有份量嗎？不久負責組織學生進行鳴放的曾老師等，表揚了幾個鳴放得很有成效的同學，其中一個是我的同桌羅思鮑。曾老師是我們最熱愛的數學老師，人稱「曾幾何」，不知此時為何放下數學課不教，而偏要改行教政治了。
至於羅思鮑同學是個天資絕頂聰明的人，文理科乃至音體美的成績都在全班領先，這次大鳴大放中也表現非凡，竟提出了些很有份量的意見。其奧妙，他不過是根據中學生的吃飯問題據理實說罷了，當時，政府配給中學生的糧食定量是每月32斤大米，但學校不准我們吃夠這個定量，只准我們每天吃十一、十二兩米（舊稱，相當於現在的7兩多米），在當年那種肉、油蛋等供應都相當缺乏的情況下，我們就只有餓著肚子上課。但學校又不准任何人說「餓」字，誰說誰就是對共產黨的糧食政策不滿。而現在羅思鮑同學硬是膽大包天，把這個「餓」字清清楚楚地說了個透。於是，他的鳴放引起了全校的重視並推到外校去鳴放，他成了最忠於黨的好同學。班上的文娛委員樂xx便對我說：「你看人家羅思鮑同學鳴放得多紮實，人家對黨多忠心——哎，未必你說找不出一件不順心的事鳴放出來？」我說：「有」。什麼事？「這次寒假中，我按學校指示，回家參加生產勞動，誰知我家所在那個生產隊隊長叫我擔水澆油菜，我可從來就沒有擔過水呀，結果呢，水沒從溝裡擔起來，人倒栽進溝裡淹了個半死。這位樂文娛委員樂壞了，說：「這不就是黨不關心青年嗎？」我恍然大悟，第二天就在小組會上照此進行了鳴放，大家都說我思想上有了很大進步，我便興沖沖地等著老師表揚。
然而，就在這段時間，崇寧縣的大鳴大放結束了，運動進入了大辯論階段，我父親因在幾個月前鳴放關於執行糧食統購銷政策不能極左的問題，受到了嚴厲的批駁，很多人都說他是打著為民請命的幌子，向黨的糧食政策瘋狂進攻。不久，學校裡的鳴放也結束了，也像社會上那樣展開了辯論與批判。班上原先幾個一味慫勇別人鳴放而自己絕口不言的人，此時一反故態成了大批判的急先鋒。他們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義憤填膺振振有辭地對大膽鳴放的同學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於是帽子高高地拋起來，棍子重重地打下來，羅思鮑等同學瞬間變成了心懷不軌的反黨學生，後來被開除了團籍。
我星期六回家去，得知我父親的問題並不像當初想像的那樣輕鬆，他和很多缺乏鳴放技巧的「死腦筋」們被集中到崇寧縣政府裡接受教育和批判，又多次推到大街上進行「辯論」，但他錯誤地認為所謂「辯」者，乃各方各抒己見並互相爭辯也，所以又把胡二爸自殺未遂以及我家另一鄰居謝伯伯自殺身亡的事情提出來，作為基層政府在執行政策中因極左而造成不良後果的佐證（謝伯伯也是因某次會上挨了罵而自殺的），這就激起了群眾強烈的憤怒，於是被打成「右派」分子。
但我在學校裡絕口不談此事。崇寧縣距灌縣好幾十里路呢，我不相信學校裡有「順風耳」能聽見崇寧縣那辯論的聲音。但曾老師在政治課上的講話是讓人驚恐的，他說：「現在社會上正在開展反右派的偉大鬥爭，班上若有哪個同學的父親或哥哥成了右派份子他就該站出來進行嚴肅的批判。」這句話是針對我而說的嗎？不，也許班上還有誰的哥哥成了右派份子吧？我越這樣安慰自己，卻越是心虛，就越要回轉頭來偷察後排的同學們的臉色（我是坐在前排）——正巧後排也有兩隻眼光！那眼光陰多晴少，似惡非善，一看我就知道要「拐」，憑我的第六感官我就猜到他大體上已抓住了我的把柄。然而此時，他用他的麻臉和菲薄的嘴唇對我作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笑容，我也勉強擠出一個笑容擲過去，就急忙扭過頭來假裝聽課。曾老師還在重複：「要是誰的父親或哥哥……」——我已經成了落入陷阱的困獸，但仍在躲藏，掙扎，拒絕交待自己父親的問題，父親永遠是我心中的偶像，我絕對相信他的人品和智慧，況且，胡二爸的事情是我親身經歷，謝伯伯吊死後，我還親自去祭奠過。
於是第二天，教室內外貼滿了我的大字報，內容全是說我在父親的資產階級影響下，與黨離心離德，不符合一個新中國學生應有的作為；而樂文娛委員的大字報最有深度，說是正因為我的資產階級思想嚴重，所以才如此仇恨共產黨，乃至於大肆叫囂「黨不關心青年」。還有一篇大字報是漫畫，畫的是我正在吹喇叭：「的的噠，的的噠，我要孝道右派好爸爸！」看了這些大字報，我的神經很自然地牽連到了顏老師身上：因為我給他寫過一篇大字報、所以他就趁機暗中動員大家寫幾十張大字報來報復我——這種邏輯應該是十分正確的！
繩索越來越勒緊了我的頸子。那天下晚自習後，我上廁所，樂文娛委員也跟我上廁所，我走出廁所，到校園池塘邊的石頭上坐下，他也隨之而來坐在我的身邊。他說：「你可不要跳水自殺啊！」其實，我本無自殺的念頭，聽他這麼一點撥，反倒發現了自殺這條「寬敞」的出路，就憤憤地說：「自殺也比我現在的處境好呀！」 他說：「你怎麼會有這種念頭！你的問題並不嚴重嘛，明天在政治課上你談談對你父親的認識，一切不就完了嗎？」一個天真的孩子他生活的分分秒秒都是天真的，聽他這麼一解釋，我頓時抖掉了全身的苦惱，竟嘻嘻地笑起來。
第二天的政治課上，我正想發言談談我對父親右派言論的認識，樂文娛委員卻搶先發言了，他義正辭嚴地指著我說：「他，不僅不願和他的父親劃清界限，站到革命隊伍一邊來，反而想以跳水自殺來威脅老師和同學們！」天塌了，地陷了，我眼前直冒金花，靈魂懸在半空……
牆倒眾人推，五月裡的一天，全班同學支農割麥，農民見支農的學生多，無須自己親自下田，就在田邊對我們略作交待後回家去了。我們割完麥子回校，一切相安無事。第二天，黑板報上卻登出了一篇文章，說我這個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兒子，一貫看不起勞動人民、所以在昨天割麥的時候，不聽農民伯伯的指教。文章落名是陳 xx，就是坐在後排的那個又高又瘦的女同學。我質問她：「昨天農民伯伯本來就沒有指教我們，你這篇文章為什麼要紅口白牙亂說我的壞話？」她冷笑了一聲，指著旁邊幾個看熱鬧的同學說：「你們大家都說說看，昨天農民伯伯究竟下田指教過我們沒有？」大家竟異口同聲地說：「指教過！」我於是不再說話了，因為我 「服」了、「服」了這個顛倒黑白的世界，「服」了這段指鹿為馬的歷史。等四下無人的時候我對羅思鮑說：「我冷，太陽再大也冷！」羅思鮑說：「別說了，人家會聽見的。」
以後的事情是在預料中的：政治課成績優秀的人都考上了好的大學，樂文娛委員考上了西南師範大學中文系，女同學陳xx考上了某大學的俄語系。我和羅思鮑等人卻成了千古罪人，被發配到重慶鋼鐵公司進行「勞動鍛練」，實則變相勞改。在重鋼我們舍生忘死地勞動卻得不到社會的諒解。我們的花季才開始卻已凋謝了；我們身背一口黑鍋低聲下氣，從紅顏到白髮，從來不知真正的青春是什麼樣子。這個真實的故事到此似乎應該畫上最末一個句號，然其裊裊之餘音卻讓人深思不已……
1959年，我的父親死於飢寒交迫之中。
1962年，我調到第五冶金建設公司成人學校教書，後因右派份子的「狗崽子」而被攆出學校下工地當了鋼筋工。1966年的一天，我正在成都鋼鐵廠的建設工地上勞動，忽然有人叫我的名字，抬頭一看是個女的，高高的瘦瘦的，嘿！這不就是陳xx嗎？她以一種大姐姐對小弟弟的口吻說：時間真快，轉眼八年了，你長得比我還高了！她的聲音那樣慈柔、親切、甜美，讓人感動。她彷彿想告訴我，她從來就對我並無惡意，所以她要以她現在這種關切的姿態來彌補她在八年前對我的損傷。我不知是喜還是悲，只是恍然大悟地說：「是啊，高，高，我能上就要爬高煙囪去了。」她似乎有些難為情，我又似乎有很多言語哽在喉頭，只是不好明白地表達出來。而我說的全是實話，就在鋼筋加工房旁邊，磚工師傅們正在砌一座38米高的煙囪，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必須每天冒著生命危險，攀上那搭得稀稀垮垮的腳手架，去安置層層鋼筋，倘一失手，就會摔下來跌個粉身碎骨，從而再用靈魂去續爬火葬場的高煙囪了。我當然無須向她描述我的悲慘處境，只向她：「你來成鋼幹什麼？」「我來為廠裡翻譯一些俄文資料。」我頓時心花怒放，我的同窗學友已成了翻譯人才，這怎麼不叫我自豪？我爭忙摸出飯票想請她吃午飯，她謝絕了，但顯然很高興。於是我們就一笑泯恩仇了——我因此對自己很滿意我在苦難中學會了寬恕別人。
又過了三四年，猛聽一位老同學說樂文娛委員死了——為男女關係不清而上吊自殺的。真使人駭然：三個自殺者胡二爸、我和樂文娛委員，前兩個無辜者沒死，後一個都死卻死了。難道冥冥中真有所謂因果報應，那麼我認為蒼天對人的懲罰也是「極左」的：樂文娛委員固然整了人，但主要是時風使然，若非當時的政治氣候對於人性中惡的一面不斷進行深耕細作，讓滿社會誤認為整人便是對黨的無限忠誠，而且還可以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那麼他必不會做出那些損人利己的事來；況且他當時也只有十八九歲，對於這種年齡的孩子，犯什麼錯誤不可原諒呀？可惜蒼天沒有在懲罰他之前徵求我的意見，否則我會這樣向蒼天建議：饒恕他吧，饒恕便是催人自新的開始！
又過了十多年，1985年7月，我因有事回到了闊別27年的灌縣。鬼使神差地途經母校的門口，恰逢這兒正開畢業生返校座談會。雖然這裡是我青年時代的傷心之地，但它畢竟是我的母校啊，所以我仍懷著一片感恩之心踏進了校門。可惜沒找到顏老師，據說他早在六十年代初就離開這兒了。這次座談會的主講人是曾老師，他從頭到尾檢討了他在1958年灌中高三學生的社會主義教育課上所進行的一系列「戰鬥部署」。他沉痛地地向所有受到打擊的同學們道歉，連說了無數個對不起。就這樣命運以其偶然的姿態向我顯示了那次事件的真相，否則我會錯怪顏老師一輩子！
但我無權責備曾老師，他也是個受害者！他本以為自己是駕馭理性，行善除惡，利黨益民的弄潮兒，到頭來，方知自己是被人愚弄的莽漢，混淆善惡的盲人。他教了一輩子數學卻算不到自己的命；入黨提幹對他說來固然是人間美事，可惜內疚將伴他走盡餘年。比較而言，我和羅思鮑比他幸福多了，羅思鮑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拚搏和自我打造，成了五冶最受尊敬的高級技師之一，我也成了一個國家級重點中學裡的一名受歡迎的教師。我們到底還是成了社會上值得信賴的人！而我們更大的幸福在於在整個一生中，我們不曾有一件佳作懸掛在那個「惡之花」的博覽會上。而正由於我們飽嘗了人世的不公與不平，所以才深知何謂是非善惡，才不致於以非為是，認惡為善，以致損人害己。我們雖然不可能全然作到「質本潔來還潔去，」但大體上能在最後離開人世時，歸還大自然一縷清純的氣息。
2001年我有事又到灌縣去，又碰上了一位姓陳的老同學，談話中他為他當年參與了對我的批判而深表欠意。我說：你一定記錯了，你並沒有傷害過我們呀！「真的嗎？」他驚喜地說，我笑著點頭，和他共同揮走了四十多年前的那片陰雲。
2003年，我回老家看見了胡二爸，他的眼睛已不好使了，經人一說，卻還能清楚地記起我就是當年那個為農民說了幾句硬話的人民代表的兒子。他不住地「哦，哦」地嘆息，他是在嘆息我父親的遭遇嗎？那麼我父親的在天之靈應得到安息了。胡二爸是2005年過世的，享年95歲。至此，這個故事的幾個自殺者中還剩一個沒死，那是我！
来源:王建軍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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