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方舉辦的提倡「八榮八恥」的歌唱比賽會。（圖）
中國社會的道德墮落已經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遏制全社會道德急遽敗壞的趨向，中共非但不思從清算毛時代對人性的毒害入手，從制度改革上和根治權貴集團普遍腐敗上著眼，反而一次又一次地祭起了專制主義的欽定道德標準的陳腐旗幟，胡溫上臺以來，從全黨的「保先運動」到全國的「八榮八恥」，配合著痙攣式地樹立道德典型，利用政治權力和壟斷喉舌對國人進行持續的精神洗腦。
中共掀起新一輪道德淨化運動
當胡錦濤的道德訓誡早已淪為民間笑料之後，中共政權仍不甘心，在十七大前掀起新一輪道德淨化運動。一方面，負責意識衙門與官方的工會組織、婦女團體展開全國性的樹榜樣活動，組織評選和表彰「助人為樂模範」、「見義勇為模範」和「誠實守信模範」等全國道德模範；另一方面，廣電部門以抵制娛樂節目的低俗化為介面，開始大規模整肅電視娛樂節目，接連出重拳關閉從央視到地方臺的娛樂節目。九月二十一日廣電部門再次向近年來頗受歡迎的各類選秀節目開刀，下令禁止觀眾的手機投票、電話投票、網路投票等任何場外投票方式，悍然侵犯民眾參與選秀節目的權利。
然而，這種欽定道德、官樹典型、輿論宣傳所奉行的統治邏輯極為陳腐，與政府不得干預人的靈魂的現代文明毫無共同之處，倒是讓我想起了民國時期的「訓政」和「新生活運動」。想起毛澤東時代的「學雷鋒」，鄧小平時代的「五講四美」、「四有新人」和「三熱愛」， 江澤民時代的「三講」、「以德治國」、〈愛國主義教育綱要〉和〈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當代中國的欽定道德。更讓我不斷地回到二十四史所記載的，歷代帝王們為民眾欽定思想權威和道德標準的聖諭傳統，令我不敢想像的不僅有中國古代禮儀之繁複，還有這些古今一脈的禮儀道德標準，常常就是皇帝本人的聖諭。比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唐太宗的「貞觀禮儀一百三十八篇」、宋太祖的「禮儀詔」，特別是朱元璋的明代初期，皇權管制之廣之嚴類似於毛時代生死婚嫁交友的所有細節，皆以繁複的領袖指示形式頒布。
在這樣的制度下，中國人已經徹底喪失了被剝奪自由的恥辱感，每個人從未把自己當作人，統治者沒有，被統治者也沒有。所謂「人」，在中國古代的哲學中僅僅是區別於禽獸的稱呼，而一進入社會，便只有主子、臣子、妻、妾、妃 …… 就是沒有人。所謂歷代之改制，也從未觸及專制等級制和欽定道德的傳統，而僅僅是為了使之更完善而已。奇怪的是，在統治者如此高高在上地俯視人甚至完全無視人的制度下，居然無人對此制度提出過根本的質疑，無人把人本身的權利作為其思想的基礎。
江胡繼承文革的靈魂深處鬧革命
但是，古代的欽定道德的手法之荒謬程度，遠不如毛澤東時代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對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不服改造的便打入另冊；不斷樹立道德楷模，讓全國人民學習；文革時，毛澤東語錄被稱為「最高指示」，已有毛語錄發表，全國百姓都要上街慶祝；大搞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講用會，凡是上臺發言的人，幹部、工人、農民、軍人、學生、知識份子 …… 都是在最困難最灰心最沒有希望的時刻，忽然想起毛主席的偉大教導，於是，所有的困難迎刃而解；在私心萌動的關鍵時刻，忽然默念偉大導師的語錄，於是，轉念之間就成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尚者。
儘管中國的改革開放已近三十年，但毛時代的遺毒至今猶在。比如，在宣傳「保先運動」的電視節目中，有些專題報導的荒謬可笑，就讓人聯想起文革時期的個人崇拜鬧劇。如：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常常以顯要位置播出這樣的報導：在學習胡錦濤的「保先」講話之前，某某鄉鎮的黨員幹部如何墮落、干群關係如何緊張，經濟如何低落，而自從開展「保先運動」以來，黨員忽然變成真正的先鋒分子，幹部忽然變成了「人民公僕」，干群關係頓時變得親密無間，經濟也隨之高速發展 …… 這類報導完全是文革式的「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翻版，也很像「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之巫術。
在人類歷史上，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設、改進、創新和完善，皆是自發演進長期積累的結果，而不是某一個完美的統治者、思想權威或道德教主創造並頒布的。文明越進步，政治權力對思想和道德的強制干涉就越不具有合法性。政治權力必須在思想上和道德上採取中立態度，讓思想和道德在自由的多元化格局中，通過競爭交流、對話、包容、滲透、融合，才會使一個社會具有健全的道德秩序和不斷的思想創新，才會使人類在優勝劣汰的公平競爭中生生不息，向前發展。
五四時代中國知識界早已覺醒的道理
這一切現代文明的標準，不僅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經成為起碼的政治常識，即便在將近百年前的五四先賢也早已清楚無疑。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時任總統的徐世昌發布充滿陳腐道德說教的〈大總統令〉，《新青年》雜誌發表高一涵的文章〈非君師主義〉，對大總統令的道德說教作出尖銳而深刻的批判： 「我的意見，不是說道德是不必要的，是說道德不能由國家干涉的； …… 道德必須由我們自己修養，以我們自己的良知為標準，國家是不能攢入精神界去幹涉我們的。此外尚有一個理由，就是國家待人民，要看作能自立、自動，具有人格的大人；萬不要看作奴隸，看作俘虜，看作赤子，看作沒有人格的小人。共和國的人民，是要當作主人待遇，不能當作「兒子」待遇，不能當作「奴虜」待遇的。」
百年後的今天，中國的制度並沒有實質進步，中國統治者自然都想作「君親師」的絕對獨裁者。他們仍然頑固地自以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狂妄自信絕對正確，為天下欽定思想權威和道德標準，「此為禮也，用以教民」。
他們甚至狂妄到可笑的程度。比如，朱元璋創建的一項明朝通行的制度，居然是每月初都要發布指導百姓怎樣生活的聖諭，讓太監在前門外向有頭有臉的鄉紳們宣旨。月月如斯，內容高度重複.久而久之，聆旨鄉紳，索性花錢，一邊賄賂宣旨的太監，一邊雇佣街頭痞子，代為聽旨。如此，鄉紳、太監和痞子各得其利，三者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著欺君之秀，恭奉如儀。只有皇帝一人變成白癡，懵然無知。
斯大林封作家是 「人類靈魂工程師」
進入中共掌權時期，這種「年年講，月月講」的傳統非但沒有絕跡，反而被中共政權創造性地發展，變成了「天天講，時時講」，中共黨魁經常發布百姓們必須聆聽「聖諭」或「訓誡」，把百姓當作幼稚園的孩子，要求百姓「尊老愛幼、男女平等、鄰里團結、勤儉持家、助人為樂、遵紀守法、誠實守信 …… 」等等。我想，那些被中宣部頻頻找來開會的官員們和每天被要求學習黨魁講話的百姓們，其心情與明代的宮廷太監、大戶鄉紳、街頭痞子完全一樣，共同上演一出統治者被統治者裝模作樣地自欺欺人的肥皂劇。
前蘇聯的極權者斯大林為了拉攏以高爾基為代表的知識名流，在三十年代初期，經常在高爾基家舉辦聚會，邀請幾十位著名作家參加。恭聽作家們的高談闊論，讚揚他們的創作。並在一九三二年十月的一次聚會上發表談話，將作家們封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說：「你們生產我們需要的產品，比機器、坦克和飛機更需要，那就是人的靈魂 …… 」但是斯大林這樣做，不過是為了通過作家來征服人民的靈魂，最後是他自己變成「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蘇聯作家在斯大林時代因「違反黨的路線」被整肅者屢見不鮮，大多數作家則成為「個人迷信」的鼓吹手。
人的靈魂不需要工程師。所有自封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人︱︱統治者、主教、思想家——都患有狂妄症；任何鼓勵政府及統治者扮演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制度，都是戕害人性的邪惡制度。當獨裁者變成靈魂工程師，被統治者就必須服從其道德改造；對於那些不服從的人，工程師們不會只用道德說教來說服你，而是要動用大批判、遊街、監獄、酷刑、甚至肉體滅絕來徹底取消你說話的權利和機會，他們不僅用暴力恐怖吃掉人的肉體，更用欺騙吃掉人性、人格、尊嚴和靈魂。正是這些靈魂工程師造成了靈魂的荒漠化。這就是從毛時代到今天，在中國發生的事情。
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開放》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