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文學排行榜

發表:2007-04-20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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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這是唐代詩人杜甫《戲為六絕句》中的一首。後兩句在文革期間,常被造反派的才子,用來批判對手。第一,解氣;第二,順口;第三,顯得有學問,所以,很流行。可杜甫的原意,卻沒有什麼政治,倒是很文學的,目的在於探討詩歌的創作理論。

因此,後人也稱這六首詩為《論詩詩》。

杜甫認為,這四位初唐詩人的作品,是那個特定的文學環境下的產物,也是只能在那樣一個社會轉型的初期出現。後人在研究這些方興未艾的作品時,切不可以背離時代背景,罔顧客觀條件,而「輕薄為文」,來哂笑前人的。

王楊盧駱這四個字,誰前誰後,不是杜甫排的,估計他對此不感什麼興趣。只有那些沒出息的,沒起子的,很無聊的,很猥瑣的,已經混出什麼名堂,但又不安於位的三流或四流文人,才掂斤播兩於名次前後,座位高低,才偷偷摸摸於暗箱操作,塞進私貨。杜甫論李白,「白也詩無敵」,一句話就完了。要放在這班貨色手裡,肯定還要加上一句,「稍稍遜色我」。所以,凡文學排行榜,都是一種小人行為。

因為,好與壞,不用比,好與好,無法比。李白和杜甫,誰更好些?《蜀道難》、《將進酒》和《三吏》、《三別》,孰分高低?宋人嚴羽在其《滄浪詩話》一書中,說得再透徹不過。「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所以,那些企圖在排行榜上來月旦,來雌黃者,無不懷一己之私,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王楊盧駱,大概是中國最早的文學排行榜。

文人是敏感的,而文人又是小心眼的,當過盈川令的楊炯,便酸不溜丟的。據《舊唐書·楊炯傳》:「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后。’當時議者,亦以為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后,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那時的文壇,和今天也差不多,面臨著整個社會由亂而治,由衰而興的轉型期。宋祁著《新唐書·文藝列傳·序論》中說:「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余風,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勃)楊(炯)為之伯。」隋陳的綺麗風格,已經過時了,盛唐的雄大氣象,還沒有開始,在這青黃不接之際,初領潮流,唱出先聲,蛻變文風,一新耳目的王楊盧駱,便成了風靡朝野,上下追捧的明星。

人,紅得太快,名,來得太易,錢,來得太多,電視、報紙、網路、媒體,露得太多,其淺薄的方面,其負面的因素,其陽暗的心理,其卑劣的本質,也就加快突現出來。

嫉妒,是一種能夠煽動起仇恨的情緒,而文學上的嫉妒,更是一把雙刃劍,害人之外,還害自己。因為一個詩人、一個作家,開始感到別人比自己強了,感到受到威脅了,感到中氣不足了,感到好日子無多了,感到要退出歷史舞臺了,那一把嫉妒之火,就會在心中燃燒起來。中外古今,凡文學家的妒火出現之時,也是他創作衰弱之時,這是一個鐵的定律。

會咬人的狗,不叫,汪汪不已的狗,倒是咬不了人的。作家,也是如此。

如果此人還算明智,尚屬清醒,不老朽,不混賬,或急起直追,或面壁磨劍,或埋頭奮鬥,或充電加油,來日再在文學的競技場上一賽短長,這才是正道。然而,一患上這種文學紅眼病,通常很難理智。抓耳撓腮,心痒難禁,既坐不下來寫詩,也定不下心來做小說,於是就求諸於文學以外的手段,來達到張揚於文學的目的。


前些年拍攝的獲奧斯卡獎的《莫扎特傳》,就有許多這樣驚心動魄的,因嫉妒而變態,而下刀子,而不共戴天的描寫。但結果呢?莫扎特是永遠的,而那位宮廷樂師呢?誰還記得?

據《舊唐書》,這個楊炯11歲就舉神童了。看來神童不好當,十個神童有九個要被美譽所捧殺,被聲名所扼殺。過早的成功,過度的吹噓,和過分的自我感覺良好,其實是一劑毒藥,把他坑了。於是這位神童醉心於虛名的追求,甚於藝術的完善。只知道終日眼紅他人的才能,而不明瞭自己的每況愈下。

楊炯嫌當時文壇對他不夠熱烈,排名在王勃的後面,是對他的冷落。神童當慣了,當出一身毛病,沒有人簇擁著他,沒有人給他唱讚歌,一天也過不去。在這種病態心理的支配下,這位先生居然自己動手,抬愛自己,如時下有人總愛在報章上,在網路上,在博客上,自吹自擂,自憐自戀一樣。《舊唐書》說他:「又所居府舍多進士,亭臺皆書榜額為之美名,大為遠近所笑。」那時候,要是有各類媒體為之炒作的話,就省得楊炯這麼費事了。

所以,他特別恨那個姓王的,放在他的名字前面,壓得他喘不過氣來。老實講,此公詩的造詣,在四傑中最缺乏創見的了。詞藻雖然華麗,內容卻很貧乏,由於貧乏,不得不令人討厭地重複自己。瀋德潛的《唐詩別裁》裡選了他兩首五言,很遺憾,意旨、手法都差不離。論者評他跳不出陳、隋遺風,拿今天的話說,也就是老一套,沒有什麼新鮮氣息吧?

我想,他大概被這種嫉妒心折磨得夠痛苦的。

他在《從軍行》裡寫到:「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那意思是說,哪怕到部隊去當個連長,也不再寫作了。這大概是在文學的競爭中,屢屢敗北的感慨吧?寫不出東西,尤其寫不出好東西,硬要人家承認你是詩人,是作家,是大詩人,是大作家,那是枉費心機的事。即使當時主持文學事務的上官婉兒,給武則天奏上一本,封他一個種子作家的名號,難道讀者就會買賬了嗎?

後來,求名成疾的楊炯,還真有一點變態,一寫文章,來不及地拉名人陪綁。唐人張鷟在《朝野僉載》裡,說「楊之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為‘點鬼簿’」。

現在已無法找到他這種熱求名位的性格,如何鬧到為人所詬病的地步。但有一條是可以肯定,凡執著於成就的大小長短者,凡計較於名聲的高低前後者,而又寫不出什麼東西,或雖還不停炮製,卻再也寫不出什麼令人眼睛一亮的東西,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者,這樣的文人,必折騰,必生事,必裹亂,必鬧笑話。

過去如此,現在也不能不如此。

因此,杜甫筆下「王楊盧駱當時體」的其中「當時」二字,這種角色定位,再明確不過地告訴我們,一位作家,一位詩人,在你或長或短的一生之中,能做的,做了,該做的,做了,做得好,還是差?做得多,還是少?做得有價值,還是做得無意義?就留給時光去判斷,留給後人去評價吧!

閣下已經做了應該做的和可能做的一切,盡到「當時體」的責任,也就夠了。然後,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豁然,看長江後浪推前浪,豈非一大快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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