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保資金的違規放貸到福禧投資以低價從上海城投的子公司上海路橋手上奪得滬杭高速30年的收費經營權；從上海電氣引入戰略投資者的目標公司不是相關的跨國公司而是毫無業務關聯的國內民營企業,到福禧神秘地從寶鋼手上獲得5％股份，從而擁有上海電氣8.15％的股權,成為上海電氣第二大股東──在在說明,上海市政府才是本輪腐敗案的幕後主角。而讓人啼笑皆非的是，最後也是上海市政府以局外人的身份，來力挽狂瀾。一方面從市經委調經委主任到上海電氣接替王成明董事長，並通過訴訟讓法院對福禧的8.15％做訴訟保全。同時「尋找更有實力的股東替代福禧」；另一方面，又安排上海年金中心提起訴訟要求福禧歸還本金餘額34.5億及相關利息。
在本輪腐敗案中,上海市政府以超然的身份，既扮演了操縱者的角色，又像是老百姓利益的維護者。8月15日，當上海市的領導在全市領導幹部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大會上宣布祝的問題並表明要「查清問題，決不姑息」的時候，不知是否問過自己，究竟是什麼釀成了這場腐敗案？
我們不妨把上海的經濟模式叫做政府型經濟。所謂政府型經濟，就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支配經濟，金融資源。在機構方面，有大型的金融機構，比如浦發銀行；有大型的投資公司，比如上海城投，久事公司，上海國際集團。在項目方面，政府直接參與立項，比如一級方程式賽車場。在資金調度方面，政府直接安排各家公司的股權轉讓。比如市政府為了控制對浦發銀行的絕對控股，避免美國花旗銀行的股權做大，安排多家國有股東將股份轉讓給上海國際集團和上海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而這兩家其實是一家，）使國有控股佔33.89％(見2006-05-09浦發銀行：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實施公告)，從而關閉了花旗銀行計畫控股19.9％的大門。
此外，政府還運用行政手段，建立所謂「航空母艦」-----巨型企業，比如商業航母有百聯集團，旅遊航母有錦江國際集團，電氣航母有上海電氣集團。最近還成立了食品行業的航母，光明食品集團等等。政府通過建立此類大型的金融，經濟機構和特大型企業來直接控制和支配整個社會的投資和資源，好聽的講法叫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其實質則是運用行政命令建立更加堅固的政府型經濟，從而名正言順地從市場經濟退回到計畫經濟，從競爭退回到壟斷，從市場退回到官場。
政府型經濟把政府的行政權力與經濟活動（各種交易）混合在一起，通過一系列整合，使上海市政府牢牢控制了整個社會中主要的人財物，成為上海灘名副其實的最大的老闆。從而使政府不僅具有行政能力，還具備交易能力；不僅是社會的管理者，還是項目的經營者；不僅是經營者，還是經營失敗後的補救者。（眼下上海電氣和社保一案正是如此）。最不合理的，還是最後的審判者，道德的審判（比如上海的媒體對社保一案隻字不提）和法律的審判都必須經過市委市政府。權力的貪婪莫過於此。
這是一個權力膨脹的政府。同「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中關於「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相反的是，上海市政府已經成為一個無所不能，無處不在的全能政府。因為害怕市場經濟可能削弱手上的權力而逐步建立強勢的政府型經濟，其實質無非是對權力的貪婪-----政治權力之外，實惠的上海人還要控制經濟和金融。所謂轉變政府職能，不是權力轉變成小了，而是更加大了。
自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的社會經濟和市政建設被認為是「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而所謂上海經驗，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就是「抓住了資本大餐」。表面的看法是，政府型經濟可以提高效率。但在缺乏獨立法治，媒體不自主，「人大」只舉手的時代，具有嚴重計畫經濟色彩的政府型經濟在操作過程中，必然滋長貪婪和腐敗。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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