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從一個故事開始。我到了某地區的一個鄉，那個鄉有14000人，有錫礦、鉛礦、煤礦，每天從這個鄉拉出去的礦產值約40萬。開礦的是浙江、四川、雲南的「大老闆」，他們每年給鄉政府提供的稅收不足50萬，但來來往往的運礦車輛，每年損壞路面用以維修的資金不少於150萬。礦開了，環境破壞了、資源沒有了，並且礦是有毒的，礦工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每個礦工在礦裡只能工作三個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時間長了有生命危險。這樣的勞動，每個礦工的工資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礦上看到那些礦工，你的第一感覺是這些礦工和牲口沒多大的差別。不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中的人是很難理解「寧可累死，不可餓死」的現實選擇的。
第二個故事：我去的一個貧困縣，那裡的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來砍伐的，砍樹的時候沒有任何補償，因為主流社會的人說森林是國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關當地人的事了。沒有砍伐森林的時候，當地人主要以狩獵為生，輔以簡單的農作，生活還是比較舒坦的。樹砍了之後，當地人不得不從狩獵生活轉向農耕生活，千辛萬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幾年，說要保護環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強制當地人退耕還林。森林砍了，沒有補償；辛辛苦苦開的梯田，一個文件下來，說補給你每年三百斤糧食，給5—8年就了事。我身臨其境的時候，無比地羞愧。很多人講保護環境的時候表現得無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對弱勢的同胞卻是如此的不道義！
當我走進貧困的深處面對貧困的時候，我實在沒有理由指責在貧困中掙扎的人們，他們沒有錯！經過長時間的思考，我對貧困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至少有十幾種主要的限制窮***利、導致貧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們重新檢討：
產權制度
上面的兩個故事都與產權制度有關。礦產資源屬於國有，國有是誰有呢？誰有權審批礦產資源開發，誰就代表國家了。有人會說，國民分享稅收啊，誰代表國家徵稅呢？當然是幾個人的事。一噸煤35元—50元的稅收，可是一車裝10噸卻只算5噸，白天運10車計稅，晚上100車不計稅。就是征了稅，當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實現分享稅收收益的權利呢？
如果說森林、礦產資源是國家的，窮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罷了，但本來是窮人的財產，「國家」也要佔有。
比如說，農民集資辦的公路、橋樑、水利設施等等，產權都不屬於農民。既然是農民集資辦起來的，為什麼農民沒有產權收益呢？如果把農民投資的電力、交通、能源、通訊等等基礎設施，都讓農民分享產權和收益，農民也不至於這麼苦、這麼窮。
不僅如此，到八十年代後期，國家鼓勵農民辦糧食加工廠，一個加工廠要投資幾十萬、幾百萬。到了九十年代，國家一個文件下來，不允許農民經營糧食了，農民損失慘重！國家不承擔任何責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勵農民販豬、宰豬，九十年代，要「定點屠宰」，農民辦起來的生豬「一條龍」全垮了，誰也不賠啊；八十年代後期，允許農民經營種子、農藥、化肥，九十年代，供銷社重新專營，把農民害的可苦了。農民由此所負的債是一代人、兩代人都還不清的。城裡的企業破產了就破產了，農民的企業被逼得破產了，錢還是要還的。農民怎麼不窮啊！
財政制度
農村電、電話是農民自己集資建起來的，城裡電、電話是國家投資的，城裡人用的電和電話比鄉村便宜；農村的學校是農民自己集資建的，農村老師的工資是農民自己開的。城市裡的學校是國家建的，城市裡老師的工資是國家財政開的；城市裡的公路是國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幾百萬甚至千萬，農村裡的公路主要是農民自己修的。農村幾乎所有的基礎設施建設都是農民自己集資的，當然國家也有財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車薪。都是中國的公民，在佔有財政資源方面，標準是不一樣的。
社會保障制度
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不覆蓋農民的，談社會保障制度，對農民來說，還太奢侈。這個極大的不平等說也是白說，不說也就罷了。但不能破壞農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即不能剝奪農民擁有土地的權利。那些生活在貧困地區的農民，一旦失去土地，他們怎麼生活？我們為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麼樣的社會保障呢？
金融制度
城裡人可以用身份證從銀行貸款買房，鄉下人不可以；城裡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貸款，農民的房子也是房子，為什麼不能用他們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貸款呢？農民的財富也是國民財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幣的基礎，為什麼中國的銀行不承認呢？如果我們農民的山、農民的地、農民的房，也能在銀行裡抵押，那農村也不缺投資，農民也有錢發展。現在，農民貸款生產農產品供城市人享用，貸款也是那麼難，利息還高於城裡幾倍。外國銀行不下鄉，中國的銀行也進了城，國家又不允許鄉村民間金融存在，難道農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務不成！
稅收制度
農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兩千多塊錢，不是可支配收入，這些收入中還含著種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糧食。國家按農戶農產品產量的百分之八點四來收取農業稅，但如果把農民自己消費和投入生產的這一塊除開，那肯定是百分之二十幾或更高的稅率了。再如果把糧食加工流通環節的稅率考慮進去，農業的稅率可能就在百分之三十幾以上。一個農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幾百塊錢，要交稅；城裡人一個月有幾百塊錢的社會保障。城裡人做生意虧本，可以不做；農民種地虧本，可不可以不種？不種（的話）可不可以不納稅？不可以，不種地照樣納稅。農業是最弱質的產業，農民是最弱勢的群體，卻面對最不優惠的稅收政策。農民怎麼不貧困呢？
資源的配置制度
就說說扶貧的資源配置制度吧。國家的扶貧資源是屬於窮人的錢，這個資源是由誰來配置的？是幹部來配置的。誰跑步「錢」進、誰跑得勤就給誰。跑到扶貧資源是要成本的，資源通過一級一級的下撥是要雁過拔毛的。這些資源到了項目點、到了社區該怎麼使用，還是沒有窮人的發言權，還是國家幹部說了算。不少貧困地區搞工程招標，誰主持，是幹部，誰有權參加投標，極少數有錢的人，窮人在哪裡呢？佔99%的窮人被排斥在外了。
如果法律制度來配置扶貧資源，肯定會比幹部權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資源到了社區，由老百姓主導資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錢辦很大的事，因為中國農村有的是過剩的勞動力。但在不少地方，扶貧資源和公共資源配置成了權力和權力、權力和資本的交易遊戲。
教育制度，醫療制度
這兩個制度差不多，只說教育。人們似乎公認：「教育改變命運」。中西部的教育能改變中西部人民的命運嗎？我看不能，反而使它們越來越苦難。我在我的《扶貧日記》裡寫過一個高中生，他的父母親為了培養他，借了一身的債，他高中畢業到城裡打工，每月的工資400元，要用十幾年的時間打工來還債。他說只要還清債攢夠2000元錢，他就準備回到他的那個小山村去結婚，再不來打工了。那時候他大概也有40歲了，不回山裡城裡人也不會要他打工了。現在的農村教育是什麼？貧窮的父母親，負了一身的債，支付了巨額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養一個高中生。高中生給了父母什麼回報？沒有！他把20—40歲黃金的時間給了城裡，他得到了什麼？沒有！到了40歲，快要老了，城市和發達地區不要他了，把養老的包袱又甩給了中西部，甩給了窮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機？教育不斷地把中西部的資源向發達地區抽，不斷地把窮人的資源往富人抽啊！
我讀小學時，幾毛或一塊錢讀一年；初中時，一年兩塊錢；高中時，三塊五塊讀一年；大學時，國家一個月補貼20多塊錢，35斤糧票。現在我的孩子讀書呢？小學100多，中學1000多，中考把錄取分數線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幾百元不等。現在我們讀大學，國家給一點錢甚至不給，更多的是學校收錢。我計算了一下，從1985年到目前為止，農產品的價格漲了不到7倍，相當於農民的收入（在價格上）長了7倍。但現在農民教育支出漲了幾百倍甚至幾千倍，你說農民怎麼不窮！農民能夠賣的一點錢，就被我們的教育吸得一乾二淨，農民是要負債來培養自己的孩子，並且是給發達地方培養人才。
就業制度
很長時期，政府談就業、失業問題，只談城裡人，農民不在這個話語裡。直到今天，勞動法能保護的還是城裡的職工，失業保障與農民工沒有關係。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依然還存在嚴重的就業歧視。
更為嚴重的是在財政稅收資源解決就業問題時，農民依然是極少考慮的，常說的再就業工程根本與農民無關。
國家的金融資源也偏向解決城市居民和國有企業職工的就業，每年有數百億的貸款給了國有企業；證券市場也有更多的資源被輸入國有企業。重要的職能就是保障就業。
誰給了農民這樣的政策資源呢？
解決農民的就業是不是沒有辦法呢？不是的。國家有很多機會可以為農民提供就業。例如，1998年大洪水後，國家拿出數百億元治理大江大河，長江大堤每方土12元，這樣的好事給了大企業家做了，大企業家轉包給農村的拖拉機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淨賺8元多。如果從農民就業的角度去考慮，幾百億可以解決多少農民就業，增加農民數百億收入。再如，農村還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復原有功能。假如國家一時拿不出錢來，可不可以讓農民先幹上，發給農民勞動工積累券，農民可以憑券購買教育、醫療等服務或抵押給銀行獲得貸款。
主流社會，面對農民就業難的時候，總是指責農民文化水平低，素質差，不適應城市社會，不適應市場經濟等等，全是歧視性的語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沒有把農民的就業問題當成是「國民的基本權利」，沒有把創造農民就業崗位當成政府的基本職責。
中國的農村什麼最多，勞動力最多。每天有幾億農民沒有活干，能掙錢的活專給有錢的人干，你說農民能不窮嗎？
工資制度
工資制度是一個最大的抽水機。城裡人的工資裡麵包含有結婚、生兒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還有再教育和養老部分。農民工的工資呢？它包含這些嗎？不包含。農民工一個月就500元錢左右，他們不可能完成勞動力再生產、承擔不了贍養老人的義務，自己養老的問題也無法解決。
根據陸學藝、郭書田等先生的計算，每個農民工在城裡創造的價值是25000元，但每個農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資只有6000—8000元（這是高估了）。城市和發達地區每年從農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餘價值。如果進城的農民工是1億人，那麼農民每年被剝奪的就有1.6萬多個億。
工資制度對農民工嚴重的不人道，會導致一系列嚴重的後果。
據統計，全國現在有千萬以上的娶不起媳婦的農民和農民工。鄉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裡去了，她們不願意在鄉下找一個養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願嫁給「足馬」為妻。社會學家樊平呼籲，農村「美女」的流失將導致農村社會「荒漠化」！我們追求的城市化難道要以農村社會「荒漠化」為代價嗎？
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機了。憲法規定，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所謂集體所有，就是村民共同共有。但農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進入市場交易，只能先給國家徵用，再由國家出賣，國家徵用1畝地幾千、幾萬不等，轉手就賣幾萬、幾十萬、幾百萬不等；農民自己在自己的地裡蓋廠子可不可以？不可以，還得先給國家徵用了再買回來；農民在自己的地裡挖魚塘可以嗎？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錢給國家。據統計「國家」每年從農民的土地上拿走數百億甚至更多的錢。
幹部制度
但我說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幹部制度也是一個抽水機。幹部是上面提拔的，要當幹部就只有找上面。想當幹部就要跑步「錢」進，不跑步「錢」進想提拔，難！所以每年用於跑官的錢不是個小數目。這些錢從哪裡來呢？當然是公款消費了。我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麼辦？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趕緊用權力從老百姓身上尋回來。提拔的幹部越多，幹部換的越勤，老百姓的負擔就越重，所以幹部制度也是個抽水機。如果幹部選拔權在人民，公布幹部的權力在人民代表大會，當官就要給老百姓送禮了——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要是這樣就好了。
現在也搞民主，幹部也要選，誰提名呢？上面提名。誰想當幹部，還是要給上面送禮才行。現在的民主還是上面的「民」主，把上面要的人「舉」上去，和原來的效果是一樣的；其實，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為民服務的人選下來的民主，這些人不選下來，好人怎麼選得上去呢？好人選不上去，農民怎麼不窮呢？
法律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立了很多法，可是，來北京上訪的人越來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這說明什麼？法不管用。那「法」為什麼不管用呢？一個農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幾百塊錢，怎麼打得起官司，請得起律師？窮人是用不起法律這個奢侈品的。當窮人用不起法律的時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權人用來欺負窮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沒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況就只有忍氣吞聲；實在忍無可忍了，窮人才進京城。很多人有理無錢，打得傾家蕩產，最後走極端，結果有理打成無理，由維權者變成一個違法者！
我們依法治國叫了很多年，但犯法的農民越來越多了。一個農民從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裡只有500塊錢，到了北京把車費一除，只剩下200塊錢了。辦暫住證、健康證等需要很多錢，也不知道在哪裡辦，為了生存只有不辦了；要是不辦，就是違法；不是違法，是不得不違法啊！窮人是逼得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違法，真是冤枉啊！
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農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窮人，你就明白是怎麼回事。
我曾經總結說，中國鄉村有兩個發展的趨勢，要引起警惕：底層的民眾不得不違法來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基層的政府和基層的組織，以違法來養執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作為基層組織和基層政府，不違法是不能生存的，因為財政只給了60%的預算，還有40%要靠創收。以派出所所長為例，他的職責是懲治犯人，保衛人民，就得給他錢履行義務，但實際是政府財政只給人頭經費的60%，沒有辦案經費，此外，公安局不僅沒有錢給派出所，派出所還得每年給公安局交8萬元錢。派出所從哪裡搞錢，當然是用自己的權力找老百姓搞錢，這不就成了一個違法者嗎？這就是「靠違法養所謂的執法」。派出所是這樣，基層的法庭不少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
有的人說中國的法制越來越完備了，中國社會越來越接近法制社會了，我相信一半。因為這個社會的多數人（特別是窮人），要想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是越來越難以支付成本了。
科技推廣制度
科技推廣制度也是一個抽水機。農村急需要科技服務，這是毫無疑問的。農業大學的學生，讀了四年大學，幾年的碩士、博士，到農村當技術員，會去嗎？當然不去！因為技術要追求高回報，中國農村小農經濟沒有可能支付高價讀大學後所需要的回報。市場配置技術，結果就是有農業技術的大學生遠離農民、遠離小農經濟、農村的技術人員越來越少。技術是不是絕對的不下鄉呢？不是的，比如雜交種子下鄉了，技術為了追求高額回報以一種物化的特殊壟斷方式下了鄉，農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術」的高額代價。所以，靠市場配置技術的結果是兩個，一是技術人才遠離農村；二是農民使用技術必須付出高成本。
歷次鄉鎮機構改革，工商要加強、稅務要加強、財政要加強、土地要加強，凡是找農民收錢的部門都要加強。凡是農民需要的技術服務部門，比方說，農業技術推廣站、漁業技術推廣站、林業技術推廣站……統統轉制，統統推向市場自謀生路，這樣改革的結果就是農業科技推廣體系「網破、人走、技黃」，農民獲得廉價的技術服務的權利被剝奪，為技術獲得壟斷收益創造了可能，這樣改革的結果只會導致貧困的農民更加貧困。
市場主體制度
很多人都認為，農村最早改革開放，分田單干了，農民肯定是市場的主體，肯定有市場主體的資格。其實不是這樣的，今天的農民還沒有獲得完全的市場主體的地位。
農民休耕，不僅要照常交稅，還要受到罰款。這就等於用一種強制力逼農民用低償或無償的勞動力與土地結合，生產大量的廉價的農產品，來保證城市人的要求。農民有市場主體的地位嗎？顯然沒有完全的市場主體資格，而我們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和政府的官員動不動就要求將農民統統「推向市場」。一方面不給農民市場主體資格，另一方面要把農民推向市場。這是個什麼道理？很清楚，強制2.3億個農戶生產，生產了，再把他們推向市場，形成無序的過度的競爭，農民能夠得到社會平均利潤嗎？農業本身回報就很低，農民怎麼不窮啊！
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也是一個抽水機。城市戶口相對於農村戶口是很值錢的，我讀小學時就知道城市戶口的人的優越和高貴，城鎮戶口的同學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們農家子弟不一樣。我當時好羨慕有城市戶口的人。85年，我當鄉書記了，很多農民找我解決戶口，戶口要糧食、公安、民政等好幾個部門聯合辦公，最後分管的縣長簽字才能解決，解決一個戶口除了要花很多錢外，還要花好多的時間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縣城的戶口每年出售100個、200個、500個不等，每個30000元，一些農民，借債也給自己的孩子買戶口，買高價戶口還要開「後門」，那時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後門，有的人真是哭著求我。再到後來，全國都賣戶口了，有的城市一個戶口賣十幾萬甚至更高，現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戶口，依然還要出錢買，我在北京工作好幾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為買不起戶口。戶口這個東西，吸走了多少農村的財富！
招標制度
現在，農村做一點公共設施都要招標了，似乎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許招標制度在國際上或發達地方確實好，但在不發達的農村我認為不怎麼好，是一個歧視的制度，加重農民負擔的制度，必須改進。在一個不發達的地方，市場不能形成充分的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招標就是幾個幹部和幾個他們招來的「哥們」之間的公開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標的遊戲中，既沒有充分的市場競爭，又沒有民主監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這樣的招標只能是權錢的合謀。本來可以10萬干好的事情，預算打到50萬，權力和資本分肥；本來可以讓農民的組織組織農民干，實行以工代賑，最後也來一個招標，實際上是權力和資本排斥窮人。現在，國家投入農村的「六小建設」資金的使用，和八十年代比較，一元錢只能做一毛錢的事；國家最近幾年的扶貧資源越來越多，但脫貧的人數越來越少，有一個貧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領導跟我說，不及原來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對於扶貧資源使用的效力越來越低的問題應該引起反思了。
代表制度
縣裡面開人民代表大會，十幾個農民的代表權只相當於一個城裡人的代表權。至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更不用說了。就是一個鄉鎮開人民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幹部，沒有幾個是純農民的；有幾個是純農民的都是幹部提名的。這樣的代表制度，決定了人數最多的農民「失語」。
類似上述導致貧困的制度還有。如果這些制度對窮人和富人；城裡人和鄉下人；對老百姓和當官的；對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視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農民不會這麼苦！農村不會這麼窮！
主流社會對很多問題的認識就是建立在自以為是基礎上的。就像當年回城知青對農民農村的認識一樣。有些知青回到城後，講述在農村的苦難，說在農村浪費了十年的青春。當時，沒有人認為這句話有問題，其實說這句話的人也並不一定有歧視農民的思想。但是這句話的潛台詞——卻是說農民世世代代都浪費掉了——農民同城裡人相比下人一等。正是主流人群自覺或不自覺地歧視農民，所以才有這些不平等的制度。這些不平等的制度設計，是有意或無意間這麼形成的。所以，主流社會要認真反思；正因為是無意識的歧視，更應該認真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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