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下午，巴金遺體告別儀式在上海龍華殯儀館舉行，胡錦濤等中共要員獻上花圈，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等人到現場慰問，文化界名流們發表的美譽之詞更是充斥國內各大媒體。
在中國特定的語境中，不苛責、不貶損、不拔高的評價，才是對巴金這位世紀老人亡靈的尊重。分享過巴金作品的人，理應表達一份悼念；欣賞他號召「說真話」、 「懺悔」和「建立文革博物館」的人，更應該以行動來完成亡靈的遺願；對巴金曾經有過的懦弱和盲目，也可以給予同情的理解。因為，在暴政的中國，不要說類似林昭那樣的聖女，就是類似馬寅初那樣的寧折不彎的名流，也只能是極為罕見的「人格」。如果說，苛責容易導致「棒殺」，那麼，無限拔高就必定要走向「捧殺」。
官方主導下的悼念巴金，是中共如何關心文學大師的統戰表演。中共恩賜了「人民作家」和「文學巨匠」的榮譽，新華社發出的《巴金同志遺體在滬火化賈慶林等到殯儀館送別》報導，全文1121字，只有222字用於巴金喪葬，絕口不提文革中巴金遭遇的迫害，更沒有提及巴金的「說真話」、「懺悔」和「文革博物館」，卻把889字用於中共當局的關懷，其中僅羅列各級中共高官的名字就佔了583字。
再看文化界對巴金的悼念，頗有無限拔高的「造神」味道。幾乎所有參與悼念巴金的文壇名流們，都高調讚美巴金的「說真話」和「自我懺悔」的精神，王蒙等文人更給巴金戴上「一面旗幟」和「世紀良知」的高帽，但幾乎無人肯用「說真話」和「懺悔」的行動來繼承巴金的遺志。比如，余秋雨稱：巴金「說真話」的遺訓「最重要」，是「這個世紀箴言」；舒乙說：「《隨想錄》是個紀念碑。」然而，余秋雨對自己在文革中的表演，舒乙對自己在文革中批判親爹老舍的大義滅親之舉，至今都毫無懺悔之意，更談不上說真話了，居然還好意思大言不慚。所以，這種無限拔高的悼念，大都是又一次犬儒大表演。
在我看來，如果把中國現代文學放入整個世界現代文學中比較，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就根本沒有「文學巨匠」。就巴金的文學成就而言，他也僅是一位有影響的作家而非文學巨匠。我這代讀過大學中文系的人，大都學過1949年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知道所謂的「現代文壇六大家」──魯（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老（舍）、曹（禺）──之評價，他們六人幾乎佔據了整個現代文學史，但這樣的文學成就排序是政治性的，完全是中共欽定史學和統戰策略的產物。
作為作家，巴金的最大缺陷是文學語言沒有什麼獨創性，甚至寫過一些很爛的作品，對漢語文學寫作的貢獻遠遜於魯迅、沈從文、老舍、曹禺等人，甚至不如張愛玲和蕭紅。巴金雖然創作了不少長篇小說，但只有一部長篇《家》還算差強人意，而且只是在社會影響的意義上，而非文學獨創性的意義上。巴金的其他長篇則拖沓、臃腫、矯情，表達缺乏克制，文字毫無美感，起碼我在大學時代就讀不下去。
如果以自然生命而論，巴金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六大文壇楷模中最長壽者，活成了中國文壇上第一位百歲泰鬥。然而，以文學生命和人格生命而論，六位中最幸運的，倒是死的最早的魯迅，他畢竟沒有在中共治下變成文學植物人。他死於1936年，不可能陷於強制性的思想改造泥潭，也不可能被逼無奈地寫檢查羞辱自己，更不可能或被遊街批鬥、或蹲牛棚、或下大獄、或被打死、或死於不堪侮辱的自殺。換言之，魯迅過早的肉體終結成全了其精神長駐。儘管他被毛皇帝欽定了「骨頭最硬」之旗手地位，變成戲子之間相互混掄的打人棍子，但那不是魯迅本身的過錯，而是極權制度的罪惡。
其他的五人，郭沫若從「流氓加才子」墮落成最無恥的文人，茅盾由小資加左傾活成圓滑平庸的文壇不倒翁，曹禺由戲劇天才變成懦弱的御用捧艮，老舍作為京味小說大師，先是被奉為「人民作家」，繼而在黨國無義和妻兒無情的夾攻之下，變成了太平湖裡的魚食；最長壽、也享受了最多官方優惠的巴金，由多產作家變成文學上的准植物人。
當敏感的沈從文先生在50年代初被迫害並自殺未果之時，身為老朋友的巴金並沒有說真話；在沈從文先生放棄文學而選擇沉默之時，巴金卻在高歌偉大的新時代，在反胡風運動中落井下石。面對慘遭文字獄之害的胡風等人，巴金錶達了足夠的「憤怒」，再次發出「我要控訴」的吶喊，他聲討胡風的文章分別發表在《人民日報》和《文匯報》上。他甚至批判胡風的微笑是「包著侮蔑」，把胡風等人比喻為令人作嘔的「膿」。他說：「對付他們應該用他們的辦法:一不做，二不休，是膿，總要排出!」（見《他們的罪行必須受到嚴厲的處分》，載於1955年5月27日《文匯報》）在更大規模的反右運動中，巴金的太多的熟人和朋友紛紛落難，但巴金卻幸運地躲過一劫，所以他開始加倍地進行效忠表演，1959年中共掌權十週年大慶，巴金連續發表了《我們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無上的光榮》等七篇散文。
但巴金的效忠並沒有讓他免去所有災難，橫掃一切的文革也落在巴金一家頭上。當老舍先生在文革的百般羞辱中選擇自我了斷之時，巴金一家也遭到了1949年後的第一次衝擊。紅衛兵翻牆進入巴金的家，喝令巴金全家人都站出來。巴金的妻子蕭珊溜出去向派出所報案，派出所居然不敢管。巴金、他的兩個妹妹和女兒李小林一起被關在廁所裡；後來，巴金又被趕進牛棚和挨批鬥，他在五七干校裡寫自我作踐的檢查，還揭發和批判自己的同仁。妻子蕭珊在文革中病故，巴金也沒能為她送行。
儘管，在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巴金寫出《隨想錄》，提倡「說真話」和「懺悔精神」，自我解剖「由人變獸」的過程；胡風平反後，巴金無顏見胡風，並在《隨想錄》中向胡風等人懺悔；他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以總結歷史教訓、避免此類悲劇重演。特別是巴金的自我懺悔，在當時文壇的一片訴苦聲中，的確極為罕見的良知發現，曾一度讓人們看到了1949年前巴金的模糊影子。但也必須看到，他的講真話和懺悔是有界限的，即只在中共當局劃定的範圍內。比如，他只在被當局定性為「十年浩劫」的文革上講真話，他也是在胡風等人平反後才表示懺悔，但在八十年代批《苦戀》、「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等意識形態整肅運動中，他並沒有講真話；六四大屠殺及整個90年代的萬馬齊喑，是最需要說真話的時刻，也是巴金這樣的名流最該說真話的時刻，但巴金卻選擇了「沉默是金」！無怪乎著名學者朱學勤曾質問道：「 他（巴金）說，他最後的十年，他是以三個字活過來的──說真話。這十年該說的真話太多了，您老人家說幾句吧！不要說一百句，你說一句行不行？說一句沒人拿你怎麼樣？」
也就是說，巴金的後半生，懦弱多於良知，假話多於真話。如果說，1949年前那位發出「我控訴」吶喊的獨立作家巴金，是一代苦悶青年的代言人；那麼，1949年後，獨立作家巴金死了，剩下的不過是「御用文人」加「政治花瓶」的巴金。
巴金去世前，自1999年以來，在上海一座著名的醫院中某一間特護病房內，躺著中國文壇僅存的所謂泰鬥，任何人要去看他都要經過特許。只有當巴金去世後，公眾才知道他躺在華東醫院1號樓的某間病房裡，一樓樓層和電梯都有警衛把守。這位說不出話、認不清人、手不能動、足不能抬、食不能進、排泄失禁的「人民作家」，基本處於植物人的狀態，也許連痛苦都感覺不到了。媒體上卻說，巴金對前來祝壽的中共高官還能以微微點頭來表示謝意。據說，每天用於維持巴金生命的費用高達三萬元左右，而這對於正在經濟騰飛的大上海來說，肯定是一筆小錢。為了炫耀代表「先進文化」的姿態，獨裁黨肯定不會在乎這點錢。
病夫治國，乃獨裁國家的獨特景觀。想當年，毛澤東連話都說不清了，但通過對口形，毛仍然具有一句頂一萬句的權威，主宰著數億人口的大國。巴金的晚年，病得比老毛還重。據說，在巴金的頭腦還間或清醒之時，曾多次請求「安樂死」，均被拒絕。因為，黨不答應，家屬不答應，熱愛文學大師的人們不答應。巴金經不住人們的極力挽留，只好服從比他個人的痛苦更宏偉更高尚的大道理，就只好表示「為大家而活」。
於是，他仍然作為「娼優所蓄」之文壇的名義領班──中共作家協會主席和中共政協副主席──而活著。許多歌功頌德的大戲還需要他的榮譽出場。比如，每年的巴金生日，這位「文壇泰斗」都要在家人和醫護人員的精心侍侯下，接受來自獨裁權力和文壇戲子們的虛假膜拜，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特別是中小學生們的祝壽。 2003年，全國同賀巴金百歲生日，巴金被授予「人民作家」的榮譽稱號，溫家寶親臨病榻前探望。
在中國，統治者與著名文化人之間的統戰遊戲古已有之，從先秦諸君主豢養大堆食客就開始了。中共是此傳統最具有創造力的繼承者，玩的既得心應手又殘酷無情（與斯大林統戰高爾基頗有共同之處），如何玩，全看中共的政治需要。需要點綴時，就是價值連城的古董花瓶，擺放在高高的醒目之處；而不需要時，就是一堆碎石爛瓦，棄之於無人荒野。當中共眼中的巴金還有利用價值之時，他的親人就一定要精心地守候和看護，生怕稍有不慎摔成碎片──哪怕這隻古董的內在價值早已死去！
2002年的中共兩會，雖然巴金遠在上海的病床上，卻仍然被北京人民大會堂裡的代表們選為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那一刻，把植物人欽定為國家領導人且全力維持巴金心跳的中共當局，繼續讓整個中國付出「心死」的道德代價。
巴金去世後，據《金陵晚報》10月18日報導說：「昨晚7點多一點，記者就得到了巴老去世的噩耗，馬上趕到華東醫院，但警衛已經戒備森嚴，待到許多記者都趕過來，幾名武警也趕到了現場，把守住醫院的兩個門，只有上海市政府的車輛不斷穿梭，市領導們紛紛來弔唁巴老。門前的記者越圍越多，警衛也越來越嚴。」
中共武警對巴金之死的戒備森嚴，只允許當官的出出進進，而把記者和公眾擋在門外，典型地凸現了被中共供養的最後巴金，他絕非中國的「世紀良心」，而是極權中國知識份子的一面鏡子，即作品平平、人格卑微和名聲巨大之間的反差，幾乎是中國當代知識名流的共同形象。當下的中共高官及文人們對巴金的禮讚，也是這種形象的延續。巴金身後的「巨匠」、「良知」和「旗幟」的評價，凸現的絕非當下知識界對老人的尊敬，而是知識犬儒時代的自我矯情：政治權力的戒備森嚴、俯身傾顧和貼耳軟語，展示著權力俯視下的上等奴性；文人頌歌的華麗艷俗、誇張拔高和虛偽矯情，延續著低賤仰視中的高境界恥辱。
在此意義上，如果硬要說巴金是「一面旗幟」，也更多是放棄獨立的中國知識界向獨裁強權投降的「白旗」。遺憾的是，經歷過太多災難和教訓的中國知識界，仍然把這面「無力下垂的白旗」當作 「高高飄揚的旗幟」，滿天揮舞。
2005年10月25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民主中國》(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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