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我不是說「土改」不對，孫中山等也早就提出「耕者有其田」，這對解放農村生產力，促進社會發展是有好處的。
但中共把「土改」搞得全國一片腥風血雨，據說土改中被打死的地主就達百萬，活著的地主也得戴上帽子，接受群眾專政，這一直延續到十年後的文革時期，對原地主的迫害又進入一個新的高潮。在湖南就有一個縣把該縣所有的戴帽地主及其全家都殺光，有的連剛出生的嬰兒也難以倖免。嫁入地主家的貧下中農的媳婦也在被殺之列，真是慘不忍睹，滅絕人性。
我這裡也不是說所有的地主都是好人，也確有作惡多端，罪不容誅的。但中共當時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鞏固政權，宣傳「天下烏鴉一班黑」，似乎只要是地主（包括地主家人）都是該打，該殺的。
但當時不少離開家鄉在外地上學的地主子弟，憑著年輕人的熱情，看到國家的貧窮，社會的不公而投靠共產黨的是非常多的，特別是在大學裡，能講幾句馬列主義在同學眼中是榮耀的事，這些人先後成了共產黨幹部，有的還是「大幹部」。但是地主還是得批鬥，怎麼辦？所以當時中共製定了一項政策，既「幹部迴避」的政策，即凡地主出身的幹部一般不參與自己家鄉的土改，以免他們與自己父母、親屬關係不好處理。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回到了家鄉，江南一中等城市，去探訪親屬，我的親屬和他的朋友，退休中學教師，正在編地方志，就跟我談了幾十年來家鄉發生的幾件大事和疑案，不少是我小時候經歷過的，其中談到我們市解放後的第一任市長，未作出什麼重要成績，一、二年後就突然跳級提升為副省長的事。經過調查核實，原來他出身於蘇北一個大地主家，這個地主在蘇北影響極大。土改開始後，經多次發動農民起來揭發，都未成功，幾次開批鬥會，沒有農民上臺發言，結果不了了之。如群眾發動不起來對蘇北一大片地區的土改工作影響很大，經組織調查後，知道他家兒子在我市當市長，於是上級就找他，讓他出來揭發他父母，雖然中共有迴避政策，但答應他，只要他出來揭發，土改後就提他為副省長。他經過思索（即中共講的思想鬥爭）後，經不住大利的誘惑，終於答應了。
有共產黨為農民撐腰，為什麼還是批鬥不起來呢？自然是因為這家地主對大家很好，有善名，純真樸實的農民也不願無中生有地去污蔑他。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有靠他家的公子，少爺起來暴露他的「內幕」，說他是「偽善人」，實際是如何如何惡毒，要撕下他的假面具，不要被他的偽善所騙。農民當然會相信深知內幕的這位少爺的話。聽說經他回去動員後，運動還是開展起來了。
中共也不負諾言，就把他提為副省長，但他的官爵也到此為止，沒有有所作為，而且很快不知去向，銷聲匿跡了。
我想他當時是經不起誘惑，昧著良心做而得到了利，但後來冷靜下來想一想會覺得做了虧心事而心中忐忑不安。得到了這高位又有什麼？卻出賣了自己的良心，出賣了自己的靈魂。為了自己的一點利益，把愛他、養他、教育他的父母都出賣了，心中能安嗎？如果還有一點本性未泯，坐在這高位是不會舒服的。
中共執行「政策」一貫不把「事實放在眼裡」，只要達到目的，可以採取一切手段，是真是假都無所謂，看來他們暫時是勝利了，但卻坑害了不少人，包括自己的「階級兄弟」。所以，他的消失，不一定是工作中犯了什麼錯誤，而是受到良心的譴責，當時他還年輕，但也只得帶著沈重的負疚走完他的一生。
我們可說他也是黨「政策」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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