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卡」的門檻低了，但總量控制的政策仍不能滿足所有「北漂」的願望，北京人與外地人的界限還是存在，對於「綠卡」，幾家歡喜幾家愁。如何冷靜看待這一改革，記者採訪了清華大學法學院於安教授。
問：申請北京「綠卡」的門檻降低是繼上海、深圳、廣州、廈門、海南等一些城市「藍印」戶口制度後的又一戶籍制度改革措施，戶籍制度正逐漸放鬆，請問您是怎麼看待這一改革的？
於安：北京「綠卡」的改革是一個制度創新，是根據北京市的實際情況進行的改革，應該予以高度評價。從申請《北京市工作居住證》的具體條件來看，這次的改革體現了幾方面：
一是建設有效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包括貨物、服務、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沒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就不是完整的市場經濟。這次改革把勞動力自由流動市場化，把它看作是建設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基本制度，是北京市推動勞動力市場自由流動的制度化措施。人才流動的問題以前也提出過，但關鍵是要使流動有制度的保障，人才能夠自由選擇工作地點。在北京火車站有標語：「歡迎你到北京來」，來了能做什麼，是放棄原有的社會保障待遇，從頭做起，還是能與北京人進行平等的競爭？北京市降低申請《北京市工作居住證》的門檻是為人才提供了平等競爭的條件，是有效的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
二是完善了公民的基本權利。理論上講市場經濟需要公民有遷徙自由權。憲法沒有明確地把遷徙權列入公民的基本權利，但憲法也同時規定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就是說地方政府可以根據憲法的有關規定，賦予公民遷徙的權利。北京市的做法是為遷徙權成為基本權利創造條件，積累經驗。
遷徙權是競爭的需要，沒有外來因素的競爭不是充分的競爭；遷徙權是健全民主制度的需要。少數人為了使自己的意見被大多數人認可就會遷徙－－－換個環境表達自己的權利，這是民主的一個應有之意；遷徙權是社會健康的保證，健康的社會必然是寬容的社會。
三是打破勞動力的區域分隔。公民的生活與出生地聯繫起來，是計畫經濟的特徵。《北京市工作居住證》不只是公安機關維護治安的證件，也是持卡人享受政府分配資源的資格證。
問：北京市在辦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證》時實行總量控制的原則依據是什麼？
於安：勞動力的區域管理有各種原因，其中一個是對人口數量的管理，這一條到現在仍是有效的。數量的控制是為了保證必要的生活水平所需的資源條件，使市民能過上達到一定水準的生活，生活資源是稀缺資源，比如北京的水資源就很匱乏，吸引人才要有經濟的代價，所以條件的限制是必要的，可以防止不必要的惡性生存競爭。
問：申請條件規定必須由申請人所在的單位提出申請，對於這個程序因素應該怎樣理解？
於安：由單位證明申請人的知識結構與北京的城市需要有結合點，這是市場的標準，是有條件地吸引人才。各國各地區對本地人口發展規劃有各種目標，比如加拿大就有投資移民。
問：北京「綠卡」門檻降低有利於北京建立「人才之都」，其他的城市戶籍沒有北京「綠卡」和北京戶口的吸引力，在北京成為人才之都的時候，一部分城市面臨人才匱乏，怎樣看待這樣的競爭？
於安：競爭是不可避免的，人才向有需求的地方流動，向條件好的地方流動，集中是必然的。既然承認了人才流動的自由就應該尊重他們的選擇，但這樣的競爭要適度，所以有總量控制的原則。人才流失是壓力，人才的過度集中也是壓力。我認為這次的改革限定的條件比較低，沒有形成人才梯隊，沒有對人才進行細緻的分類分檔，容易造成惡性競爭。這個政策剛剛出臺，還有待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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