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退黨不是一朝一夕決定
八九民運的時候我在香港，當時中國新華社、香港、美國，還有其他海外的電視轉播我都看了。六四前看到北京的輿論對民運很不利，叫學生不要破壞社會治安。當時看到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有的躺在帳篷裡絕食。5月17日那天，已經後半夜了，趙紫陽到了天安門，對學生說：「我老了，我們都老了，今後的世界靠你們年輕人，中國是你們的。我希望你們今天到此為止，快點，越快越好，回到家裡去，回到學校好好讀書，將來建設更好的中國。」我一聽，啊呀，趙紫陽這麼說，他一定知道要有行動了，事態一定很嚴重了。他是希望把學生保存下來，因為將來的中國需要他們。後來報紙說趙紫陽回到家裡就辭職了，不幹事情了。
那段時間我們在香港的報紙上也是一方面為趙紫陽講話，一方面盡力支持，保護學生。按照趙紫陽的意見，希望學生能回去的都回去，呼籲政府不要採取任何暴力行動。我每天看電視。六四那天晚上，從電視上看到坦克車從北京六部口嘩嘩地跑著。看到北京的老頭子，老太太在喊：「解放軍同志啊，不要去啊，他們都是學生啊，你們不要去打！」坦克車上的解放軍就朝著他們開槍。砰一槍，一個人倒了；又一槍，又一個人倒了。
那時候，北京大馬路旁邊有很多人在騎著單車往西走，四五輛一排，四五輛一排，不知道他們是給學生送東西吃還是上哪去的。坦克上的共產黨的軍隊看到他們就噠噠噠噠地向他們開槍，一排排的人就那麼倒下，四五個，四五個就在街上摞起來，就死在那裡了。後來看到廣場上的學生和工人派了幾個代表（其中我很熟悉的有臺灣的侯德建）跟解放軍談判。這談判很好。後來看到有人把屍體抬走，撤退開始了。看到大批學生在撤退，在逃，後面跟著解放軍，有騎馬的，也有跑步的。也看見解放軍從坦克上向帳篷開槍掃射，帳篷紛紛倒下，裡面有沒有死人我看不到，我不敢說。
我一邊看一邊想，這樣做還得了！這是誰的軍隊啊？這是誰的人民啊？！當時我女兒也在旁邊看，她問：「爸爸，你看，共產黨的軍隊就這麼開槍打老百姓！爸爸你還要這個黨啊？」我對女兒說，「好，爸爸退黨！」於是我就退出了這個黨。
我為什麼下這個決心呢？很多人以為我僅僅是因為六四。我講這些是要說明我退黨不是六四之後一朝一夕的決定，實際上從解放後我在香港工作開始，我對共產黨是越來越懷疑，越來越不滿的。
2、四九年後授命留港管中資媒體
四九年全國將解放的時候，黨組織要把我留在香港。我說我又不是廣東人，全國解放後我想回北京工作。當時我的直接領導是喬冠華，喬託人給我帶口信說，已經把我的情況向周恩來反映，總理說不行，不能都撤回來。要我留在香港繼續工作，落地生根，為黨所用。於是我就一直留在香港負責新聞界工作，管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還有香港商報，搞統戰工作。也因為這樣，我看到的問題比較多，也比較客觀。
五一，五二年全國土改，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廣東的情況我清楚。鄉下的地主都被打的打，關的關，殺的殺。香港有多半的人來自廣東，聽到這些消息心裏很不服。那段時間我曾經到過北京，有機會跟廖承志聊過這些事情。廖承志是中央外事辦事處的，他在美國三藩市長大的，他說他知道情況。那些所謂的地主，很多就是廣東的農民，家裡沒有飯吃，沒有田，過不下去了。帶著一兩個銀圓，拎一個包包，也就是幾件衣服，去到三藩市。去了之後一般就在地窖裡面乾洗衣的行業，掙到的錢不買東西吃的，吃的東西都是在美國人家裡的垃圾桶裡找。一個月積下二十來塊美金統統寄回去，托那裡的親戚朋友買幾畝地，買個房子，自己老了就回去。他們沒有剝削窮人，現在一下子都把他們當地主了。廖同意我的觀點，他說這樣打人，殺人是犯法的。那時候我是個年輕人，才二十幾歲，廖承志四十幾歲。廖前輩的支持對我很有幫助。我也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想過這個問題，其實地主跟農民的關係，是農業社會裏必然的一種生產關係。那個時候以農業為主，沒有這種關係，誰都沒飯吃。有人貧，有人富，那是當時的制度決定的，社會發展的規律決定的。把地主都幹掉，地主還有孩子，他們的孩子也都有原罪了，成了黑五類，黑七類了。從那時候我的心裏已經有疑問了。
五二年開始正反肅反運動，搞了三年，把國民黨的殘餘部隊都肅清了。說他們是潛伏下來的，是為了顛覆人民政府。要他們交代，也是關的關，槍斃的槍斃。裡面有很多是當初要我們勸他們回去的，怎麼說他們是潛伏下來的呢？怎麼能算舊帳呢？
接下去就是五四年的三反五反運動，那是反資產階級的。臨解放時很多富裕的資本家跑到香港了。解放後，毛澤東命令請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參加聯合政府。把錢帶回來重新開業。政府要誠心誠意地和他們合作，建設新民主主義。那時我就是這麼做的，動員了很多資本家回國。別的地方我不說，就說上海，這些資本家回國三五年後，上海的經濟恢復了，政府就開始對付他們了，說他們行賄，偷稅漏稅，於是就有了五四年的三反五反運動。有的資本家只好把家產全部拿出來，政府把他們的資本當成公私合營企業的利息（比如像對待容毅仁），那是客氣的，其實公司合營兩三年後國家也把他們的資產全部沒收了。不客氣的就把那些企業整個拿過來了，資本家都被拉去遊街了。我當時想，叫我們動員他們回去，回去三五年就把他們殺掉，那我們怎麼做啊？
之後就是大躍進，那就不用說了。
3、因在臺灣的中共地下工作被軟禁
六八年有一天組織上通知我到廣州開會，說討論對香港的政策問題，看香港應如何配合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當天的會議之後，廣東組織會議的一個負責人對我說，要照顧我，送我去住旅館。我拿了衣服，上了車，隨他到了廣州東山的一個華僑住宅區。一按門鈴，開門的是兩夫婦，都是新華社的幹部。本來很熟的，那次我跟他們寒暄他們卻什麼話也不說。帶我去的人說廣州的會我參加半天就夠了，以後的會我就不用參加了。他說現在是文化大革命，組織要重新審查我的情況。問我國民黨在上海抓我沒抓到，我跑到臺灣去了；到臺灣抓我，我又跑到香港去了，要我交代是怎麼回事。要我住下來，好好考慮。組織上會有人跟我談，讓我把情況講清楚。我想，哈，弄到我頭上了。我怎麼跑到臺灣的？我是被共產黨派到臺灣的中共臺灣工作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怎麼說我跑那去了？我逃離臺灣是組織上通知我撤離的。那時候共產黨已經滲透進國民黨了，國民黨來抓我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走了。這還要怎麼交代啊？就這樣我在廣州被軟禁了三年，要我天天寫交代材料。我的太太和家人也被弄到廣州，但不能住在一起，和我分開住。
三年以後，廖承志和周恩來批示說我交代得徹底清楚了，給我平反。但是廣州的軍區司令丁盛認為由於我長期在臺灣和香港兩地工作，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說話的態度不好，要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於是，我又去了五七干校種田。那是一九七一年。太太也隨我去，孩子由我媽媽帶。在那呆了兩到三年。我想你叫我怎麼改造啊？農民不是因為沒飯吃，拿了槍就去搶，去革命的？五七干校以後又把我弄到廣東韶關附近的紅工煤礦當黨校校長，在那裡批林批孔，一直到打到四人幫之後才調回北京。
回顧起來，每次搞這種運動都是搞它個百分之幾。比如全黨的5％，全民的5％。怎麼出現這種情況的？就是因為共產黨搞一黨專政，獨裁統治！文革不就是一個毛澤東？大躍進餓死三千多萬，文革又死掉三千多萬，多少人死了？現在也是這種情況，江澤民說法輪功是「邪教」，一句話，朱鎔基都不同意的。但江說了，他就是比你高，你反對他?違反他的意志就是反對黨中央。憲法是裝飾用的，權力就是一切，他一句話就是法律。
4、有階段性的宣傳政策
說到共產黨搞宣傳的方針政策，那是有階段性的。國內經濟要恢復，工商業要上去的時候，我們在香港就宣傳中國市場怎麼好，政府對資本家怎麼好，讓海外的資本家回去。跟他們說，「你看，容毅仁，大資本家，人家不是在政府裡面當大官了？」搞統戰也是那樣，國民黨有兩名大人物是我統戰他們回去的，一個是國民黨政府的總統府秘書長陳思遠，一個是宋子文的秘書郭增愷。陳思遠是五五年回國的，他們兩個還好。陳當了政協副主席，現在還活著。郭增愷是政協委員。十年後陳思遠把李宗仁也帶回去了，李是六五年從美國紐約回去的。回去後他太太郭德潔患了乳癌，要求到香港或美國治療。好多部門討論了都不同意。李宗仁很不高興，因為當初勸他回來的時候說好的，是自由來，自由往。來了之後不適應可以再出去。後來經過多方交涉，政府終於同意了，但他太太的病已經等不及了。
5、統戰的講究(關於張國濤)
當然統戰也是有講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的，沒有用的人想回來也不讓他回來。
53年張國濤想回國，他托陳獨秀的兒子找到我。陳的兒子在香港一家出版社，跟我有來往。我們相約到外面喝茶談了這事。 陳告訴我張老想回北京工作，與他商量找誰向中國政府傳這個口信，於是兩人談起我。張知道我在共產黨的地位，說：「找金先生合適。勞金先生幫忙請毛潤之、周恩來先生考慮。我願意回去工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他們的貢獻不小。我希望能夠進一步為新中國盡一點力量，接受他們的領導。」
話傳到之後，劉少奇為這事作了批示，要張先寫個檢查，還要表示今後應該怎麼做。毛看了滿意的話就拿出來發表。實質上就是要他作個檢討，要不要他回來還不一定。張國濤不肯，這事就作罷了。其實共產黨並不想張國濤回來，因為毛澤東說他沒有用了。那時候張國濤在香港，後來到加拿大了。
6、引蛇出洞時險送一命
文匯報在上海辦報的時候，總編是徐鑄成。那時我才二十幾歲，在上海暨南大學(廣東暨南大學的前身)做地下黨工作，負責學生運動和群眾組織工作。我因為工作關係經常跟徐聯繫，通常是直接發新聞給文匯報，由他們發表。學生運動是親共，反國民黨的，文匯報也是親共的，他們天天派記者來訪問我們，對學生運動全版全版的報導。到了1948至49年解放大軍南下的時候，國民黨就把文匯報封掉了。於是一部分人到香港去，到了香港就找組織繼續辦報。解放以後，文匯報在香港辦的意義已經不大，就又到上海復刊。
共產黨把國民黨給打敗了，報紙的立場也得跟著轉變。大公報是鄭學溪的。上海的大公報起義了，香港的大公報也起義了，跟文匯報一樣，起義以後都歸共產黨管了。遺憾的是共產黨管媒體比國民黨管得凶得多。
大公報在上海復刊了，文匯報在上海也復刊了。徐鑄成他們也回國了。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徐聽毛澤東話給政府提意見，被打成右派，一直關押起來。直到粉碎四人幫才獲得自由，出來的時候年紀很大了，後來到了香港探親。
那一次我也差一點上當，當時大鳴大放，看到上海文匯報搞得轟轟烈烈，很多人給中央提意見，給上海市委提意見，我也很興奮，但政策規定海外不許搞。我就寫信給徐鑄成。我說你們文匯報辦得這樣我很欽佩。你們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做，大鳴大放的旗幟舉得高高的。徐將我這篇東西登了出來，收在中央內部的小參考第十六期，供中央委員看。在我這篇東西之前是臺灣國民黨的一個宣傳部部長寫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罵大鳴大放，說這個運動激起了群眾的憤怒。之後廣東省的宣傳部長王匡約我面談，我說到他辦公室去，他說，不，要我到他家裡談。到了他家裡，他將抽屜拉開，拿出了內部參考，問：「你有沒有寫過直接批評中央的大字報？」我說我還沒有功夫寫。他說你千萬不要寫，我問為什麼。他說你在海外不知道，我們已經接到通知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要引蛇出洞，等一等，要示眾，再把他們打下去。就是這個宣傳部長的一席話，救了我一命。
7、香港大陸傳媒的運作
香港的大陸傳媒跟新華社是上下級的關係。香港有共產黨的港澳工委，工委放在新華社，以新華社的名義做工作，因為在香港不宜有共產黨的組織。就是說香港的中方傳媒受新華社領導，也就是受共產黨工委領導。九七香港回歸以後，工委搬出來成立了中聯辦。那時候我是香港工委新聞宣傳戰線的黨委書記，主要管這四個報紙兼統戰工作。當時新聞處理方面的策略是配合中國的需要，講好話，報喜不報憂。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稍微批評一下都不敢，其實就相當於香港人民日報。
事實證明馬克思理論是錯的。整天你鬥我，我鬥你。中央是這樣，基層也是這樣。現在在中國的國家機關裡的幹部、知識份子，私下裡哪一個不在罵？但他們還要吃飯呀。六四時期我的小女兒從洛杉磯時報看到香港支持八九民運，反對鎮壓學生的頭頭，並看到文匯報以及我支持民運的報導。她都很害怕，馬上跟我通電話，我說沒有關係。後來我仔細想想，覺得還是避一避為好，因為當時李鵬已經下令要把我綁回去。國安部那個時候叫安全部，他們在新華社的人就請我吃飯。當時有兩個方案。因為我愛喝酒，要把我灌醉。一個方案是等吃過飯，我也醉了，如果時間來得及，就在羅湖關口還沒關門之前用車將我送到深圳羅湖，如果來不及，就把我送到大陸在香港的招商局的輪船上。都安排好了，讓我在船裡面睡覺，門一關，外面用人把守，晚上裝上船，第二天早上8點就到廣州了。這都是一些知情的朋友透露給我的。
8、江澤民 三個代表 23條
現在共產黨又搞出所謂的「三個代表」，這個理論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框架之中。你看他那三個代表，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誰代表的？美國的生產力從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已經高度發展了，他敢說是共產黨代表的嗎？至於新的文化思想，共產黨代表了什麼新的思想？民主也反對，自由也反對，人權也反對！現今的科學、民主思想發展都在美國，都在歐州。實際上江澤民是不能丟掉這個招牌，他只是打著這個招牌，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話，「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關於香港要訂立23條立法的原因，是共產黨害怕香港這個自由港。香港有言論自由，對大陸情況知道得多，媒介報導得多。如果一失控，馬上就有示威、遊行、抗議，媒體消息一發就發到全世界，真相暴露，就泄露國家機密了。中共最害怕人瞭解真相。他這樣做是為鎮壓做準備，使你不敢動，你一動，他就用23條把你壓下去。我們當然希望23條不要通過。不過主要問題在北京，不是香港董建華要搞23條，是江澤民一定要搞。
時政述評(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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