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中旬，讀者瀋光良看了我在週刊上的一些報導，打聽到與我的聯繫方法，打通了我的手機。瀋光良說，去年6月22日晚，他的兒子在就讀的上虞高級中學門前的公路上，被兩輛汽車撞倒，死狀慘不忍睹。瀋光良在上海工作，所以他把兒子送到了這家浙江省的重點中學，作為封閉式的寄宿制學校，理當對學生有嚴格的安全管理制度，但他想不通他孩子是怎麼離開校門的？
瀋光良說，在事發當天，他孩子連同其他5名同學，曾遭到班主任主持的所謂「民主評議」，向全班同學發放評議表格，還將評議結果張貼公布；這種「批鬥」式的「民主評議」，給他孩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壓力，以致離校排遣鬱悶之情。同時，瀋光良反映，過去此位班主任曾收受他的800元錢，已允諾減少對他兒子的「評議」。
另外，當瀋光良趕到上虞處理後事時，他聽到的卻是他兒子「翻牆離校」的傳聞，這傳聞的潛台詞是：學校沒有責任；而律師的調查結果是，他兒子是從校門離校的。
中年喪子的瀋光良常常通宵不眠，有著剜心之痛，據稱，事故發生後，校方始終沒有向瀋光良道歉。瀋光良多次與校方交涉，都沒有結果；最後，他委託上海泛亞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海清，把校方和班主任告上法庭。
師德是所有教師應當具備的最基本的道德素養，教師也是我們培養下一代的「靈魂工程師」，在江總書記提出「以德治國」的方針和中共中央發布《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的今天，這樣的事情引起了我的關注。
瀋光良訴上虞高級中學一案，於11月19日在當地開庭。11月18日下午，我動身前往上虞瞭解案情的進展；我和同事顧嘉健約定，我進行前期的觀察和初步的調查，一旦時機成熟，兩人再一同前去正式採訪。
庭審結束院長搶包
11月19日早晨8點20分，我來到上虞市人民法院民庭，該民庭處於上虞開發區。我先上二樓，找到承辦此案的審判員蔡軍民，說明的自己的身份，並表示對此案的關注；當時，蔡軍民正在和其他幾位法官聊天，他表示，在法庭開庭期間，記者要進行採訪，必須給當地中院打報告；我就說，開庭時我不採訪，我帶了記者證，也帶了身份證，我只以普通公民的身份進行旁聽，以觀察案情的發展。蔡軍民說：「那可以。」
8點25分，我下樓，在走廊內遇到被告方上虞中學的副校長和幾位老師，當即分別進行了錄音採訪。其中，副校長對此三緘其口；一位校長助理再三看了我的記者證後，表示無可奉告；一位老師見到我就躲開了。
約8點30分，審判員蔡軍民發現民庭內的日光燈不亮，好像是斷電了，就通知改變開庭地點，叫原、被告雙方及律師趕到上虞人民法院本部開庭。
約8點40分，在上虞人民法院門外，我遇到上虞市教委的一位領導，有意思的是，我尚未進行採訪，他就已知道我的身份。
瀋光良說，他買了兩個骨灰盒，一個放兒子的骨灰，一個準備放法院判決書，但在開庭前，他所攜帶的空骨灰盒被審判長徐孟勇喝令移出法庭。爾後，徐孟勇在宣讀「旁聽不得記錄」等法庭紀律後，宣布開庭；此時，我將採訪機收起放入包內。但我發現，被告方兩名教師在庭下旁聽時用紙和筆作記錄，徐孟勇卻沒有當庭予以制止。
中午休庭。
中午，我趕到上虞高級中學，進行了初步採訪調查。我發現，這所封閉式的寄宿學校，大門雖未開，側門卻半開著；我進去後，對兩位門衛作了採訪。直到我進入校內採訪同學和老師，這兩位門衛才找到我，說進入校內一定要登記。
13點50分，我來到法院，在法庭門外的走廊內，遇到該校事發當日的值班門衛，據說此門衛曾和瀋光良的兒子關係良好，我就對他進行了錄音採訪。
14點，法院繼續開庭，我關了採訪機，放入牛皮包內，繫上背包搭口，進入法庭旁聽。當時，法庭內旁聽的共有六七人，我坐在法庭門口第一張椅子上，門開著，門外還有四五人在旁聽。
約5分鐘後，我發現旁聽席上還是有人在作記錄，就近遞紙條給律師，指出有人違反旁聽紀律；律師向審判長徐孟勇提出後，徐孟勇對該行為予以了制止。
15點45分，庭審即將結束時，我上廁所，離開法庭。約5分鐘後，我回到法庭，發現庭審已經結束，幾位旁聽的公民正在離開，另有幾位繼續呆在庭外的走廊內；法庭內雙方律師正站立講話，審判員蔡軍民正叫原告及被告委託人雙方翻看庭審記錄，準備簽字。
當我走入約30平方米的法庭中央時，就聽到身為上虞市人民法院副院長的徐孟勇向我喝道：你出來一下！我不明白他有什麼事，腳下稍一遲疑，還是決定跟他出去，正轉身時，徐孟勇卻突然來搶奪我的背包。
他沒有講明任何原因，就撲上來，使勁拽住我的皮包，猛力搶奪。
我當即就對徐孟勇大喊：「你憑什麼搶我的包？你這是搶劫！！」
猛力毆打強行禁閉
皮包斜背在我的肩上，徐孟勇的猛力搶奪，使我不得不彎下腰來；皮包很牢，我也使勁拉住自己的背包，雙方一時僵持不下。
律師劉海清向徐孟勇發出警告：「這裡是法院，你要幹什麼，你搶他包是非法的！」但徐孟勇根本不聽，仍奮力搶奪我的背包。和我僵持了一兩分鐘，他才對我叫道：你在庭上有沒有錄音？把錄音機交出來！此時，審判員蔡軍民也圍了上來，喝令我交出採訪機。
作為陪伴了我多年採訪工作的背包，我很擔心就此被非法「沒收」。我回答：「庭上我根本沒有錄音！你們可以檢查我包內的採訪機，但不能搶我的包！」然而，他們根本不聽我的話。
徐孟勇死死拽著我的包帶，我自然也不肯放手。
徐孟勇見搶包不成，惱羞成怒，大聲叫道：你等著！我叫法警來拘留你！他嘴裡嘀咕著：你不要走，看我不拘留你！他奔下了樓去；蔡軍民則緊逼住我的去路。
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事態也發展得出人意料！與其說我當時不害怕，還不如說我根本沒有時間來害怕。通過二樓法庭走廊上的窗戶，我向樓下看去，但見一輛麵包車剛剛駛進法院，徐孟勇奔到車前大聲說了幾句，4名穿制服的法警就下了麵包車，向二樓法庭跑來。徐孟勇又到法院門口叫了幾聲，另外三四名穿制服的法官也隨之跑了出來。
很快，4名法警跑上樓來，在隨後到來的徐孟勇的指使下，撲向我；緊跟著，另外三四名法官也爬上樓來。
徐孟勇率先扑向了我，並向法警大喝：把他拘留起來！
不由分說，4名法警猛力把我推搡進法庭內；同時推搡律師劉海清，把他扭出庭外，然後關上法庭的門。
門一關，我滿眼看到的是穿制服的法警和法官，滿眼看到的是向我捶來的拳頭。至今想起這一陣暴打，我還心驚肉跳，心有餘悸：他們拳打腳踢，還用肘部猛力撞擊我的後背，致使我的頭部、後背、臀部，尤其是雙手等多處受傷。
其時我大聲叫喊：「我沒有錄音！你們這是非法的！」但得到的回答只有拳頭，只有喝斥：我們是法院！我們是法院！你懂不懂！
最後，2名法警反剪住我的雙手，另2名法警抓住我的雙腳，使我不得動彈，並把我的身體俯臥著強按在被告席的桌面上，奪去我的背包。
這個過程持續了約15分鐘。這期間，瀋光良被3名法官圍在法庭的一角，根本無法上來勸阻；法庭外的走廊上，也有三四名旁聽的群眾沒有離去，透過走廊和法庭間緊閉的玻璃窗，他們見證了我遭毆打的事實。
爾後，法警們讓我雙膝半跪，反剪住我的雙臂，呈揪斗狀。一名不知名的法官打開我的背包，翻出採訪機。
徐孟勇拿到我的採訪機後，就和其他兩名法官走到法庭審判員的位置，開始播放我的錄音帶，「檢查」我有無在庭上錄音。面對其他兩名法官，徐孟勇一再叫嚷：他錄音了！他錄音了！然而，他把採訪機從頭聽到尾，就是沒有聽到一句在庭上錄音的話。
在徐孟勇「檢查」採訪機的15分鐘時間內，我一再聲明，「在庭上我確實沒有錄音，只要你們聽出一句庭上的錄音，我願接受你們法院任何處置，但我確實沒有錄音！」但在緊閉的法庭內，4名法警還是使用強力反扭住我的雙臂。
據我事後所知，此時，被法警推搡出法庭外的律師劉海清逃到法院外，跑到街上，已通過手機與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人大、上海市司法局、上虞市政府、上虞市人大、上虞市政法委等多方聯繫，呼籲求助。
也許是有關方面給法院方面打了電話，也許是徐孟勇實在聽不到一句庭上的錄音，儘管他還口口聲聲稱要拘留我，但法警卻開始放鬆了對我的「看管」。
至此，我已被毆打、拘禁了約30分鐘。
搶走音帶拒絕封存
當法警放鬆了我的手腳，我才在緊閉的法庭內，心驚膽戰地偷偷撥打了當地110；隨後，我又打電話給單位同事顧嘉健，叫他馬上向領導匯報情況，並想盡一切辦法保障我的人身安全。
不一會兒，110就趕到現場；110民警表示，法院的事情他們不太好管。
此時，徐孟勇仍在聽錄音帶，但仍沒有聽出一句是在庭內錄音的，他就強行扣押下錄音帶，並叫一名法官抄錄下我的記者證號碼，還對我宣稱：你要寫檢討書！寫了檢討才放人，否則你不能走！
見我不寫檢討，徐孟勇拿了錄音帶就開始走人。我就向他提出，錄音帶應當面封存，雙方簽字，再移交有關司法部門鑑定；或者當場再錄製一盤，雙方各持一份。但徐孟勇根本不答理我的要求，在法警的簇擁下揚長而去。
事實上，在肅靜的法庭上，我如果真的錄音，按按鈕也會發出聲音，法官必然會予以制止；而且，我距離審判席有4-5米距離，放在牛皮包內的採訪機，技術上是根本錄不下任何聲音的；再者，我旁聽時靠近門口，在門口旁聽的幾位群眾也可以證明，我確實沒有動過錄音機。
最關鍵的一點，有錄音帶為證，我在法庭上確實沒有錄音！
徐孟勇指使法警揮拳毆打、拘禁並搶走我的錄音帶，對此我唯一的解釋是：他是為了「消滅」我在學校等地的採訪內容。
約17點左右，我瞅機會逃出了法院，打手機找到律師劉海清，來到上虞市人大，找到一位辦公室主任，向他反映了情況，並提出封存錄音帶。這位辦公室主任當即打電話給已經回家的徐孟勇，第一個電話被拒絕了；第二個電話再打過去，他才答應。
約17點30分，我和劉海清同時向當地百官派出所報了案。
約18點15分，我和劉海清等人又趕到法院，等徐孟勇來封存錄音帶並雙方簽字，但徐孟勇始終沒有來；打電話給他，我們的要求被他一口拒絕。我們在法院一直等到約20點，想盡一切辦法，都沒有等到徐孟勇來簽字封存。
當夜，我不敢留住上虞，連夜趕回上海；回到上海已是子夜。
當夜，由於頭部、背部、臀部及雙手多處紅腫發紫，我疼痛難忍，一夜失眠。第二天，我趕往瑞金醫院就診，拍X片、敷傷，手腕等部位進行了包紮處理；第三天，由於背部軟組織多處挫傷，雙手臂裂傷，平躺時疼痛難忍，我持續失眠。
我的身心受到了嚴重摧殘，情緒極不穩定；想起在上虞法院所遭受的暴打和拘禁，我每每憤怒之極！在此後的幾天裡，我連正常工作的精力都沒有，由於雙臂疼痛難以打字，在寫有關南京路結構調整的一個稿件時，文字輸入不得不請電腦房工作人員幫忙。
11月19日，上虞市人民法院副院長徐孟勇親自動手並指使法警，扭住我的手腳，把我強按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現在，本人保留起訴徐孟勇的權利，準備把他推上被告席。
來源:新民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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