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前往香港的标志（图片来源：Cheng Xin/Getty Images）
在八九十年代，香港能找到的传统汉字书，大多来自台湾。在香港的公共图书馆里大部份都是台湾书，所以虽然我是香港人，小时候却一直都是看台湾书长大的，从小牛顿，汉声出版社的系列，第三波杂志，软件世界，全球防卫杂志，我全部都有在看，在大家还是写信的时代还曾经有过台湾的笔友，是个桃园叫作“戴明仁”的，大概现在也是中年人了吧。
后来开始学写程式了，主要也是在图书馆借台湾的书来学习的。其中我借了一本书叫作“小朋友学电脑”，就是一个教小学生写程式的书，都是一些教你写些会放音乐，小游戏之类的小程式，我就依着上面的程式码输入去执行。然后播出来的音乐是什么呢？是“哥哥爸爸真伟大，只要我长大”，还有歌词，我小时候对这很好奇，因为什么哥哥爸爸去当兵保家卫国这个概念在香港根本不存在，而这竟然是儿歌，一个会将军事题材放在儿歌的地方难道是军国主义国家吗？
另一次让我感到有趣是有一本地图集，中国的部份大大的写着“中华民国，人口十二亿人，首都在南京”，然后蒙古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也是不存在的。就算我是小学生都知道刚刚发生了六四事件的那个地方不是什么中华民国。
所以阅读台湾书对我来说有一种额外的趣味，因为当年的台湾读物，总是不经不觉的透露出一种别的地方没有的军事内容，我看日本欧洲美国的东西，很少会像台湾一样，总是在你以为无关的地方看到当兵或保家卫国的事情。后来我成长了，接触的台湾东西就更多，我中学时学水墨画的老师是国民党的老兵，有看各种军教片，有看李鹏钦的“狗脸的岁月”，以及每期都看全球防卫杂志，也知道江国庆的事情，所以虽然我少年时没去过台湾，但总有一天我要去看看。
你可以看到，我那时候看到的台湾，其实就是最为“正蓝”的版本。也就是从蒋经国到李登辉时代的那个台湾，虽然我没在当时的台湾生活过，也能够感受到当年的叙事以及气氛，那时候的台湾也很有魅力，只是与今天有一种很微妙的不同，要怎样形容呢？那时候的台湾的出版物总是给人比较刚性的感觉，不像今天那么柔和，我印象中的台湾人，一种是像陈松勇爱扮演的那种老粗，另一种则是以温良恭敛的态度，平淡地说着像当兵，战争，死刑之类的东西。
后来网络兴起，使我可以廉价的实现这个愿望，虽然没有钱去台湾，只是有了网络后，终于可以看台湾的网站以及交台湾的朋友。其实一开始时，香港连线台湾是非常慢的，因为当年还未有连上海底光纤，香港去台湾的网络交通，得先绕过美国，因此你需要很有耐性。但那时候的人上网也比现在的人有耐性，毕竟等一两个小时，都比起以前用邮件交笔友快很多，我们都是邮件时代的人，有着那时代的耐性。
那时候的认识的都是一些刚当过兵的台湾朋友，或者退役不久后的台湾朋友，甚至直接在九六年台海危机的时候当外岛兵的。当跟他们谈事情时，总是能够听到他们谈当兵的各种辛苦，被人欺负的不公，军队是个多烂的地方，但是同时也为自己那时候为保家卫国付出这件事感到自豪，这是无分蓝绿的，那时候的台湾人对于保卫自己的家乡这件事，是没有阵营之分的一致共识。
那时我只有一种感觉，就是香港人也能如此就好了，那时候香港在吵的是167万新移民会怎样压垮香港的公共资源的事情，我在想连优先保卫自己本地人的权益这件事，都可以有争议吗？我想有些事情应该是不分阵营的，例如保卫自己故乡这件事，该有争议吗？一个觉得自己灭亡也没关系的想法，应该是主流的政治阵营吗？可是香港两边的选择是这样的，一方面是服从北京的建制派，我很难对他们有好感；可是另一边的阵营主张的是百几万新移民居港权，明知这一定会严重冲击底层生活，就算我再讨厌建制派，也没有办法同意这种主张。
所以我那时候是羡慕台湾人的，不是因为民主制度，而是因为当时的对立阵营，在一些节骨眼上还是一致的。而台湾的大部份人，当时也是认为无论台湾怎变都好，台湾都应该好好保卫自己，有足够的实力以及保卫自己的决心，才可以免于战争，以及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活下去。这些明智而一致的立场，这既能够保障台湾人不用牺牲，事实上也间接救了必须登岛作战的敌军，以及任何被波及的平民，这是我小时候看的台湾书教的观念。
阵营之间有些事情可能是对立的，例如社会福利，例如发展什么产业，例如对人权与环保的看法，是否拥核，这些事情有分歧，所以社会该有不同的阵营。但是有些事情是无分阵营的，例如保家卫国，例如以自身族群的利益出发，例如不要涌入超越资源负担的移民量，这些事情在我认识的朋友中也是共识，那时候的人不会因为总统换了陈水扁，就说自己不保卫这里。总统会变，议会会换人，但故乡是不会换的。
但那个时代开始流行“普世价值”，普世价值说得白一点，就是要提倡一些能通用于全人类的正确，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不要歧视之类，这些都是大道理，怎可能不对呢？当年支持香港涌入新移民的正是这种普世价值的盛行，既然人人平等，那么新移民也该有与本地人相同的权利不是吗？如果差别待遇不是歧视吗？甚至当年还提倡能够移民一年就能够得到援助金之类。
那时候我在当教师，我接触很多孩子，理解到他们的处境后。却对于普世价值越来越多的质疑，比方说，有孩子告诉我，他不想留在香港，他想要回大陆，在香港他要住狭窄的地方，而在大陆他家族有房子，有很大的地方可以住生活也较好，也能够与小时候的朋友一起成长。光是这个情况就涉及很多个问题，在大陆有房子的，是需要香港公屋的穷人吗？因为特区护照比较好用，所以反而让本来过得好的孩子被迫接受较差的生活吗？而同时也有因为轮候的队太长，而无法上公屋被迫住恶劣环境的本地孩子，那岂不是两边都是受害者吗？
如果他当初不用来，他可以在大陆有美好的童年，这边的小孩也能够上到公屋，两个学生都会过得好一点，只因为当年一场官司，却变成勉强一个不想来的人来，住在想要公屋的人的公屋呢？我被这样的疑问困扰着，即使我当时还是同情民主派的，但我充满疑惑，这件事明显对谁都有害。
接触的事情越多，我就越觉得那时候接触台湾人那种态度才是对的，香港明显地正走向更大的问题，而且会是在十年二十年后这些孩子长大后爆发（也就是现在），而这有部份是香港的阵营对抗中无视了本地基层的权益导致的。对于建制派来说，北京的意见最重要，对于民主派来说，普世价值最重要，本地基层的权益？对谁都不重要，一些太大的原则以及阵营的针锋相对，使他们忽视了实际上会导致什么结果。当然，这些人都出身良好，阶级良好，住在港岛南区那种远离贫民窟的地方，他们根本就像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总统胡佛一样，什么都感受不到。
所以我对香港的期望已有限，也看到香港将会恶化，便花更多的心思在台湾的朋友上，想要更认识这个社会，事实上台湾的朋友一开始对香港人多少不太信任与排斥，他们不少都在香港有不好的经验，特别是出差与做生意时被香港人看不起与排斥的经验。不过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还是当我是他们的朋友，这时候台湾人的好客热情就出来了，我也感受到台湾文化不少如我预期一样，而喜出望外。
因为一开始就在书本上接触了很多台湾，所以我对台湾社会的适应没什么困难，应该说，台湾书说台湾的缺点我早就知道了，比方说交通一团糟，很多事情靠关系门路，法律在某些城市很有弹性之类，我都知道，所以没有什么意见。要来之前就知道了，自己选择要来的不是吗？我初来时，高雄的空气还是非常糟，有种塑胶的味道，爱河散发着一种异味，而台湾这么多年来，这些事情都是在改进的，至少现在高雄的空气没臭味了很多年了。
不过不久之后，香港的政治与台湾的政治都产生了变化，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问题，香港终于开始出现有些人相信应该优先的保障本地的权益；而台湾这方面也倒过来说，开始出现了一些以前的人不分阵营都不认同的主张，比方说，反对保卫故乡，弱化国防，觉得战争来了就移民这种事情，支持者的声音也在不断增加。香港人有些地方开始接近台湾，台湾却有些地方变得像香港了。
这也使我很多朋友，过去曾经是某个政党的支持者，但现在却变成了“中间选民”，这些中间选民并不是那些左摇右摆的人，不是但丁那句“在重大道德危机时维持中立”的人，或者自命清高觉得要中立才特别高级的读书人。反而是我以前那些“在重大事情上，不分阵营在关键议题上一致”的朋友们，这无分阵营。
他们受不了自己本来支持对象立场不知为何变成了无法接受，他们本来有自己支持的政党，而且算是很老派的支持者，可是那些政党近十年来的主流意识形态走向了一个他们不能接受的方向。比方说，有些朋友根本反对募兵制，觉得台湾征兵制根本不应该变化，可是当所有政党都支持募兵制时他能支持谁呢？有些朋友认为武器预算不能砍，整军经武才能够维持和平，但政党们不是砍预算就是和平主义，他们又能支持谁呢？结果我的朋友经历了和我一样的问题：在各大阵营当中没有可以支持的对象。
他们支持不下去，但也不想直接投向另一边，被迫变成了没有阵营的“中立者”，其实他们不是中立，他们有强烈的立场，只是失去了可以支持的对象。事实上中间选民并不见得都是那群倒来倒去，动不动就“惩罚执政党”，“总之先政权轮替换人做做看”那种随波逐流的人，也有一群人单纯是失去了自己的代表，这在我的朋友中应该是不少的，这种中立派其实是保守派。他们对于太进步的价值没有兴趣，也不是那种软弱跪下的人，他们就单纯维持了过去台湾曾有过的保家卫国的理念与精神，即使他们不是大多数人但他们存在。
特别是他们不少都人到中年，事业有成之后，他们既没什么特别需要依赖政府或怪政府的，很多事情都能自己解决，至少不会叫政府给自己房子补贴公职什么的。他们想要的是政府做好只有政府能做的事情，保障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所以当政党走向极端时，他们是支持不下去的。而他们不少都是医生，律师，商人，军人之类的专业人士，事实上也是社会的中坚。只是因为没有太多人重视这群人的声音，结果反而是最被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