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舒曼逃往西柏林（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89年2月5日，一个阴雨蒙蒙的日子。在那一天的深夜，20岁的东德青年克里斯・格弗罗伊与好友克里斯蒂安悄悄地来到距离他居所不远的柏林墙下，试图翻越围墙逃到西柏林。然而，他们很快被东德守军发现了。随之，枪声响起，克里斯的胸部中了两枪，他那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他向往自由的梦想也随之逝去。一九八九年底，柏林墙被推倒，克里斯成为了这堵恶名昭彰的围墙下的最后一名被射杀者。
克里斯生于1968年6月21日。小学三年级时，由于体操方面的天赋，他被送到东柏林迪纳摩青年体育学校学习。体校毕业后，由于拒绝选择军人职业，他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他想成为一名演员或飞行员的梦想，也变得遥不可及。1985年9月，他开始在柏林附近的舍讷费尔德机场餐厅当学徒工。之后，他又在多家餐厅当服务员。作为一名服务员，他的收入高于当时东德人的平均收入。服务员的工作也给他带来很大的自由度，但他对餐饮业普遍存在的腐败感到厌恶。他在美食学校认识的朋友克里斯蒂安・高狄恩与他有着一样的看法。二十岁时，克里斯发现自己对现状越来越难以忍受。他知道，如果在东德，那么他会一直这样下去，他永远不会有“想住哪里就住哪里”的自由。1989年1月中旬，在得知他将于次年5月被征召入伍后，他和克里斯蒂安决定逃离东德。
当他们决定试图越过柏林墙时，他们错误地以为，“开枪射杀令”已经解除。开枪射杀令是东德边防军的一项指令，该指令允许边防军对非法穿越边界的东德人予以枪击拦截。1989年2月5日晚，两个年轻人试图沿着布里茨区运河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在距离克里斯住所大约两公里的围墙边，当他们爬上最后一个金属围栏时，被东德边防军发现，当时围墙守卫英格‧亨里奇开枪打中了克里斯的胸部，克里斯当场死去。克里斯蒂安则受了重伤，于1989年5月被捕，并被判处三年监禁，罪名是“企图非法越境”。
克里斯的离世，给他的母亲卡林・格弗罗伊带来了巨大的悲伤。儿子的死也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她成了东德共产极权的受害者。东德政府允许她每周去西柏林克里斯的墓地凭吊，条件是她不会向西方媒体谈论这一事件。她说：我的儿子走了，我的“国家”也死了。我不能再生活在这个国家了。只有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时，你才会醒悟过来！”1989年9月，她搬到了西柏林居住。
东德虽然早已消失，但它给每一个受难者家人带来的痛苦依然存在。
当时守卫的四名边防卫兵因为忠于职守获得了150东德马克的奖金。东西德统一后，他们在柏林地区法院被起诉。其中的两名前边防军人麦克・施密特和彼得・舒麦特在1992年1月被无罪释放。主审法官西奥多・塞德尔裁定他们“没有杀人，也不打算杀人”。安德烈・库恩帕斯特被判处两年监禁（缓刑）。英格‧亨里奇由于对克里斯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最初被判处三年半的监禁。
随后，在2000年，两名前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高官也因为克里斯和其他两名年轻人的死亡而受审。2004年该案重审，两名官员被判有罪。自1990年德国统一以来，数百名前东德边防军和官员因边境开枪致使越境者死亡，而被定罪。而东德的最后一位领导人、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克伦茨也因为边境开枪政策，在2000年被判处6年半的刑期。
2003年6月21日，在克里斯遇难14年后，在他本该庆祝自己35岁生日的当天，在布里茨区运河岸上竖立起了一座格弗罗伊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由柏林艺术家卡尔・比德曼设计的。此外，在国会大厦旁的白十字纪念馆中，也为他立了一座十字架。
2010年8月13日，位于特雷普托和新克尔恩之间的布里兹大街，这条克里斯和克里斯蒂安曾经梦想着通往自由的大街，也以克里斯・克弗罗伊的名字来命名，以纪念这位向往自由，而不幸被无情枪杀的年轻人。
1961年至1988年期间，超过10万东德公民试图越过边境或柏林墙逃离。其中600多人在试图逃跑时被东德边防军枪杀或因为逃亡过程中溺水、致命事故或被抓时自杀等其他原因死亡。仅在柏林墙，1961年至1989年期间，就至少有100多人在试图翻越柏林墙时被枪杀或意外死亡；至少251人来自东西柏林的旅客在柏林检查站检查之前、期间或之后死亡，最小的是只有两岁大的婴儿。这些还不包括那些因隔离墙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因悲伤和绝望而死亡的人。
在克里斯遇难四个月后的一个凌晨，上百成千个像克里斯一样年轻的生命在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中，也永远消失了。这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针对手无寸铁的年轻学子们的“六四大屠杀”让世人感到震惊和愤怒，也让世界看清了中共的残暴本性和暴力与谎言统治的实质。
1989年4月15日，因“资产阶级自由化处理不力”而被迫辞去职务的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突发疾病逝世，在京的大学生和民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组织悼念活动，并呼吁中共当局对胡耀邦重新评价，并在通货膨胀、失业问题、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经济和政治议题上有所作为。随着更多的在京高校学生和外地来京的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多个城市的学生组织游行示威，由北京学生发起的这一场全国性学生运动，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
针对这样一场爱国学生运动，中共当局却将其定性为阴谋推翻中共和政治制度的动乱，从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到了5月中旬，学生发起绝食行动，促使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陆续集结抗议，表态支持这场爱国学生运动。在5月16日至5月18日期间，超过3百万名北京各行各业的人士共同发起示威游行，此次游行打破了中共建政以来北京市最大规模游行人数的纪录。一连串游行后，以邓小平及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决定以武力强行解决示威。6月4日凌晨，坦克车强力开进天安门广场并对滞留在广场上的一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成百上千个年轻人永远失去了生命。
时间到了十年后的1999年，同样是在夏初，中共再次伸出黑手，对追求“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全面的迫害。7月20日凌晨，中共当局在全国各地绑架和拘留了大量法轮功学员。7月22日，中共发布了《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开始对法轮功全面镇压，禁止任何与法轮功有关的活动。中共用倾国之力来抹黑和诬陷法轮功，对广大法轮功学员强制再教育，并进行大规模的拘捕、强制劳动和实施各种酷刑，以达到“灭绝、根除”法轮功群体的目的。
更令人发指的是，中共还有组织地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强行活摘器官，造成大量法轮功学员的非正常死亡。
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中共涉及在中国大陆活体摘取良心犯及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了独立调查。2006年7月他们发表了《关于指控中国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对非自愿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大量器官摘取”的指控“曾经发生，且至今仍然继续存在”。
报告指出，中共，特别是包括武警在内的政法委系统、解放军系统，大规模、系统性地活体摘取良心犯的器官，供商业性器官移植，从中谋取暴利，因此造成大量被害人的死亡，其主要对象是遭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及部分其他宗教及少数民族团体成员，例如维吾尔人、西藏人，这些良心犯被关押在监狱、“劳动教养所”等地。
曾获《发现》杂志2008年“科学界前十大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称号的美国医学教授亚瑟・卡普兰于2011年在《美国生物伦理学杂志》发表论文，指责中国“按需杀人”现象，并在费城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在中国大陆活摘器官“为需求而杀人”普遍存在、年复一年地持续，“是器官移植界最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全人类的耻辱”。
包括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在内的多个国家的政府和议会对中共强摘器官予以了谴责，并出台相关法律对参与强摘器官的个人或组织进行制裁。
2021年6月14日，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在其官网上刊登，12名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他们对于在中国被拘留的法轮功修炼者与少数群体遭到活摘器官的许多指控报告，感到极度震惊。专家团指出，早在2006、2007年，联合国人权专家就曾向中共当局提出强行活摘囚犯器官的担忧。专家团呼吁中方迅速回应活摘器官的指控，并允许国际人权机制进行独立监督。
那么中共为什么会对那些倡导“真善忍”，没有任何政治想法，不会对中共政权有任何威胁的法轮功学员，施以如此惨无人道的黑手呢？有学者指出，法轮功学员非常善良、忍让，是好人中的好人，这本来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福分。然而，中共嫉妒法轮功学员，也害怕法轮功学员，这是由于中共的邪恶本性所决定的。中共很清楚，他们的那一套马列邪恶思想早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了，而要让人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们一道干坏事的唯一途径，就是要让中国人像他们一样坏，这样就不怕没有人跟着他们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和打压一些其他宗教团体的根本原因。
在针对枪杀克里斯等越境者的边防士兵和军官的案件审理中，辩方律师以士兵和军官“只是遵循命令行事”为由，主张他们不应被视作犯罪。英格的辩护律师说：“这些士兵只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谁在这个岗位上都得这么做……。”
而法庭则普遍认为，即便是普通士兵，也应当认识到东德的边境法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存在根本冲突，故此这些法令不应视为合法，而是一种形式化的不公正，士兵们有义务违抗指挥官的命令。
主审克里斯遇难案的西奥多・塞德尔法官曾说：“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心。当法律和良心发生冲突时，良心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法律要你杀人，但你明知逃亡者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身为守卫，不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有罪的，但枪打不准则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西奥多法官的话，不仅在提醒法律人，更是在提醒所有人：在看似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们都有“把自己的良心抬高一厘米的选择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