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旗（图片来源：JESSICA YANG/Getty Images ）
【看中国2025年3月25日讯】根据国际非营利组织ARTICLE 19发布的报告《中国特色的资讯安全》指出，从中国在2015年启动数字丝绸之路计划以来，中国就不断对外输出其在习近平时代逐步打造完成的威权式资讯安全治理，并透过国际合作与多边外交推广至全球各地。中国的行动背后除了经济利益作为驱动之外，更重要的是隐含了中国意图重塑求全球数位治理秩序的野心。
以国安之名：中国威权数位下的资安治理
中国以国家安全之名，在资安治理上采取高度中央集权化的管制策略，建立了一个以“网络主权”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威权数位治理体系。中国从2017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网络安全法》开始，就清楚确立“网络主权”，并明定中国政府有权全面管理境内网络空间，并规范所有网络运营商必须配合政府进行资料在地化，实施严格实名登记制度，以及提供政府存取数据的后门。该法也强制“关键资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须将重要数据储存在中国境内。甚至明文要求平台必须配合国家主管部门删除或阻断“法律禁止的内容”，这赋予中国政府能够用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的名义，随时限制甚至关闭网络服务的权力。《数据安全法》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政府在全球数位空间的控制力道。该法明定中国政府的数据管辖权不只是涵盖境内，而是包含境外，甚至要求境外企业所处理之数据若影响中国利益，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该法授权中国政府能对任何“歧视中国”的国际数据政策实施报复性措施，提供中国在国际数位空间展开强势攻防的法源依据。
《个人信息保护法》则进一步授权政府以模糊的公共安全理由，可使用生物识别技术如人脸辨识等侵入性手段，来搜集公民的个人资讯。这除了使中国政府在侵犯个人隐私能力更强大之外，也为中国政府进行更深入的社会监控与审查提供法律保障。
在法律之外，中国更透过强化国家机构权力来确立数位威权的制度基础。自习近平在2014年亲自担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起，中央网信办地位迅速提升，成为“超部级”机构，具备制定法规、指导实务，以及协调各单位落实网络主权的最高权限。
中央网信办下设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NCERT/CC），负责具体执行数位安全的技术监控与应急措施，并在境内建立起完整的网络流量监控与内容审查体系。透过与公安部及国家安全部的合作，中央网信办掌握了中国境内所有数位资讯的审查权，甚至与各大平台企业如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建立严密协作关系，将平台企业纳入政府的审查与管控系统之中，从而使中国境内无任何真正独立的数位平台。
技术、资金与法规：中国模式如何改造印太数位治理秩序？
中国的野心并非只限于国内，而是想要把其数位治理模式推广至印太地区，并由此重新塑造全球过去以去中心化、多元利害关系人为主的数位治理。根据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已与49国签署超过85项技术标准协议，透过国际电信联盟（ITU）积极推动其网络主权观念与技术标准成为国际规范。中国也透过能力培训与外交协议，逐步将资料在地化、实名制度、政府后门存取等中国特色规范来对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输出，使印太地区国家逐步接受中国标准，并在全球治理场域与民主阵营国家产生竞争。
中国也透过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国际平台，积极推广其治理经验与标准，试图将中国模式推广成为全球普遍接受的治理典范。习近平也明确表示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数位治理规则的制定，推广以“网络主权”为中心的数位治理观念，挑战以美国为首的民主治理模式。数位技术标准的制定已成中美角力的新战场。若未来中国制定的数位标准成为国际通行规范，不只台湾恐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而是全球数位治理秩序的改变。
以印尼为例，印尼政府就在数位治理法律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曾多次接受中国政府举办的培训与技术交流，尤其是来自中国中央网信办（CAC）与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响应中心（CNCERT/CC）的培训课程。印尼的专家指出，这种合作使印尼政府在治理逻辑上越来越向中国靠拢，使境内资讯自由的空间逐步收缩。2022年印尼通过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也具有明显中国治理模式的色彩，法律中包含了严格的资料本地化要求，要求所有敏感数据必须储存在境内，同时平台必须配合政府提供使用者数据以供监控用途。这些措施与中国的《网络安全法》、2021年的《数据安全法》几乎如出一辙，并实质强化了印尼政府对境内言论与个人资讯的掌控。
巴基斯坦于2016年通过的《电子犯罪预防法》（Prevention of Electronic Crimes Act,PECA）即受到中国法律框架的显著影响。该法明定政府可以在无法院许可下要求电信公司监控与删除内容，允许政府部门直接要求平台移除所谓“对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道德有害”的内容。这些模糊的法律条文几乎完全复制中国的《网络安全法》第58条，为政府实施大规模审查提供便利，也使得独立记者、公民团体频繁受到法规攻击与拘捕。
越南则是在法制化层面最为直接的复制中国模式。越南在2018年通过的《资安法》，官方就曾公开表示以中国模式为范本，其强调“数位主权”的重要性，要求所有境内及境外网络服务业者必须配合越南政府的资料在地化、实名登记及后门存取，直接导致当地网络言论自由急剧下降。中国自2015年起便与越南积极签署技术标准合作备忘录，双边密切合作推广中国的技术标准。华为更成为越南电信基础设施的重要供应商，提供5G建置、网络设备与资料中心服务，将中国数位治理逻辑完全融入越南数位生态系统。这种中国式治理结合了科技监控与国家权力，为越南政府提供了监控异议人士、压制反对派的便利工具。
除了印尼、巴基斯坦与越南，中国模式在柬埔寨及泰国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柬埔寨因长期仰赖中国经济援助，在数位治理方面高度配合中国标准。中国透过资金与技术援助，在柬埔寨推广数位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华为与中国国有企业在当地网络建置有极大影响力。柬埔寨政府在2022年推出《2022–2035数位政府政策》明确将中国列为资安治理正面范例，效仿中国的“网络主权”治理模式，推行数位治理改革。此外，柬埔寨政府甚至明确以中国防火长城作为建构该国数位防御的典范。
泰国也逐步受到中国模式影响。透过中国资金与技术协助，泰国考虑推出强制性资料本地化措施，非营利组织ARTICLE 19去年的报告中也指出，泰国已有多次与中国合作推广技术标准，甚至部分官员已在内部倡议引进中国模式来“维持社会稳定”。
尽管上述国家内部皆有公民社会、独立媒体反抗威权治理措施，但整体上抵抗效果有限。此外，美国、日本、欧盟等民主国家虽提出一些数位民主治理倡议，但往往仅局限于原则倡议，缺乏中国能提供的大量资金与低成本技术替代方案。
中国透过数位基础建设、法规合作与国际技术标准合作的多层次输出策略，迅速将数位威权治理模式系统性在印太地区进行输出。透过资料在地化、实名制、后门存取等措施，一方面使得当地政府能够轻易进行言论监控、压制异议声音、削弱公民社会空间，另一方面则是扩大认同中国数位威权治理秩序的阵营，从而形成对民主制度的系统性挑战，从而让从印太区域开始，让全球数位治理秩序可能更快向中国威权模式靠拢，造成严重的民主倒退以及达成中国的战略目的。
面对中国输出有威权特色的资安治理影响印太地区，台湾应如何应对？
中国数位威权的资安治理模式一面迅速向印太地区蔓延，一面则是加强对台网络攻击的规模。2024年平均每天有高达240万次对台政府网络的攻击，较前一年暴增一倍，未来台湾不仅若要跟中国的威权特色资安治理对抗，自身必须强化资安能力，更必须积极发挥区域资安治理的典范作用。
随着2025年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印太地区的政治与战略格局势必将再次面临重大调整。由于可预计川普会以经济对抗及美国利益优先为主轴，对区域民主国家的协助多停留于战略与军事安全层次，台湾势必要主动因应新情势下中国数位威权在印太区域内的进一步扩张。
台湾必须迅速强调以科技产业合作、经济利益共享与地缘政治安全作为核心利益，争取川普政府对台湾的资安典范的具体支持，进一步将资安合作做为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安全和科技产业策略，从而吸引川普政府更加主动地支持台湾并对抗中国数位威权影响力。
中国企业在印太地区数位基础建设市场已经具有明显的主导地位。台湾应联合国际盟友及产业支持，让台湾能够在印太地区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这些方案必须能够同样建立出一套完整、低成本且可信任的替代方案，与中国企业展开市场上的竞争。政府应提供经济与技术援助，协助印太地区资安国家减少对中国技术的过度依赖。建立以台湾科技企业为核心的“资安供应链”。这将有助于台湾企业利用美国的制裁措施，积极占领印太市场，提供可靠、透明且符合民主价值的替代解决方案，成为区域国家在数位治理上的首要合作对象。
此外台湾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电信联盟、ISO及IEEE等国际标准制订组织，提供具有民主规范的数位治理治理标准，避免被中国的标准打压。台湾的公民社会也可以活用其对于中国影响力的知识与经验，和印太地区的公民社会建立跨国合作，共同关注并揭露中国数位威权主义所输出的基础建设和资安技术对于印太地区的负面影响，并分享台湾成功抵抗威权治理的经验，填补可能造成的区域民主治理真空。综合来看，台湾如果要和中国政府所输出的资讯安全治理相抗衡，本身还是需持续深化以人权、民主为核心的资安战略，在数位治理上平衡国家安全需求与人权，才有办法作为持续一个有效的替代方案，来跟中国的数位治理模式相抗衡。
（本文为《上报》授权《看中国》转载。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