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To Lam）（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3月19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报导）2025年3月17日，当人们回顾过去一年亚洲地缘政治的变迁，越南的“第二次革新开放”无疑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作为长期以来中共的“小兄弟”，越南共产党（越共）曾经亦步亦趋地追随中共的发展道路。然而，如今在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的带领下，越南正以惊人的魄力推进结构性改革，这不仅标志着其与中共道路的分道扬镳，更为亚洲乃至全球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对比案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越南的改革不仅是对自身发展困境的回应，更反映了对中共高度集权模式失败的深刻反思。
从模仿到分歧：越南改革的历史转折
蔡慎坤近日在自媒体节目中指出，越南与中共的关系源远流长，越共长期以来视中共中央为榜样，从计划经济到政治管控，无不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尤其是在上一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执政期间，他深受习近平“大权独揽”模式的影响，试图在越南复制类似的集权治理模式。阮富仲发动了大规模反腐运动，清除开明派与政敌，意图打造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然而，天不遂人愿，阮富仲未能完成这一转型便去世，权力交棒给了苏林。
苏林接任后，越南迅速回归了“四架马车”的集体领导模式，放弃了阮富仲的极权试验。蔡慎坤指出，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越共对中共高度集权弊端的清醒认识。他认为，中共近年来的极权治理在政治稳定、国际关系和经济民生等方面暴露出严重问题，这成为越南转向改革的催化剂。苏林领导下的越共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以结构性改革替代个人集权，这标志着越南“第二次革新开放”的开端。
这种分歧不仅体现于领导风格的差异，更反映了对发展模式的根本反思。中共坚持高度集权，试图以铁腕管控一切，而越南则通过改革释放活力。蔡慎坤认为，这一选择将深刻影响两国的未来走向。他预测，若中共不改变其集权模式，等待它的将是持续的灾难，而越南则可能迎来崛起的契机。
第二次革新开放：越南的激进转型
2025年，在苏林的推动下，越南启动了被称为“第二次革新开放”的结构性改革。这场改革涵盖行政、宣传和经济三大领域，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被越南媒体形容为“重大地震般的结构性调整”。蔡慎坤认为，这场改革远超当年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展现了越南融入全球化、追求现代化的决心。
在行政改革方面，越共并未放弃一党执政，但针对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措施。例如，越南撤销了713个县级公安局，将四级警务体系精简为三级；计划削减20%的党政机构人员，裁撤10万名公务员编制；取消县级行政建制，将省、县、公社三级体系简化为省、公社两级。蔡慎坤认为，这些举措直指越南长期存在的治理弊病，旨在通过精简机构、优化资源配置，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然而，他也提醒，这种改革的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
在宣传领域，越南的改革同样激进。2025年初，越南关闭了多家国家级电视台和数十家国有报刊，将全国性电视台整合为一家“越南国家电视台”，并将14个部门的新闻机构合并为7个。蔡慎坤指出，这种“集中管控”的策略既是为了提升宣传效率，也是为了适应现代化治理需求。他认为，这与中共的媒体管控有相似之处，但越南的目标更侧重于资源整合而非单纯压制异见，这使其改革带有一定的进步性。
经济领域的雄心：越南崛起的基石
越南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其力度远超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改革。蔡慎坤强调，越南正以“彻底接轨全球化”为目标，推动私有化并融入西方体系。首先，土地制度实现政治意义上的私有化，这一举措被认为将激发市场活力并吸引更多资金。其次，越南承诺未来十年内取消99%的关税，放宽外资准入，吸引国际资本。第三，教育领域允许国际学校办学，推动与国际接轨。
蔡慎坤认为，若这些改革顺利完成，越南将完全符合《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的要求，成为亚洲后起之秀。他拿越南与日本、韩国比较：越南拥有33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亿多人口，远超韩国（10万平方公里、5000万人），与日本（37万平方公里、1.2亿人）差距不大。凭借优越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若改革成功，“越南崛起”将成为亚洲地缘政治的新亮点。
然而，蔡慎坤也指出，改革的深层动因在于经济发展与旧体制矛盾的激化。2024年，越南GDP增长达7.09%，但官僚臃肿、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已成为瓶颈。若不进行第二次革新，越南的发展后劲将难以为继。他认为，这场改革不仅是经济转型的需要，更是越共转变思维、提升治理能力的表现。
中共的对比：集权下的困境
与越南的激进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在高度集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蔡慎坤批评，中共不仅未精简权力，反而将执法权下放到乡镇和街道，推广所谓的“枫桥经验”。这一源自1960年代浙江诸暨枫桥镇的治理模式，通过依靠群众解决矛盾，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在习近平时代，“枫桥经验”被赋予新内涵，结合大数据和网格化管理，成为全面监控社会的工具。
蔡慎坤认为，这种权力下放与现代治理的法制化、透明化背道而驰。他指出，中共通过基层权力扩张掩盖问题、压制异见，却牺牲了个人自由和隐私。“每个人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都在萎缩，这种模式下，经济刺激也难以挽回颓势，”他说。他质疑官方宣称的5%GDP增长，认为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无法反映真实的经济困境。
相比之下，越南的改革试图简化层级、提升效率，而中共的管控则日益严密。蔡慎坤警告，若中共继续这种强化管制的模式，不仅经济难以为继，社会民生也将面临更大挑战。他认为，越南的成功或许能对中共形成无形压力，促使其反思当前道路。
改革的风险与展望
越南的“第二次革新开放”虽展现出雄心，但也伴随风险。蔡慎坤分析，首先，宣传领域的集中管控可能降低信息透明度，引发社会不满。其次，基层治理体系的大幅调整，如撤销县级公安局，可能带来短期冲击。第三，削减党政机构和公务员编制将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反弹不可避免。他认为，这场改革的推进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智慧。
与此同时，蔡慎坤对越南的前景表示谨慎乐观。他认为，若改革成功，越南不仅能实现经济腾飞，还可能在政治上逐步开放，为公民社会创造更多空间。他期待越南成为亚洲的示范，证明发展中国家能在保持稳定与追求现代化之间找到平衡。
反观中共，蔡慎坤认为其高度集权已走到瓶颈。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出口经济的警惕加剧，内部矛盾的积累或将爆发。他希望越南的改革能成为一面镜子，让中共看到改变的必要性。“越南的成功，或许能唤醒这个老大哥，”他说。
####结语
越南的“第二次革新开放”与中共的集权模式，形成了一场鲜明的时代对比。蔡慎坤认为，越南正以改革的魄力开辟未来，而中共却在管控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他呼吁，无论结果如何，越南的探索都值得关注，因为它不仅关乎一国命运，更可能影响整个亚洲的格局。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选择决定命运，而历史的答案仍在书写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