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十分怀念文革，可以不顾世界各国的谴责和老百姓的死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习近平和薄熙来没矛盾，他们结下梁子完全是因为薄熙来没能当上“接班人”，自从薄一波抓住了江泽民的把柄，薄家一直认为薄熙来当上接班人是板上钉钉的事，可没想到习近平不温不火地出现，却被指定为接班人，这让薄熙来十分愤怒。
由于三峡工程的缘故，重庆成了第四个直辖市。江泽民和李鹏所主持的三峡工程是世界最大的烂摊子，不仅花了无数的民脂民膏，毁掉了无数文物古迹，还给中国留下了无尽的后患。这个工程是如此失败，以至于建成剪䌽的时候，好出风头的中共领导人们无一到场，李鹏后来在自传中还竭力把三峡工程的责任推给了江泽民，说是在江的极力推动下，三峡工程才得以实施。
江泽民与薄熙来（右ㄧ）。（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重庆市长是个烫手的山芋，没人愿意接，重庆成了直辖市，市长却从来没有重量级的人物当过，把薄熙来放到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让他坐在了定时炸弹上。三峡迟早出事，那时候薄熙来绝对脱不了干系。
从邓小平开始，中共的领导人们都尽量表现得“和世界接轨”，薄熙来在大连的时候摆出一副改革派的模样，彰显自己的政绩，可由于迫害法轮功，让薄熙来成了人权罪犯，让他不得不思考自己未来的出路。
他十分怀念文革，那个年代，共党还在闭关锁国，中共内部自成体系，可以不顾世界各国的谴责和老百姓的死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薄熙来想，如果在那个时候，自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就不会影响自己的升迁，还能作为政治资本。如果自己不想仕途到此为止，等着以后被清算，就必须想办法让中国回到毛时代。于是“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开始了。照薄熙来的想法，如果这套行得通，得到中央的首肯，让全国都照着这样子来，他就不用顾忌海外的起诉，说不定还能因为表现出色，夺回接班人的位子。
薄熙来这么一搞，让同为人权罪犯的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觉得这真是个好办法，反正这些人出国也是罪犯，不如照老一辈共党的做法闭关锁国，大家都别出去，蹲在家里做土皇帝。于是江泽民和周永康动用了所有的力量来支持“唱红”。一时间“毛左”们，老红卫兵们，愤青们十分活跃，乌烟瘴气闹遍全国，那架势让人觉得文革又来了。
薄熙来深知，光靠唱唱红歌绝对不足以让自己的仕途回升，要在中共的内斗中取胜，必须要有铁腕。2008年6月，薄熙来从辽宁把自己的老弟王立军调到了重庆，帮助他排除异己。敢把亲爹打的半死的薄熙来和曾把干爹送进监狱的王立军走到一起，“打黑”运动开始了。
王立军、孙政才与薄熙来。（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有人说笑话：共党的官员隔一个枪毙一个，必有漏网的，如果挨着个儿的枪毙，没有冤枉的。所以无论是“打黑”还是“反腐”，只不过是共党的内部斗争而已。在这样的运动中，不在于对象“黑不黑”，也不在于他“腐不腐”，而在于他是哪拨的。
文强的死打破了文革后共党内部斗争“给对方留一条命”的底线。（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人道是“同行是冤家”，王立军一到重庆，首先看着不顺眼的就是文强。文强，重庆司法局局长，和王立军一样“打黑”“反腐”的业绩累累。身为同行的王立军当然知道这些业绩是怎么回事，他尤其厌恶文强的套路包装和自己如初一折。根据中共的猴山原则，王立军把老猴王文强给毙了以树立自己的老大地位。文强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被处以极刑的厅局级干部。他的死打破了文革后共党内部斗争“给对方留一条命”的底线，让重庆的官员们人人自危。
王立军每次打黑，必然要从警察中挑出他不顺眼的作为“涉黑人员”进行处理。他整肃重庆的警察，所有处室，各个分局，交巡警支队以及所辖区县各分局派出所，从副科到副局的所有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重新竞聘上岗”。而且王立军还学习欧美国家的制度合并了交警，巡警，所有警察上街巡逻，公安局大楼里原来3000多人坐在那里喝茶看报，一下子锐减为1000人左右。对王立军都俯首帖耳，听话多了。
王立军这些举措，不仅让他抢到了公安部门的老大地位，也给薄熙来立了威。他是薄熙来最好用的政治工具，同时也把自己当作靶子，放到了政治对手面前。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