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借“修志”毁灭传统文化（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看中国2025年2月5日讯】《魔鬼在统治我们的世界》是当今世界的特征，共产主义思想就是魔鬼意识形态，但戴上了AI的草帽上阵，悄然的迷惑并毒害着全人类，在最后的正邪大战中助邪。因此，从历史透析中共AI“基因”，揭露其“修志”毁灭传统文化、“稳江山”保邪恶政权的罪行，是必须的。
中共在1949年篡政后，便开始着力编撰其“执政史”——修志。1954年中共人大一次会议上，御用文人兼投机分子郭沫若与其他几人提出“早早动手编修地方志”的建议，迟至1958年“编修地方志”启动，随后停止于10年文革。1980年中共恢复“地方志编纂”。2006年，中共《地方志工作条例》法规出笼，全国省、市、县三级，均设有地方志办公室，负责编修所在地方志，说穿了，就是在反映“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过程中，剪除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内涵，标榜中共政绩，虚构历史成因，伪造一份中共统治下的江山图本，使之成为“没有中共就没有中国”的历史证据，习近平中国梦的恶劣背景“后印象派”画卷。
志书于国之重，见《周礼》之语：“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在治国中地位显赫。对于处于崩溃前夜的中共而言，自当奉为。
中共修志为AI制定党文化模板（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中共多年一直在证明其执政的合法性，因此也欲修志“勘定邪恶”。不过，在十三五规划中，加入了“加强修史修志”的习近平重要批示，推动修志，则与AI不无关系。
以中共唯物主义、无神论为基本指导，以进化论为基点的大规模编修方志“运动”目前已经为AI建立了庞大的库存。
截至2023年6月，中共全国编纂完成省、市、县志书1万多部，编修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乡镇村志2万多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3万多部，此外还有多达3208部阉割篡改了真相的综合年鉴出版。
要知道，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官修史书《宋史》，也不过约500万字，中共编修的一本《武汉市志》成书就高达1250万字，而完成的1万多部志书，总字数远超10亿字。
海量的党文化模板，成为中共高墙内炮制“大模型”的唯一基础。无论原创、盗版、山寨AI,都逃不出框定范围。也都是在党文化模板中“套壳”。
关键是志书的“权威性”是远高于网络上的任何文章的。
集党文化之大成的地方志，力图显示在中共党魁习近平邪恶领导下的“文化软实力”。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黑帮指令，导致编修方志中，摈弃、淡化、篡改神传文化的内涵以及显示的奇迹。这也是标准与定位依据唯物论、无神论、进化论的必然结果。
在上述标准下，操作模式是将传统文化践踏否定之后并标签化：神传文化的精髓被列入封建糟粕菜单下，而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中，剩下的只有空壳，血腥的红色基因洇染了山川河流，一草一木。
历史本来刊刻在经史子集、佛道经典、乃至所有的古籍中，更不要说方志中铁定的史实——一朝天子一朝臣，物换星移山川更迭，天灾示警、轮回报应等等。在神传文化主线上的不同朝代有不同文化，不同的臣民，不同的服饰也都镌刻在史志中——无疑也是佐证中共邪恶的证据。
史实是以“动态”的史书的论证与“固态”方志的叙述形式呈现的。修志是将当下留给未来，让后世有“资治”的依据，并留存教化指导参考，更重要的是承传文化。
一个国家的历史中，史与志并重，明朝杨宗气在嘉靖《山西通志·序》中言：“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因此，中共号令“加强修史修志”，目的是反证其执政正确，作为“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党的论据，而“伪志”所带的反人类特色，却已经成为中共邪恶意识形态输出的载体。
明确的说，根本目的是霸占意识形态领域，以便维系政权，目前更是为AI所用。
我们再从习近平所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说法来看。这本来是翻版于孟子的观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习近平直接将江山与人民混淆，则还有另一层用意。
历朝修志重德，中共修志重丧德（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江山就是社稷，社稷中就包括了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等，这也是中国神传文化中方志展现的带着神迹的部分，但是，中共自建政开始，以斗争哲学为圭皋，视万物为敌，与宇宙为敌，与生灵为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要毁灭世界与人类。从大跃进造成大面积生态危机，到肆无忌惮建造水库电站，如三门峡水电站、河南驻马店地区造的多个大型水库，成为生态与生命的杀手。
无数的形象工程，重创了江山的地貌。无数的方志已经被完全篡改，如明代万历年间由吴守忠编纂《三峡通志》，在颇具争议的三峡大坝兴建之后，所有记载荡然无存，甚至杳无踪迹。
中共最大规模从根本上涂改古代方志的“运动”，莫过于文革，不但摧毁传统文化，还导致方志记载的大量名山胜景、古迹庙宇碑刻等历史的见证毁灭殆尽，即便是“重建”也早已失去深层内涵。
江泽民卖国，导致疆域损失（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更严重的是，中共自1949年开始出卖国土，到江泽民出卖的相当于100个台湾的国土，已经导致中国国土面积锐减为960万平方公里，《大清一统志》显示的清朝面积为1,300万平方公里。其中的340万平方公里已无方志可言。
显而易见，当代中国人面对被中共打烂的江山，已经不是神州的原貌，不但残缺，换上的“新颜”，也完全失去了神迹之灵性。
所以，习近平江山就是人民的逻辑用意就是：人民面对的疮痍满目的江山，是人民自己咎由自取的果报。
“志者，记也”以此看来，以说明文为主要方式，记叙江山的方志，就成为中共维持政权中的一项基础工程。
我们转向历史的眼光来看：
《周礼》称，“诵训，掌道方志，以昭观事”，足见方志的重要性及其地位，而地方志则是“一方之全史”。
中国古代的方志，有“志、传、图、表、记、录”等多种形式，有真实性、区域性、时限性、语言规范等严格要求，唯“秉笔直书”绝不带有个人观点。从其诞生那一天开始，编修者均能秉承神的意志也就是“天意”，遵循天道，并以道德标准衡量一切，彰显方志的教化功能，突出道德规范、人文礼仪、乃至三纲五常的遵循范例，体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方志鼻祖”《越绝书》、《华阳国志》等志书无不蕴含神传神迹。
以此看来，古代方志，断然不是以观点述政党“功绩”的宣传品。
修志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是“掌四方之志”千乘之国霸主领地划分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禹贡》和《山海关》问世，但中国官修方志的最早记载是刘秀。
史称“光武中兴”的光武帝刘秀率先而为，带有个人目的，是为彰显“人杰地灵”，恢弘他自己诞生之地的殊胜，因此才诏令南阳撰写《南阳风俗传》，希冀万古流芳。
说形象些，历朝历代的“天子”、统治者在尊重自然，尊重民俗风物、显现或敬仰神迹的基础上，包装自己的“江山”，是基于将带有天人合一的信念存档的大动机——奉天承运的写实。
刘秀的始创，赋予了方志雏形以及特色定位。虽然在此后演进中，历朝历代，侧重点不同，范例有小差异，如隋朝朝廷颁令编纂图经，内容涵盖建置沿革、地名由来、山河走向，这一做法如同中国文字词汇的“约定俗成”，也就延续下来，成为方志的一大内容。
到了元代;：忽必烈下令创修《大元大一统志》，开创了一统志编修的先河，但因循的还是隋朝体例。
实际上，古代方志为自上而下的主政者施政提供指导和依据，明代确立“以官文书为据”就进一步拔高了方志的地位。
明清以后，修志步入常态化，制度化，特别是清代，方志编修进入全盛时期，数量激增，质量更好，体例更加完善，更倚重清王朝丰功伟绩的颂扬，体现在《大清一统志》的编撰成果中，就可见，那是具有划时代的“康乾盛世”修志。
康熙大帝为将方志编撰跃上一个新台阶，或说上升到一个新的维度，康熙曾将贾汉复主修的《河南通志》颁行全国，作为统一的格式。而康熙大帝“崇儒重道”等基本思想也成为当时方志修撰的精神指导，“康熙思想”直接反映在修志的研究成果中，成为学术上有极大贡献的源流。
中共统一思想，毁灭人类（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转眼清朝谢幕，民国时期在民主思潮乃至其他层面的搅动下，体例和内容发生较大变化，但民国政府仍然注重神传文化的精髓承袭，因此，在增添大事记、地方自治、学校、水利、风俗等新门类中，囊括范围更大。但同时，由于所谓西方现代科学的影响，力求“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有忽略“神迹”的状况。
不过，由于民国时期遭遇西方幽灵入侵，共产主义“红龙”祸乱中华，国民政府竭尽全力清剿共匪，在流氓造反动乱纷争之下，无暇兼顾修志，导致修志缓慢，许多变迁与更新还未载入文字。使得中共在彻底改变社稷“外貌”中，更加容易生成党文化的体例下的方志。
厘清修志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共修志的险恶用心：彻底颠覆传统文化，并为AI生成党文化模型奠基。
清朝疆域1,300万平方公里。其中的340万平方公里已无方志可言（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要注意的是，中共不敢重修中国历史，只能令御用文人解读不包括“清史”在内的乾隆皇帝钦定的二十四史，也就是以《史记》为范本的本纪、列传形式撰写的纪传体史书，而所有的中共文人解读的中国历史，都或多或少带有党文化的印痕，否则被审查枪毙，列为禁书，屏蔽于网络。
二十四史之外的清朝的历史，是国民政府执政期没有完成的《清史稿》呈现出来的。中共一直想按照自己的党文化框架编纂新的《清史》，但未能天随人愿，从2002年启动至今，因党文化审查不过关而迟迟未能出版。
一句话，“审查过关”相似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终审查通过的所有内容，就是今天中共AI的储量巨大的原矿（资料库），网民看到听到接收到的任何图像、影像、文字都是来自于这个唯一的矿床原矿加工而成的说教与洗脑产物，基因相同。而中共方志是一部外延扩充的党史，更带有权力淫威，是AI答问的学习基础。
总之，在中共的无论开源与否的AI中，哪怕是最新的DeepSeek V3的知识问答中，涵括几乎所有内容，都暗藏着中共意识形态的糟粕，正在助阵我们开头所说的这场正邪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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