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球联合总部副主席兼执行长界立建在街头行动中亲身演示自己在精神病院受到的“电针疗法”（本人提供）
华人青年民运领袖，中国民主党全球联合总部副主席兼执行长界立建，于2025年1月11日在大中国审判（Big China Tribunal）第11期推特空间讲座进行了题为《揭开“被精神病的真相”》的演讲，以自己亲身经历和多年的见闻控诉中共当局对访民、异见人士、宗教信仰者等实施的特殊系统性迫害。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痛苦经历。这些事情每次想起，都让我揪心，心脏跳得异常紧张。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其中2018年是我被关的最久的一次，虽然已经过去7年，但每回忆起那个痛苦的时刻，那段经历依然让我感到喘不过气来。
我相信，我身上发生的这些事，仅仅是中共暴行的冰山一角。在全国各地，还有许多类似的事情发生。为什么我界立建到了海外，每次活动上要声嘶力竭地呐喊，为什么我有这么大的精神头，一直在做这些事情？中共对我的残害，对我家人的残害，使我家破人亡，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我誓与中共这个国际犯罪集团绝对抗争到底，直到最终它被审判、清算的那一刻。
目前，我担任中国民主党全球联合总部的副主席兼执行长，带领所有志同道合的反共人士，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早日结束中共的统治，实现我们坚定的信念。
17岁时被当作“软肋”关入精神病院
我经历过三次“被精神病”的折磨，第一次被关押是在2005年，当时我还没有成年，只有17岁。那时，我们全家因为家庭问题上访，为我的父亲争取公道。在山东济南槐荫区，当时的泉城路派出所非法绑架了我，将我关押到济南市的大杨庄精神病医院。这个医院早期由山东军区管理，后来由济南市政府接管、市财政拨款，专门用来关押访民、维权者、异议人士以及宗教信仰者，是一个迫害人权的集中营。
我第一次被关押时非常天真，以为自己没有病，去医院总比进监狱好。可是一进医院，我才明白事实的残酷。他们一开始就对我拳打脚踢的一顿暴打，将我的衣服脱光，用洗衣粉和钢丝球狠狠地刷洗我的身体。那时是10月，山东的天气已经很冷。他们用这种方式折磨我，不允许我反抗。我提出质疑，护工就会用橡胶棍抽打我的身体，留下道道血痕。他们威胁说，就算在外面是“混世魔王”，只要进了这里，就会被收拾得像面条一样，“死烂死烂”的。
在精神病院的不到一周时间，我每一刻都觉得度日如年。那时我年纪小，受到的殴打不算最严重。那些成年人被打得神志不清，有的甚至被活活折磨致残。他们通过拘留我作为父亲的“软肋”，来要挟我的父亲和我们全家，目的就是让我们放弃上访。中共这种针对家人的打压方式极其歹毒，他们知道你的软肋，用最恶毒的手段伤害你最关心的人。
我父亲把我接送回到家里去，还交了2000块钱，是所谓的“医疗费”。他们强迫我在出院同意书上签字。这是我第一次被关押，也是第一次被抓捕的情况，是在济南。我们老家是山东省聊城，聊城的第四人民医院也是一个以精神病为名实施严重迫害的地方。我们山东的异议人士的鲁扬也在这里被关押过。
被警察绑架到深圳康宁医院
我被关押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广东省深圳市康宁医院。这是在罗湖区翠竹中路，我们目前正在收集相关资料，包括与它有技术合作的医疗机构、投资方，以及民主国家的一些医疗大学和专业团队。这些机构明知深圳市康宁医院是一个迫害人权的精神病院，却为了利益与其合作，这就间接地成为了人权迫害的协同犯。例如，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与深圳市康宁医院就有合作。我们正在整理相关资料，敦促各国政府和人权机构不要再与这些医院合作。
我是在2018年7月底，当时广东深圳龙岗区有一个叫“佳士运动”的事件。那个时候很多朋友关注时局，对一些维权案件有所了解。当时我参加了“佳士运动”，声援佳士工人，呼吁保障他们的劳工权益。不光是异议人士和我们这些访民，还有很多大学生参与，比如北京、南京的学生，其中包括沈梦雨、岳昕等。这些年轻的同学后来发生了什么？沈梦雨、岳昕等人至今下落不明。2019年突然一次“认罪”后就消失了，至今已经六年，音讯全无。
中共对异议人士和年轻一代的打压，手段愈发严厉。很多人被强制失踪，制造出一种恐怖氛围，对外恐吓，对内监控。这种精神病院的迫害尤其令人恐惧。访民中有个共识：被拘留、劳教、判刑都不怕，但最怕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因为那里完全没有法治，对身体的摧残，对自由的剥夺，是最大的，也是不可逆的。出院后，即便活着，也会留下后遗症。在监狱或看守所，顶多是皮外伤，比如上脚镣、背铐、小号禁闭等。但在康宁医院这种地方，精神、神经系统、内脏器官都会遭受巨大伤害。
当时我是被深圳市燕子岭派出所的副所长徐超和几个警察绑架到康宁医院。
专门“治疗”中共不喜欢的人
我记得原先是九楼。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医院，我所在的区域不是花钱来治疗的，治疗的是在另外一个区域。访民、流浪的残障人士、宗教信仰者、还有一些维权者，这些所谓政府不欢迎的人士，以及公安机关或者政府扭送过来的人，这些人员占了很多很多，都待在同一个区域。
门口看着像一个治疗区，外面看不出有多大的区别。但是进去以后，第一层是玻璃门，第二层是铁栅栏，第三层是厚厚的木板门，一共三道门。门口有一个很大的护工站、护士站，还有休息室和值班室。墙上不止挂着医疗箱，还有一排橡胶棒、手铐，甚至长的约束带、棍棒都挂在那里。
我进去以后就知道，这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的地方。因为之前我也去过别的精神病医院，但这里比山东省槐荫区大杨庄精神病医院还要恐怖、残酷。那里至少没有这么多器械。进来以后的气氛就让人非常难受。
当时是警察送我进来的。他们把我交给主治医生，交接完后没有任何检查，直接让我淋浴、洗漱，然后换上病号服。病号服没有内衣、内裤，男女都一样，是那种长期没洗、酸臭的衣服，也没有鞋穿。医生直接告诉我：“你有疾病，你要好好配合，不配合我打死你。”我反抗，我说自己没有任何疾病，也没有罪。我问他们：“你们是监狱还是医院？医院不是应该医者仁心吗？”结果我马上被扇了两耳光。四个人按住我，我拚命挣扎，他们控制不住，又叫来了两个人一起架住我的胳膊和腿。
主治医生命令给我打镇定针。之后，他们把我绑在一个约束床上，床是特制的，中间有一个洞，用来露出臀部，下面放着接排泄物的盆，因为长时间被这样约束，大小便一定会失禁。床的两边有些地方被软海绵包裹，但有些地方已经磨破，露出锋利的钢皮，让人很难受。
他们在我的脖子上绑一道约束带，在我左右手各绑一道，胸部绑一道，两条腿分别用约束带卡扣卡住。因为被绑住非常痛苦，为了防止我咬舌自尽，他们往我嘴里塞一个咬舌垫。
大家可以试一试，保持一个姿势，一动不动，五分钟以后是什么感觉。你自己绑还能稍微活动一下，精神病院会把人绑得死死的，身体一点都不能活动，那种痛苦是无法言喻的。真的感觉还不如给我一刀，直接把我砍死，实在太痛苦太难受了。
他们约束一段时间，会放开一会，让人稍微缓一缓，再继续约束。因为如果连续约束，绑得很紧，手腕处的神经或者腿部的神经，由于血液循环不畅就容易坏死。当时我一直在抗议，即使嘴里被塞着东西，也“呜呜”地叫。
他们就开始给我打针，一针、两针、三针，我还是叫。他们觉得药量不够，又加大剂量，继续打。我也不知道打了多少针。后来我直接就昏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被打针的感觉是浑身疼，感觉天旋地转，头晕、头痛。醒过来以后再看自己的脖子两边、嘴巴周围，全是呕吐物。他们清理完呕吐物，又把防止自杀的咬舌垫塞回我嘴里。
注射的是什么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希望是“安定”，因为“安定”的副作用还小一点。就怕是他们提到一种液体（药物），叫“美洛定”（音）。这种药打完以后，用量越大人会变得越呆傻，出现严重的后遗症，比如头痛、脑部病变，对器官、神经的损伤非常大。
惨无人道的非法药物试验
我在里面被关了52天，至少被约束了20次以上。这期间他们还给我吃很多药物。在躺着的时候，会有一个小DV架在你上面。吃药一般是针对比较亢奋或者被认为病情严重的人。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不闹事、安静下来，而是在做人体药物试验。
当时我被迫一天吃5顿药，早晨7点、中午11点、下午5点各一顿，晚上不到10点一顿，凌晨12点还有一顿。每次吃的药都不一样，颜色花花绿绿的，用瓶盖装着，一顿有时候是吃三四盖，每盖里面有七八个小药片。吃完后给你一杯水。如果你排斥吃药，护工会过来，掰开嘴，强制把药灌进去。
反正这三到四盖药，有时候连续吃，有时候吃完缓一缓，看情况再吃下一盖药。
没有约束的时候，吃完药以后，护工会打开手电筒筒，让你把舌头伸出来，再检查身后，看有没有藏药。
吃完药以后，很多时候身体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天旋地转，会感觉五脏六腑特别烧烫，一会儿发烫，一会儿拉肚子，一会儿剧烈地偏头痛。身体会颤抖，无法控制。没有约束的时候，吃药后过半小时，不到一小时，身体会自动弹跳。那种跳的状态很奇怪，自己不知道跳得有多高，因为只有仅存的一点意识。
呕吐的时候，包括鼻孔、生殖器里都会分泌出很多黄色、红色、黑色的液体。这些分泌物和呕吐物不是正常的，不是食物残渣，而是发黄或者发黑的液体。恍惚间，我看到穿白大褂的人在周围走来走去。他们会摆弄你的脚，像在测什么。有时他们还会扒开眼睛，看看嘴巴，根据各种我痛苦的反应，记录一些情况，可能是在收集医疗数据。
我身上很多时候会被戴上各种设备，比如氧气罩。我明明并不缺氧，为什么要戴氧气罩？我胸口贴满贴片，可能是用来连接心电图。等我醒过来时发现，肚子、头部到处都是黏黏的贴片。这些贴片连着电脑仪器，监测身体状况。
吃药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原本好好的一个人，从精神病院出来后变得判若两人。我们有一个“被精神病”受害者维权群，很多人反映，原本健康的人出来以后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很多人大小便失禁，晚上失眠，头痛，甚至突然流很多鼻血。心律不齐的现象也很普遍，心脏会突然跳得非常快，人就晕过去了，醒来发现自己在医院，也有人被好心人救助。
这种后遗症非常多，都是吃药导致的伤害。
以虐待为乐的魔窟
如果在里面还不听话，他们会继续折腾你。我当时就说，“你们要么弄死我，要么就把我彻底弄成一个残废，变成傻子，否则我会记着这些事。我这个情况，你们派出所肯定也有了解，我希望你们尽快联系我，或者联系我家里，不要再继续关着我。你们做的这些恶，我都记得的，我会把你们的事都宣扬出去。”
他们就认为我是威胁他们。那个主治医生，包括副院长都说，没办法，这么多人，谁也不敢放你，他们没有这个权力，只能等公安机关。还告诉我，我唯一的办法就是配合治疗。如果不配合，就往死里收拾我。他们说：“你看到后面的山没有？我告诉你，你不要想去后面的山坡上睡觉去。我奉劝你啊，小伙子，你很年轻，你的路还很长，别把我惹毛了。你再给我搞事，最后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白天他们把我约束住，等到晚上护工来了。这些护工真的是毫无人性，这哪是人？这些护工，包括主治医生，我就说一句话，枪毙他们一万次都不解恨，都不能抹平他们的罪恶。晚上他们吃宵夜，在里面喝酒，搞一个很大的医学漏斗，开口像矿泉水瓶子那么大，硬塞进我嘴里。旁边有固定带，有架子。他们从值班室里推出架子，把我架在上面固定住，强制让我张嘴。我不张嘴，他们就用棍子捅过来，还用电棒电我。
最后他们把漏斗塞进我嘴里，羞辱和折磨我。白天他们可能收敛一点，因为医院可能有巡查之类，而晚上是最恐怖的时刻。他们专门在晚上羞辱人取乐。将烟灰、喝剩的酒，都往我嘴里的漏斗里倒，甚至还往里面吐痰。那个漏斗卡在嘴里，我身体又被固定住，根本不能反抗。如果敢反抗，他们一拳打过来，让我吸气，这一下所有脏东西全都进了嘴里、肚子里。还没熄灭的烟头也往漏斗里丢，我被烫过很多次，食道被烫后半个月都在发炎，吐痰的时候全是带血的脓。
他们还有一个叫“上头香”的折磨方式。他们把香烟插在橙子上面，把受害者固定在椅子上，双手被手铐反铐在身后，腰向前弓着。他们两个护工，一个用大腿压在受害者脖子或者背部。他们玩赌博，赌你的忍耐力，看你能撑多久。因为弓着腰、脸朝下，如果不想被橙子上的香烟烫到，你会用力直起身子往上挺。他们在赌，一分钟？两分钟？到底多久能烫到你。
最后等你没力气了，他们突然用力一腿踹在你背部，让你的脸直接压在橙子上的香烟上，烫到脸。他们就哈哈大笑，他们称之为“上头香”，还说：“给我上头香，保佑我发财，保佑我健康。”这些人真的是畜生。
像这样的迫害手段，他们还有很多。我再说几个他们在我身上做的那些事情。
因为我一直想出去，他们觉得我还是清醒的，就给我上了那个所谓的电针治疗。电针治疗，说是治疗，其实就是酷刑迫害，而且根本就是在残杀生命。他们把我固定住，用湿布在我的头部两侧贴上贴片式或者针扎式的电极，然后开始调节电流的档位。电流的强弱可以调整。当时我真的受不了了，求饶了。因为这种酷刑太残酷了。
他们用电刺激你的脑部神经，电完以后，你可能不会马上死，但脑部的神经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脑垂体等区域可能会病变，后续会导致很多疾病，比如身体颤抖、突然昏倒、头痛、癫痫等。甚至更严重的，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傻子，或者口眼歪斜。即使被释放后，也有中风的风险，以及神经病变带来的各种后遗症。
每次电击完以后，身体会被绑得很紧，五六个护工还要压着你。电击的时候，你会剧烈弹跳，身体失控。他们把你固定在约束带里，绑得很紧，但你还是会挣扎。电击后，你会吐，大小便失禁，甚至耳朵流血。醒过来以后，你的头痛得像被针扎一样，缓不过劲来。这样的痛苦持续半个月，头和身体都没有力气，神经还在疼。每走一步，筋连着筋地痛，身体还会抖动，根本站不住。
你的心脏、胃、肾等器官都像被针扎一样疼痛，心脏还会剧烈抽痛。一抽一抽的感觉，让你觉得快要死了。那时候真的会想，死是一种解脱，是一种释放，不用再遭这种罪了。在康宁医院，我被电击过三次。每次想起来，都是恐怖、气愤和难受的回忆。我们老百姓，到底和共产党有什么仇？我们没有挖你祖坟，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们？
这些电击、酷刑，简直就是在往死里折磨你。我不知道共产党什么酷刑比电击酷刑更恐怖。
想自杀都异常艰难
在里面，我曾多次尝试自杀。后来，我变得乖了，该干啥干啥，该吃药就吃药，该被约束就被约束。我不再反抗，因为我想找一个机会自杀。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我的约束稍微少了一些。
自杀也不是那么容易，电视吊在房间顶部，大概有四米高。电视是垂直安装的，从下面看得见却摸不到。灯也是垂下来的。窗户角、门边、墙边的菱角都用海绵包裹起来，防止你撞到头或者通过这些地方自杀。
凳子和桌子都是固定的，你可以碰到，最多头破血流，肯定死不了。牙刷和牙膏也被改造过，牙刷的长度被截去一半，刷柄末端磨得非常粗糙。每个人的牙刷没有专用的，刷牙的时候会有人盯着，刷完后立刻收走，不会给你留下，也不给你藏起来的机会，更别说吞下了。
卫生间没有锁，里面的马桶是用铁链子固定住的。马桶后面那个抽水水箱的盖子有些松动，我发现了这个机会。因为用卫生间时间待久了会被坐在高脚凳上的护工俯视注意到，所以只能抓紧时间行动。我用力把水箱盖掀起来，砸碎后找了一块锋利的碎片，准备割腕。
当时没想太多，就觉得赶紧死了算了。我用碎片在手腕上猛割了好几道，血流不止。他们听到声音后迅速冲了进来。我看着他们，笑了，因为一下出了这么多血，应该就能死了吧。我挣扎着，他们试图控制我的手，给我止血，但我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
后来，他们把我拖了出去。一个护工按住我的手腕止血，另一个护工对我又是打又是骂。虽然他们怕我真死了要承担责任，但依然一边叫主治医师，对我进行控制和包扎。
这是我在里面的一次自杀经历。当时，我觉得死是一种解脱，反而有种欣慰的感觉，因为我不用再遭这种罪了。
女囚受到更悲惨的强奸凌辱
晚上，虽然我们这些男人的情况已经很惨了，但被关押的女孩遭受的折磨更惨烈。有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女孩，因为感情问题，或者在外面砸了玻璃、公交车牌之类的事情，被带到这里。有的女孩可能是因为破坏公共财物被抓进来，结果在里面经历了酷刑、伤害、折磨，甚至被强奸。
强奸事件在里面非常普遍。有些女孩后来肚子都显怀了，就会被转移走，不知道被送到哪里去了。有些半夜就被转走了，这种事情在深圳市康宁医院发生得很多。这是我亲身经历和所知道的事情。
另外，广州的芳村医院据说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这是我们的维权朋友告诉我的，女孩们特别苦。喊啊叫啊，被捂着嘴喊不出声。一到晚上，那些女孩就会哭，哭得特别厉害。她们知道这帮畜生又要来欺负她们了。
精神病院里的活摘器官
还有关于摘取器官的事情。我们进去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身体健康、比较强壮的，或者比较年轻的。他们会对我们进行大量的检查，但这些检查并不是精神病学上的医学检查。从我被关进去到出来，从来没有给我诊断过什么疾病，比如狂躁症、抑郁症，或者精神分裂症，做了各种检查也没有确定任何病因。但还是抽了很多血，做尿检、唾液检查，甚至核磁共振。这些检查都是一次又一次地做。
我们都在社会上工作过，也做过体检。社会上的体检顶多量量血压，抽一点血，检查有没有传染病，都是很常规的。但这里面抽血特别多，血常规的化验需求根本用不了那么多血。通过比对分析后，我们才明白，这其实是器官供体筛选的医学步骤。他们在用这些检查手段来筛选活体器官的供体。
有一次，我在里面遇到一个小伙子。他已经被打得半傻了，清醒的时候还能说几句。他一会儿说普通话，一会儿说客家话。他说他是广东河源市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抓进来。见到护工或者主治医生，他非常害怕，总是喊着：“不要割我的肉，不要割我的肉！”后来我问他，这是第几次被关进来？他说是第二次。我又问他第一次是怎么回事，他说到一半就精神崩溃了，可能触及到他敏感、恐惧的内容，他就不能继续说下去。
他当时拉起衣服，给我看他的肾脏区域。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伤疤，缝了二三十针的样子。那个伤疤根本没有好好护理，发炎后形成了疤痕增生，很多疙瘩，像一大条蜈蚣一样凸起。他说第一次被抓进去的时候，被割了器官。他记得自己醒来时，人已经被扔到桥底下，旁边有一包药，包括头孢和一包药粉。他的伤口发炎发臭，痛得不行，又没钱治疗，只能用头孢塞进伤口，随便处理一下。
后来他晕过去了，再醒来时，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救下来的。
我问他这次为什么又被抓进来，他说不知道什么情况。派出所又把他抓了回来，派出所骂他，说他是杀人犯，一直喊着“杀人犯、杀人犯”，也不知道是什么罪名。
他是第二次进来。当我进去的时候，他还没被抓进来，大概过了不到一个月，二十多天，他进来了。后来我还没离开时，他又被带走了。去哪了，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在里面，有时候说话、互相提醒，结果被听到了，护工们就直接一巴掌打过来。后来，可能是因为怕他说出更多真相或者其他原因，精神病院就把他转移走了。
仅剩半条命后死里逃生
我一再对精神病院的看守说，你们随便残害、随便杀害，现在就弄死我。如果弄不死我，我会自己找办法死。后来，医院可能因为一些考虑，还叫了警察过来。警察来过一次，训斥我，说：“你很厉害啊，在里面搞这些事。”我说：“你不杀我，我自己会死，不用你们动手。”
这些话是我清醒时说的。后来他们又打我、又电我，我就直接晕了过去。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不在精神病院了，而是在罗湖区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当时，我的个人物品还没还给我，也没人告诉我具体情况。
在重症监护室里，护士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还有警察跟着。我也不敢乱讲，还保持着警惕。后来他们问我的治疗费用由谁付，要谁安排。当时我意识模糊，看见外面还有两个治安员坐在那里。他们说是救助了我，说发现我晕倒，就把我送到了医院。他们还说：“你自己晕倒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送到医院的。我清醒后问护士日期，那是9月23日或24日。当时，我浑身无力，一点劲都没有。总之，我在医院待了两三天，然后他们试图联系我的深圳朋友来救我。
后来，派出所的人来了，又做了一次笔录。我已经被折磨得半死不活，他们可能是觉得没办法了，最后威胁了我几句后联系了我的家人。他们问我有没有朋友，但我不敢报朋友的名字，怕他们去抓捕或者伤害我的朋友。
派出所安排的治安员还在医院外面守着。医院里面有一个重症监护室，旁边有等待区，有钢椅子供患者或者家属等待使用。急诊室旁边还有一个厕所，用的是那种手拉门。
然后我醒来以后，因为护工他们都在忙。我说我要去厕所，他们问我要不要用尿壶，但我说我可以自己走。他们搀扶着我到了厕所，那里有一个拉门，我出来以后从旁边逃走了。当时是从正门还是后门，我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后来我仔细想，可能是他们折磨得太过了，又怕我死在精神病院里，引发争议，于是就把我转移到了罗湖区医院。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推卸责任，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嫌疑。我出院后联系了朋友，住了几天朋友的家。之后又去了外地，在朋友老家调养了一个多月，身体才慢慢恢复。
这就是我在深圳市康宁医院50多天的经历。
系统化、制度性的罪恶
今天再次想起来，我也不禁为那些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女性受害者感到担忧，比如李宜雪、董瑶琼、吴亚楠老师，她们在里面遭受的摧残，我真的为她们捏了一把汗。我一个大男人在里面都被逼得想死，那种情况下只有死才能解决一切问题，才能获得解脱。而那些女生，她们在里面的遭遇更是不堪想像。
这就是中共精神病医院迫害的现状。从1998年早期的安康医院到今天，已经持续了37年，这种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普及，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明白，访民最怕就是被关进精神病院。如果被送进这些地方，出来后也没有任何维权的途径。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上访者如果有精神病记录，就会被定义为精神病患者。即使你有证据，想要申诉，也会被认为是“疯子”、“傻子”，以“精神病患者”的名义遭到拒绝，根本得不到支持。根本进不去上访的大门，甚至连刷身份证都会被拦截。一旦有了精神病记录，再被抓进去精神病院的次数只会增加，关押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迫害和折磨只会更严重。
更可怕的是，这些人不仅在法律上失去了权利，还在社会上被完全孤立。他们被视为“疯子”或“傻子”，在小区、派出所或者居住地都被排斥。即使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也没有人愿意接触他们。政府的造谣和社会的警惕，使这些人陷入了社会死亡。
工作也无法找到，因为精神病会被写入档案。由于网格化管理，即使放弃抗争，不再上访维权了，只想平静地过日子也无法实现，因为根据档案记录会被辖区派出所定义为“不安定因素”。他们会把你驱逐到其他区域，甚至驱逐出所在城市，认为你是潜在的麻烦。
更严重的是，这种记录还会影响到你的孩子和家庭。孩子升学、结婚都会因为你有精神病记录而受到影响。政府和社会的标签会让人们认为精神病可以遗传，从而拒绝与你的家庭产生任何联系。对于这些访民和精神病受害者来说，他们不仅自身遭受伤害，还让他们的后代和家庭受到深远的影响。这种伤害是巨大的，是一种长久的家庭灾难。
那么很多人从精神病医院出来以后，可能一直伴随着各种后遗症。他们的身体是残缺的，需要长期服用药物。
还有一点，就是脑额叶切除手术确实存在。只是现在比较先进化，他们可以通过眼睛，把仪器和工具伸进去破坏你的脑部。他们对脑部进行手术后，你的脑部就会变得混乱。混乱以后，你会变得痴呆，或者出现病变。很多时候，一些疯子或者傻子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被精神病医院迫害成这样的。经过这些手术后，这些人失去了任何意识，后遗症非常严重，因为他们的脑部已经遭到了重创。
在医院里，他们会骗你的家属过来，说现在治疗非常成功，已经达到了出院的标准。他们会让家属签字，比如签署出院同意书、治疗方案同意书、责任免除书等等。家属如果提出想先看看自己的孩子，他们会说要先走手续、走流程。通常，他们会安排一个说话温柔的护士或者工作人员来跟家属交谈。
当家属签完字、手续走完以后，医院的责任就全都避免了。接着，他们会把孩子交给家属，但这些人往往是瘫痪的、痴呆的，甚至是需要担架抬出来的。有的直接被送回家，有的还需要家属自己花钱雇车送回家。这些人回家后，往往不到一年就死了。而人在出院后，死在家里，医院和派出所就可以完全撇清责任。
这就是共产党在精神病医院对人进行迫害，我所了解到的整体情况。
我非常感谢“保护卫士”这个组织，还有彼得．达林先生。他们在2022年对中国通过精神病迫害访民和维权者的现象，进行了整体调查并发布了报告。这些报告向全世界揭露了中国政府用这种方式迫害“被精神病”群体的真相。我认为这些行为是21世纪新的纳粹犯罪集团，简直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现实版。他们用这种方式，对特定群体进行灭绝和残杀。这是一个反人类的血淋淋的铁证。
我非常感谢大家对精神病院受害者群体的关注，也希望更多人了解这些受难者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