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日，上海外滩沿江地区和旅游区城市街道。（James D. Morgan/Contributo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1月12日讯】（看中国记者尹华报导）2024年12月，中共中央在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提振消费”定为2025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这一决定引发广泛关注，经济学界对其意义和未来走向展开了深入讨论。蒙纳什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凌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这一政策调整能否实现长期成效仍面临诸多挑战。
出口疲软与传统模式的失灵
史鹤凌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依靠出口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然而，近年来出口市场不再如以往般强劲。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东南亚国家在产业链竞争中崭露头角，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的出口优势。
“出口引擎的动力明显不足，中国正经历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随着国际市场收缩，中国政府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能，而提振内需无疑成为关键之选。
然而，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传统经济引擎，正逐渐显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弊端。他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极为严峻。官方数据显示地方债约为40万亿元，但一些研究估算已超过100万亿元。在这种背景下，继续依靠大规模基建投资已难以为继。”
此外，许多基础设施项目的使用率低下。以雄安新区和部分高铁项目为例，投入巨大但人流稀少，这反映出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进一步削弱了投资拉动经济的能力。
消费观念与收入分配问题
史鹤凌认为，中国社会对消费的传统观念是提振内需的另一大阻碍。在亚洲许多国家，消费长期被视为奢侈和浪费行为，而非经济增长的正当驱动力。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生产创造财富而消费消耗财富，这一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教育、医疗和文化消费被视为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推动长期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高储蓄率进一步限制了中国家庭的消费能力。尽管中国家庭的储蓄率长期维持在30%以上，但这源于民众对未来的经济不安全感。在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下，许多家庭不得不为养老、医疗预留大量资金。
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同样令人担忧。尽管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财富集中度极高。“1%的人口掌握了全国40%的财富，这导致人均GDP数据与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前总理李克强曾直言，全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这暴露出贫富差距对消费潜力的严重限制。
货币政策与市场信任的恢复
为应对当前经济挑战，中央会议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多方质疑。史鹤凌指出：“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已达到GDP的300%，这意味着银行系统中存在大量滞留资金。”然而，由于消费者信心不足，企业贷款需求疲软，导致资金未能流入实体经济。
他警示：“如果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这些滞留的资金可能迅速转化为通货膨胀的源头。中国面临从通缩到通胀快速转变的风险。”因此，仅靠货币宽松政策难以真正推动消费，还需辅以增强民众信心的改革措施。
市场信心的恢复是提振消费的关键。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将决定企业与消费者对经济环境的预期。“比如防疫政策的突然转变，极大地影响了企业和民众的规划。”他建议，通过健全法律制度、保障私营企业权益，构建稳定、透明的市场环境，以增强市场主体的信任感。
经济复苏的长期路径：改革与创新
史鹤凌强调，要实现长期经济复苏，必须回归市场导向，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他回顾了邓小平时期的市场化改革，认为这一改革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繁荣，并为全国经济注入了活力。
“市场化改革释放了企业活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他说，“然而，近年来‘国进民退’的趋势扼杀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动力，阻碍了创新与竞争力的提升。”
他呼吁恢复“国退民进”的政策导向，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自主权，以促进创新和提升生产效率。特别是在新兴产业领域，通过鼓励技术研发、扩大高质量就业机会等手段，可以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此外，史鹤凌还强调，要鼓励民众参与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高质量消费，这不仅能直接推动消费增长，还能间接提高整体社会的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推动消费升级，需要让民众相信消费不仅是生活改善的手段，更是经济贡献的重要途径。”
将“提振消费”作为经济工作的重心，标志着中国经济政策方向的重大调整。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仍需应对消费观念、收入分配、政策稳定性等结构性问题。史鹤凌总结道：“只有让民众有意愿且有能力消费，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增长。通过回归市场导向、增强社会保障，才能建立起支撑长期发展的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