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的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高峰会上发表演说。（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12月5日讯】（看中国记者孟浩报导）《金融时报》日前曝出，中国国防部部长董军因腐败问题被调查。同时，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也被查处。至此中共连续三任国防部长因腐败问题遭调查，而苗华落马更进一步揭示了中共军队系统中腐败的深层次问题。时评人多伦多方脸指出，习近平上台后反腐虽然声势浩大，但由于方法不当、目标矛盾，其注定会陷入无解的死胡同。而这一困局也正是中国现行体制的缩影，反腐的失败最终将深刻影响中共的执政稳定性。
董军虽然头衔显赫，但在中国军队中，国防部长的职能更多是外事交流和对外形象塑造。军队的实际权力集中于中央军委，尤其是政治工作部等关键部门，而苗华正是这一系统中的重要人物。他的落马表明，军队的腐败早已深入骨髓。近年来，军队中的腐败案件频发，从高级将领到后勤人员，层层分肥、层层侵占的现象并不少见。
这不仅仅是军队的问题。中国政府其他部门也同样如此。司法部最近五任部长中有三人落马，地方省委书记乃至更多低级别官员腐败案件层出不穷。自习近平启动反腐运动以来，已累计有341名副部级以上的中管干部落马，其中2023年前11个月就有47人。这些数据刷新了反腐的记录，却也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反腐越反越多？
腐败的根源：权力与财富的失衡
关于腐败的成因，许多人认为是官员道德败坏。然而，时评人多伦多方脸指出，这种看法虽然部分正确，但忽略了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腐败的本质在于权力与财富的不对等。
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士（官员）始终处于社会等级的最高层，但这种权力的象征并没有与财富实现对等匹配。根据研究数据，2012年至2021年间落马的县级以上官员，其合法收入平均每月仅1.5万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在普通百姓眼中可能已经很高，但对那些手握重权、呼风唤雨的官员来说，显然远不能匹配其权力。
这种权力与财富的失衡导致了贪腐的必然性。官员通过滥用职权，将手中的权力转化为财富，最终实现所谓的“权力与财富平衡”。数据显示，加入腐败所得后，91%的落马官员跻身其所在城市的财富前1%。这并非为腐败行为开脱，而是揭示了权力结构本身的问题：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发生。
西方模式与日本模式：以限制权力解决腐败
针对腐败问题，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限制权力为核心的西方模式，另一种是高薪养廉与强力监察相结合的香港和新加坡模式。
西方国家通过法治和社会监督来压缩官员的权力空间。例如，在加拿大，市长和议员的权力虽然大于普通市民，但仍受到严格限制。他们需要依法公开个人财产，媒体和公众有权随意批评政府，法律体系则保障这些权力的实施。
这种以权力透明为核心的制度设计，使得官员的权力无法轻易转化为私利。同时，法治社会中的独立司法体系也确保了对权力滥用行为的及时惩处。然而，这种制度需要良好的民主环境和公众监督机制作为支撑，而这些条件在中国完全缺失。对习近平而言，削弱官员权力和增强社会监督与其巩固党权的目标背道而驰，因而这一模式不可能在中国实现。
相比西方模式，新加坡和香港采取了另一条路径：不大幅限制权力，而是通过高薪养廉和强力监察来平衡权力与财富，保证廉洁政府的运作。例如，新加坡的总理年薪高达1200万元人民币，而香港的廉政公署更是全球反腐机构的典范。这种模式虽然成功，却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新加坡和香港的成功与其精简的官僚体系密不可分。例如，香港只有17万公职人员，占总人口的2.2%；新加坡也类似，总人口不到600万，公职人员仅占2.5%。相比之下，中国的公职人员包括700万公务员、4000万事业单位员工和近6000万国企职工，总数超过1.1亿，占总人口的8%。如此庞大的体系导致中国反腐的成本远远高于新加坡和香港。
其次，高薪养廉也难以在中国推行。当前，中国公职人员的收入已明显高于普通民众，进一步加薪势必引发社会不满。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权力滥用的问题，因为中国缺乏香港和新加坡的民主监督和司法独立。
中国的财政困局：无法支撑高效反腐
若要在中国推行新加坡和香港模式，必然需要投入巨大的财政资源。以香港为例，其廉政公署每年花费11亿港元，占GDP的0.04%。如果中国以同等效率进行反腐，则需要每年新增2000亿人民币的支出。而考虑到中国的资金利用效率低于香港，这一数字可能进一步攀升至4500亿至8500亿人民币。
此外，深圳的例子也凸显了反腐成本的高昂。尽管深圳的物价和工资水平低于香港，但其纪委工作人员的人均花费却高达84.8万元人民币，甚至超过了香港廉政公署的水平。这表明，中国无法有效控制反腐成本。
更糟糕的是，财政负担不仅限于监察机构本身。如果中国试图通过高薪养廉提升公务员收入，其成本将进一步膨胀。然而，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公众的不满，使得这一方法在中国几乎行不通。
民主与言论自由：反腐成功的隐形保障
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成功，不仅依赖于高效的监察机构，还得益于有限的民主制度和言论自由。尽管新加坡和香港并非完全民主国家，但在民主指数上的排名分别为69名和60-70名区间，远高于中国的倒数水平。
这种有限民主为社会监督提供了必要条件。例如，在香港，民众可以通过媒体举报腐败行为，而廉政公署则会以无差别的高效行动回应举报。这种互动逐渐建立起了公众对反腐机构的信任。然而，中国的言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网络举报往往以封号告终，举报人甚至可能遭到打击报复。在这样的环境下，无法形成健康的反腐生态。
选择性反腐：破坏公信力的毒瘤
习近平反腐的另一个问题是其强烈的选择性。在其第一个任期内，落马的大多是其政治对手。这种选择性执法使反腐行动丧失公信力，也让纪委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相比之下，香港廉政公署和新加坡反贪局以独立性著称，对腐败行为一视同仁。这种透明和公正性是其成功的关键。而中国的纪委因公私不分而难以取得类似成效，反腐最终流于表面。
多伦多方脸总结指出，习近平反腐注定失败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1.不愿削弱权力：限制权力是反腐的关键，但习近平为巩固党权而强化权力，反腐目标与手段存在矛盾。
2.财政无法支撑：庞大的官僚体系和高昂的反腐成本使得中国无法承受高薪养廉的模式。
3.缺乏透明与独立性：选择性反腐和言论自由的缺失削弱了反腐行动的公信力。
4.威权体制掣肘：中国的威权体制与反腐所需的制度变革格格不入，导致反腐行动始终难以摆脱权力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