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和第二任妻子曹轶欧。（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康生陶醉在一连串的成功和胜利之中，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舒坦——放眼全国，到处是武斗、抄家、夺权、造反、打倒……这一切在康生看来是多么美妙！他简直不承认自己已经是一个年近古稀的人，他感到自己精力充沛，越活越年轻。
“情妇自杀”惹怒康生
这是1967年4月中旬的一天，康生舒适地歪躺在藤椅上，一面悠闲地呷着茶，抽着烟，一面翻阅着秘书送来的各种文件材料。
他对这些材料上反映出的形势表示满意，感到局面正在按他们操纵的方向发展，他的许多心思没有白花。
康生翻到一份简短的电话记录。一个熟悉的名字在眼前一闪，刹那间，他脸色陡变，鱼跃般地从躺椅上翻身而起，左手把未吸完的半支烟一扔，右手往茶几下“咚”地擂了一拳，大声骂道：“混帐！王八蛋！看老子怎么收拾你！轶欧，快来！”
服务人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吓得躲在外面不敢进屋。隔窗只见康生脸色铁青，怒不可遏地在地毯上走来走去，秘书连忙通知人去找曹轶欧，偏偏曹轶欧外出未归，可别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工作人员们从未见康生像今天这样雷霆震怒，又惊又怕，急得团团转。
这是一份什么材料，使得康生如此失态呢？原来，这份电话记录上写着：有关部门报告，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苏枚突然死亡，初步判断为自杀。
这个苏枚是什么人？同康生又是什么关系呢？说来话长。苏枚，又名苏眉、苏梅，是康生的小姨子，也即是曹轶欧的妹妹。苏枚历史上曾经被捕过，出狱后由康生一手给她恢复了党籍。1967年4月前后，正是“造反派”组织到处“揪叛徒”的时候，苏枚担心自己被捕那段历史被人们抖落出来，连日惊恐不安，终于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至于她同康生的关系，当然非同一般。
康生1927年抛弃了原来的老婆孩子同曹轶欧结婚后，就看中了年轻貌美的小姨子苏枚。因此，康生不管到哪里，都要想方设法找借口把苏枚带在身边。30年代初康生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苏枚跟着康生住在机关。1933年康生被中央派往共产国际工作，也把苏枚带到了苏联。1937年康生回到延安，苏枚跟着到延安。1947年康生到山东搞土改，苏枚随同前往。1950年康生到杭州休养，当然也少不了苏枚的陪同。
本来，两人早已勾搭成奸，只是慑于康生的权势，长期没有揭露出来。但1950年5月在杭州这一次，康生同苏枚的男盗女娼实在做得太过分了一点，竟公然同床共眠，被曹轶欧多次撞见。曹轶欧醋劲大发，大吵大闹。于是这场丑闻就被公开抖出来了。苏枚觉得偷偷摸摸争不过明媒正娶，委屈得要死要活。姐妹之间打得不可开交，康生又气又急，却也无可奈何。
苏枚见狡猾的康生脚踩两只船。关键时刻不护着她，觉得吞不下这口冤气，一怒之下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跳楼自杀，差一点见了阎王。苏枚被人救起没有死成，康生的这一劣行却再也包藏不住，弄得满城风雨，知情者无不窃窃暗笑。
几十年来，虽然姐夫小姨闹出过这么一场丑事，但不管怎么说，苏枚总是他康生的一个长期姘妇，在他精神空虚之时给了他不少乐趣和安慰。现在苏枚突然死了，叫康生怎么能不痛心疾首呢？
康生是最后一个进入毛泽东的核心圈，但却是毛最依赖的人。（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硬性断定“自杀即谋杀”逼疯四个人
康生此刻方寸已乱，文件是无法继续看下去了。昔日同苏枚在一起时的情景，此时不住地在脑际晃动。特别是1950年在杭州那一次，苏枚哭鼻子抹眼泪的委屈模样，更是活现眼前。他仿佛听到苏枚在向自己哭诉；“大哥，你要为我作主……”
康生觉得一刻也不能耽搁，立刻把秘书叫来，吩咐说：“你给我马上去政法干校，要他们把苏枚的死因彻底查清，调查组要由公安部门直接参加。你就说是我说的，苏枚不会厌世自杀，肯定有人谋害，一定要他们把凶手找出来！快去！”
窗外，院子里的桃花又开了，柳枝也露出了嫩芽。可康生再也没有心思欣赏这些，他的脑子里充满了有关苏枚之死的一切。他要为苏枚报仇，他要收拾那些同苏枚、也就是同他康生作对的人。
几天以后，机要人员驾车送来一个标有“绝密！特急”字样的大信封。康生迫不及待地把它打开。这是关于苏枚死因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经公安部、北京市警局、中央政法干校三方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经医院解剖化验，确定苏枚是服安眠药自杀。康生看罢把报告往桌上用力一摔，气急败坏地大骂：“放屁！这帮家伙干什么吃的。调查组里有坏人！竟想在我面前蒙混过去，哼！快叫曹轶欧来！”
曹轶欧急匆匆地跑来了。这几天，她的心情颇为复杂。苏枚曾经是她争风吃醋的对象，现在人死了，她觉得去了一块心病，但是凭良心说，苏枚毕竟是自己的妹妹，除了她和康生睡觉以外，别的没有什么对不起姐姐的地方，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是他们夫妇的一个好帮手。再说，现在康生年纪也已经大了，早年的那种风流本性也算基本上过去了，所以近几年来姐妹俩倒也相安无事，于是相处还算不错。因此对苏枚的死，曹轶欧也是很伤心的。
前天，他们夫妇一起谈及苏枚之死，两人都很气愤，怀疑这是有人把矛头指向他们。政法干校本来就有人同苏枚过不去，显然也就是同康生和曹轶欧过不去。这次苏枚突然死亡，谁知道是不是这帮人谋害的呢？经过一番商议，康生和曹轶欧决定，一定要利用这一事件把同他们过不去的那一帮人除掉。
康生把调查报告往曹轶欧手上一扔，说：“这次又需要你出面了。你同秘书亲自去找调查组的头头。就说我康生还是认为苏枚是被谋杀的，是反革命谋杀，政法干校有一帮人就很值得怀疑！我还怀疑他们化验的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哪个医生搞的鬼，是从别的死人胃里偷换来的。要把这些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调查组的人要撤换，要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充分考虑他杀的可能，彻底揭，彻底查！”
曹轶欧走了之后，康生又要通了谢富治的电话。康生要谢富治将“谋害苏枚”问题立案审查，并指出这个案件的性质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大问题。
于是，所谓“谋害苏枚”被当作一个重大案件，由公安部门立案侦查。从此，“谋害苏枚案”像一个黑色的幽灵，长期笼罩着中央政法干校，整个校园从上到下被搞得鸡犬不宁，人人自危。破案工作从1967年一直进行到1968年。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等7人被逮捕入狱，还有50多人被隔离审查或受到批斗。非法关押、私设公堂、严刑拷打现象在这所“政法高等学府”成为家常便饭。在刑讯逼供中，1人被活活逼死，4人被逼得精神失常，成了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