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强化独裁独裁逼死经济(图)

发表时间： 2024-07-28 09:45:28作者：程晓农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4年7月28日讯】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完了，公报上网，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几乎没人为会议结果开心。然而，这样的结果真的出人意料吗？本文就此提出的看法正如标题所示，二十届三中全会必然会发生这样的结局，因为，改革强化独裁，独裁逼死经济，这就是中国的宿命。7月11日我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文章《“三中全会”去神化》，其实就是为本文结论所作的历史铺垫。现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展示了它的结果，笔者给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个“诊断书”，正逢其时。

一、中国的经济改革：模糊试探的八十年代

改革在中国已经讲了几十年了，到底什么是共产党政权的改革？改革的本意就是改变方向，“重新建设”。英文和中文中的“改革”一词都含义模糊，只有戈尔巴乔夫当年用过的“改革”一词，其含义才比较准确，这个词是перестройка（英文发音是perestroika），其俄文译意是“重建”，pere是重新之意，stroika是建设。

共产党的改革，就是试图改变原来的制度架构，重建一套新的架构。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理解没错，但他无法真正推动“重建”。中共倒是推动了“重建”，但是，从一开始，它的改革就是一种含义模糊的试探，邓小平的“猫论（捉鼠好猫论）”和“摸石论(摸着石头过河)”，便是最好的证明。含义模糊是既为了减少旧制度维护者的抵制，也因为对目标半信半疑。因为，中共的最高层对改革的制度选择方向，始终忌惮犹豫。

对共产党政权来讲，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架构就是两大部分，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经济上的全盘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如果要重建，最终必然改变原有制度的方向；而制度的改变，其选择空间很小，经济上只能转变成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政治上的转变只能是民主化。

我在《“三中全会”去神化》一文中指出，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位于邓小平、陈云的“双寡头”之下，而陈云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顽固守护神”。所以，那时的经济改革政策必须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推进，而胡赵所“试探”者，陈云也。但凡陈云表示反对，改革就必须后退；陈云不吭气，赵紫阳就往前推一步。尤其是在城市经济改革当中，因为必然触及计划经济的核心领域和部门，关系到各级官员的权力地位，可谓步步艰难，实属“捆住手脚摸索”。

从这个意义上讲，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并非改革的黄金岁月，那时，城市经济改革难以推进，不单单是中共高层存在种种阻力，也因为当时的国营企业还能运转，没发生重大危机。笔者当时参与了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也在多次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乃至赵紫阳任总书记时他的小范围会议上，反复体会到改革的艰难，本文第二、三两小节的“诊断”，就是当年无法笔述的体会。

二、形势如何倒逼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无非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但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之难度，与非共产党国家截然不同，因为，经济和政治改革必然冲击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进而造成政权危机。所以，在共产党国家，从来就不存在为了实现选择一个好制度的理想而实施改革的可能，因为，一部分人的改革理想必然与另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激烈冲突。民主化在中国由此而成禁区，唯一能改变的只可能是经济制度。

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一直有一个说法，即“形势倒逼改革”，指的是，经济社会形势逼着政府采取转变制度方向的政策。所谓的“形势倒逼”，是现实经济当中出现了原有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的重要难题，使得主张改革的人有了理由。中国的经济改革分成前后两大步，先是农村改革，然后是国企改革，这两大步都是被形势倒逼出来的。

倒逼农村改革的压力来自粮食产量低下，无法充分满足国人的需要。特别是七十年代末期上千万知青回城之后，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应相当紧张，结果就逼出了“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农产品的需求压力。正在这时，农民自行实验的“包产到户”创造出来巨大的农业生产力，让农村改革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难以抵拒的潮流。结果，毛泽东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被“包产到户”冲垮了，土地承包改变了土地和农村的公有化管控，也动摇了农产品的计划经济管理。

在赵紫阳时代，城市经济改革只能是通过经济管理上的“双轨制”，稍稍松动全面计划经济管理的桎锢而已。所谓的“双轨制”，无非是对企业产品的部分自销、自行定价、原料的自行采购等，“开窗开门”，让自由经济的活跃来补充死气沉沉的国企经营。但是，当时的经济状况尚可，也就没有形成倒逼城市经济改革的真正压力。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前半期，国企改革终于被国企衰微逼出来了。由于许多国企濒临破产，全靠银行贷款来维持，结果造成了银行系统陷入破产危机。于是朱镕基在1997年底决定推行“企业改制”，也就是中小型国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国企的逐步上市，计划经济的最后支柱就此瓦解。但至今中共不肯承认“私有化”三十年前就已经实行过了，因为中共很清楚，虽然事实上完成了大部分国企的“私有化”，但意识形态上却必须死不承认。

三、“重建”难为，难在“卸责”“给利”

所谓的“形势倒逼改革”，其本质还是“猫论”与“摸石论”。但是，形势恶化，并不见得必定能倒逼出改革；也就是说，“重建”难为。其难何在？难在两点，其一，高层的政治责任谁来承担。共产党政权之所以会需要“重建”，当然是因为原来的方向和政策错了，必须改变，特别是在困境之中，不变就每况愈下。其二，重建能不能为官员们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财机会，从而在官场上赢得官员们的广泛支持，这是重建能否成功的关键。

因此，在中国要形成改革政策，必须先具备“卸责”和“给利”这两大要件，但这两大要件是“重建”丑陋的一面，所以从来不会写在官方文件中。说得直白一些，“卸责”不仅仅是排除高层当中阻碍“重建”的政治势力，更是改变高层权力结构之举；“给利”也是排除党内或社会障碍的手段。

任何改革的建议想得再好，如果不懂这两个要件，就没有真正的讨论空间。笔者当年在改革智库工作时对此深有体会，亦常苦于找不出创造“给利”要件的可能。至于“卸责”这方面，自然不容智库研究人员置喙，那属于“大内”秘辛；但智库研究人员若悟不到其中壸奥，便沦为书生议政了。

“给利”有两种，一种是普惠式，面向全体国人；另一种是特惠式，面向官场。农村改革全面改善了农产品供应，这就是“普惠式给利”，可以营造社会满意度。“特惠式给利”则意味着，产生能引诱官场中人参与“重建”的利益动力。国企私有化和随后的金融开放，便属于典型的“特惠式给利”，只让有权势的人及其亲属沾光。

给利的来源从来都不是动用财政资金，遍撒“雨露”，而是使用“制度红利”。“制度红利”并非源于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而是指制度“重建”新创造出来的机会和好处。所以，用“制度红利”施惠，可能不致于引起强烈的社会不满，但会引起社会妒忌。

但是，制度“重建”可能创造“制度红利”，也可能产生“制度伤害”，比如，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几千万原全民所有制职工被迫下岗，就是迫使他们失去既得利益的典型“制度伤害”。中共对付下岗职工的办法，无非是连骗带压。

俄罗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迅速推动私有化，其根本原因就是，官场人物摇身一变，抛弃了共产党，转身加入其他政党，然后利用经济自由化的机会，在国企私有和金融开放当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俄罗斯的经济自由化与中国的最大不同，不在于“重建”的“制度红利”被官员集团分享，而在于，法律是否保障这样的特权分享。

俄罗斯已然摆脱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束缚，所以，它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通过的新法律，把侵吞国有资产规定为合法行为；即便如此，还是有大批发了财的前官僚不放心，把财产转移国外。而中共则仍然受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束缚，无法承认贪污合理化、合法化，这就产生了吞下了“制度红利之特权分享”的官员们，与共产党体制之间的利害冲突。

四、独裁之下无法“卸责”

在上一节我跳过了“卸责”这个要件，因为它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凡是共产党政权发生了经济社会层面的一系列负面的严重政策后果，需要“重建”，它就一定能纠正错误、推进改革吗？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国际媒体都聚焦中共的这次会议，也有种种建言；但此会开完了，发现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如此空泛，国际媒体立刻变得低调很多。他们看不懂中共了，为什么中共不愿意采取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呢？

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中共的运作是政治高于经济，所以中国和各国的经济学家们聚焦在经济层面时，却忽略了中国改革的政治性先决条件。那就是，当中共的领导模式处于个人独裁状态时，任何改革意图必然遭到独裁者的压制和打击；如果中共的领导模式处于集体领导状态，则改革意图就更多地需要“特惠式给利”，让官场人人有机会发财。

若以上两种条件都不具备，则改革休矣。共产党国家之所以需要所谓的“重建”或者改革，自然是因为原来的制度方向和政策错了。这样，过往的掌权者就必须认错下台，这个国家才能改变方向，实行重建。然而，只要掌权的自然人是独裁的，他绝对不肯承担政策错误的重大责任，那改革就不会发生。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

那独裁者死了，是不是共产党政权就能改革了呢？也不一定，因为独裁者指定的接班人会继承死去的独裁者路线，继任者的权位既然来自独裁者，那么，继任者否定了前任，也就把自己送上了政治审判台。

什么时候中共政权会发生“重建”这样的转变政策方向的重大变化呢？中共的邓小平不就实行改革了吗？我写《“三中全会”去神化》一文，就是为了破解迄今为止仍然迷惑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神话”。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真正的议题和结果是，政治上的部分“非毛化”，当年邓小平其实只是趁机夺权而已，他夺权之时是反对改革的。

中共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苏共1956年的二十大，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独裁者死后部分地否定他的政治路线。这就是“卸责”，进而就能为改革开辟空间。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就是在华国锋时代的“集体领导”模式向邓小平、陈云的双寡头领导模式过渡的短暂时期发生的。“卸责”给死人，相对容易些，因为人死如灯灭，死人不能发怒报复；而要“卸责”给活着的独裁者，那就只能靠政变了。至于政变是否可能，莫如去研究独裁统治的高层架构和机密运作。不过，在共产党国家，掀翻活着的独裁者之类的“故事”，史无记载。

中国1997年开始国企改革时，江泽民也是处在邓小平死后短暂的集体领导状态，中共高层集体同意，逃避“重建”的“卸责”环节，用“改制”口号来掩盖制度重建的实质，其实就是国企私有化和取消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中共高层当时又打开了官员贪污的大门，允许国企干部私吞他们所管的国有企业。这两个做法既绕开了“卸责”问题，又解决了私有化的官场动力问题。这就是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真正的“成功之道”，但王沪宁主管的部门绝对禁止此“成功之道”传至民间，因此民间于此亦不甚了了。

五、改革强化独裁

习近平走上个人独裁的道路，对中共体制来说，本来就是一种制度上的必然。我今年5月30日在本网站刊登的文章《共产党政权的改革宿命》指出，中共的经济改革是个怪胎，它内含着三个悖论，即“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此不重述。把这三个悖论综合起来看，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改革会强化独裁。

江泽民时代的后半段，江及常委诸公，与官场是和平共处、共同“致富”的，因此，他的独裁多少有些隐性；而习近平上任后，却明显地摆出了独裁姿态，其中的政治原因就在于，“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所产生的内在矛盾显性化了，习近平的统治正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

习近平无法承认一个事实，抓贪官这件事，在习近平和官员们之间，其实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内斗。不停地抓贪官，只不过是延缓中共政权经济上被掏空的过程，却无法终止贪官们继续掏空中国经济的无组织集体行动，同时又逐步累积起党内对习近平的严重不满。越是这样，越促使习近平坚持个人独裁，不斗下去，习本人与中共政权就会垮；但不断地抓人、清查，其实是习近平在和整个官场作对。

习近平走的这条道路，就是今天乃至今后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越积越多的根本原因。因为，独裁者一人专断的结果是，政策制定越来越短视，而且越来越极端化。目前中国的财政危机、银行危机、养老金危机、失业高潮、中共点燃中美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恶化等等，都是习近平当局的决策和政策错误之下不可避免的后果。所谓的政策极端化就是，为了解决短期难题，就不顾后果地强行推行错误的政策，比如把财政危机转嫁给银行系统，由此必然造成中长期无法挽回的经济社会后果。

过去十五年来，中共依赖房地产来带动经济，以及四年前点燃中美冷战，是其内外政策中的两大要点。前者造成了今天的一系列财政和银行困境，后者造成了中共的国际关系彻底恶化。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过去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政策显然错了，有必要展开决策圈的讨论，哪些政策错了，错在哪里，应不应该纠正或改变，这当然就要质疑坚持现有路线的独裁者。显然，现在中国需要推翻现有的政策，再度实行改革（“重建”），因为原来的方向和政策错了，必须改变。

六、独裁逼死经济

但是，中国的现行政策能改得了吗？如果真要改革，就无法回避前面提到的“卸责”和“给利”这两大形成改革政策的要件。

首先，在习近平已经形成了个人独裁的高层领导模式之后，谁能逼习近平退步，谁能向习近平卸责？很显然，今天的中共高层，不可能再次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的上层政治氛围了（参见我的文章《“三中全会”去神化》），其他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家委员都没有能力和胆量挑战习近平。

在习近平的地位不变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追责”，又遑论“卸责”？因此，政治上，现在的中国并不存在“重建”所需要的政治环境。中共官媒此次三中全会之后强调，“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色”，这就是习近平给当下决策圈和各级官员划下的“圈子”，要求官员们不得“出圈”。政策和体制的方向不改，自然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而对既有政策的小修小补，当然解决不了经济的结构性困境。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推行以来到现在，真正需要改变的，已经不是经济制度架构本身了，而是需要改变政府介入企业经济活动和经济军事化的传统模式，这就只能靠政治改革了。事实上，其实政治改革解决不了经济困境，就像当年的苏联晚期一样，只能达到“卸责”的政治效果。今天在中国，其实并没有多少可以改变制度方向的探索能够采行了。这种状况下，所谓的“继续推进改革”就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借“改革”昔日的虚名罢了。

其次，从改革的可行性来看，也就是从“给利”的角度看，中国今后已经没有俄罗斯民主化产生的那种给官员的“制度红利”了，这也是中共始终在政治改革这个方向上“禁止通行”的原因之一。官场中人想要的，是被习近平夺走的为官特权，这样的贪腐特权便是中共官员们过往的既得利益，是其他任何空泛的口号无法替代的。因此，就算高层有人建议重大的方向性改革，也不会得到官场上普遍的支持；而这些官场人士就是政策的执行者，他们“软顶硬泡”，任何改革计划都会中途夭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能再改革现状下的政治经济体制吗？答案是不可能了。为了防堵官场和民间的普遍不满，独裁者会不断强化对官场和经济社会的专制控制，杜绝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发生的那种高层失控。因此，中国就没办法纠正高层的政策错误和结构性困境了。所以我在本文中最后给出“独裁逼死经济”这样一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