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合成图 今涛拍暗）
二十届三中全会可以称之为“习近平元年”的开始。为什么现在才是习近平元年？本来我们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朝天子都有自己一朝的施政纲领。共产党国家换领导人的时候，一中全会解决党的人员问题，中央委员会的一中全会是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二中全会是决定来年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三中全会是制定施政纲领。
借三中全会正式推出施政纲领
习近平本应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他的施政纲领，开始他的施政元年。但那个时候有两个太上皇在位，即江泽民和胡锦涛，他没有办法直接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习近平上任到今年2024年已经12年，他终于把各派系都搞定，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三中全会才真正推出了他的施政纲领。
对于三中全会推出的施政纲领，我觉得外界普遍低估了习近平，没有注意到他这些年其实一直都在谈他要执政的纲领是什么。我觉得这12年间他从来没有放松在讲这个话，也一直在按照他的说法清洗干部队伍，重整共产党的江山。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外界认为中国现在经济问题那么多，习近平上任以来带来那么多的问题、困境，应该正在为这些问题头疼、疲于应付，这种情况下再拿出一个恢宏的大方案好像不切实际。我比较同意何平先生的说法——习近平在下一盘大棋。这些眼前的问题看似很多，但习近平可能并不认为是问题，反而是他的机遇。
第二个原因是习近平这个人没文化，很多事情在我们的常识和良知看来，是瞎折腾、是昏招、烂招迭出。但在习近平看来，这些招数都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他认为自己制造的麻烦和困难只是暂时的，甚至是他计划范围内的。他并不是不清楚这些问题的存在，但他希望无视这些困难，去实现他的战略意图。
李克强跟他吵，李强也在那软磨硬泡，连哄带蒙地跟习近平沟通，希望能够以这种“忠诚”让习近平转弯。但习近平现在不转弯，说明他其实是清楚这些麻烦的存在。
习近平要做的三件事
我觉得这次三中全会提出了习近平要做的三件事，按他自己的话概括就是，“要把中国打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解决发展的道路和方案的问题”。
第一,习近平要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做一个大调整，或者一次大的更新和升级。这些年世界的科技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新技术，人类为了解决自身的困境、环境问题等也开发了一批新技术。这些技术到了落地转化为产品的时候，但是西方国家这几年都受到经济危机所困，无暇去广泛应用这些技术。我觉得习近平是看到了这个机会，让中国能够集中国家资源，也就是像邓小平说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利用社会主义体制来集中资源办大事，实现“弯道超车”。可以通过让这些技术在中国落地，打造出一批领先世界的产品，以此带动整个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充分利用习近平自己讲的这些“新质生产力”，所以他提出的创新其实都是围绕这件事展开。
西方国家是民选政府，虽然技术是在西方发明的，但政府没有钱，不能直接搞这种大批量技术转化落地。西方企业也受困于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西方社会现在都在保民生。比如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和疫情时，美国就是给老百姓发钱，给企业松绑，来保障民生。李克强在疫情期间和习近平反复争论的，也是要保就业、保民生、保经济基本盘。而习近平则是想实现产业结构的大跃进。
对习近平来说，第二件事就是要建立一个强行提取经济资源的国家动员体制。这种动员体制，相当于要把中国打造成一个全国的托拉斯。他现在使用的名义就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
所以，习近平提出要重立法、要重建集体经济时，有很多媒体记者采访我，问他是不是要恢复到人民公社。我说绝对不是，因为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政经合一，人民公社也是地方政权的组织。但习近平要把经济从地方政权中剥离出来，就像削藩那样，把财政资源从地方手里夺过来，把中国打造成一个全国市场为名的统一市场，通过共产党来提取经济资源。
外界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很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要把生产要素等全部纳入市场化，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将要素纳入市场是类似的，包括土地等也肯定要进入市场。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真的要搞市场经济，而是习近平要绕过地方政府通过国家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将整个中国的资源纳入到他主张发展的产业变革方向上。这就是他要做的第二件事。在经济体制上，他要以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包括以要素进入市场为名，打造一个全国的托拉斯，直接提取经济资源，确保他的产业政策。
资本是有长期市场的，但人们对习近平不看好，所以他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把信心变成耐心资本”。然而，这个耐心资本是不可能按照金融规律产生的。市场经济管理下，耐心资本的生成并不符合常规金融规律。所以他要用托拉斯的方式打造整个中国范围的托拉斯，同时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名义下，让外界看了很振奋，企业家也会觉得有希望。
第三，就是在政治上开始搞大清洗。邓小平在搞改革开放时曾有句名言：“不换思想就换人。”如果干部不能把毛泽东思想换到邓小平思想上，就把他们换掉。我认为习近平也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清洗。他会以反腐败为名，实际上准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洗，把那些不能追随他、仍停留在邓小平思想阶段的人员全部清除掉。
确保的标准就是第一，是否支持他的产业政策，可以称之为习近平时代的经济大跃进。第二是，不管外界是否支持，都要对中国的经济组织进行结构重整，建立全面的国家托拉斯。
政治制度是中国经济死局的罪魁祸首
在发展政策和战略上，我们长期争论的有两个方面。
第一，产业结构的升级究竟是国家引导好、国家直接扶持和干预好，还是由市场自动酝酿和催生好？习近平表示他要进行国家干预。
第二，一个好的经济体制是让民间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只是平稳市场，不让其波动太大，同时把市场发展中的一部分收益用于惠及民生，还是由国家直接统筹经济发展？虽然我说习近平并不是想搞计划经济，但实际上他要搞的是准计划经济，即国家有发展战略，并用各种方式强迫私营和国营企业纳入到这个战略轨道上。实际上，他这套方案的来源与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大争论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当时经历了很多讨论。在习近平的一盘大棋里，如果经济行为不符合他设定的轨道，就会被强行消失。这不是让市场自生自灭，而是依赖国家的强产业政策，让企业在这种政策的约束下进行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习近平上台后，面临的任务是解决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拆除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治理腐败等问题；另一个是突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打破发展瓶颈。这是三中全会的背景。
习近平希望通过产业政策来打造一批领先世界的产品，推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占据领导地位。计划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动员体制，通过国家的政策手段强行动员资源，将资源集中于关键领域，确保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通过政治清洗和整顿提供政治保障，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和政策执行力。
习近平选择做这三件事，本质是因为中国在共产党独裁的政治制度下，无法依靠宪政体制摆脱经济危机，在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引导、走投无路之下，只能打造类计划经济的统一指挥、统一部署的国家托拉斯。
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比如拉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包括产业困境和利益集团的阻碍。西方主要民主国家也曾经历过这些问题，但他们通过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通过讨论、政府改选、法院判决、媒体报导和专业研究，逐步走出了困境。作为一个民主派，我一直主张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须进行宪政民主改革，这样才能真正化解利益集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