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2日，广东省清远市被洪水淹没的建筑物和街道。（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7月11日讯】自从6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多省都面临着洪水灾害的袭击。尤其近几天，湖南省华容县、平江县均遭遇罕见的决堤、溃坝险情，但互联网上却看不到以往那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场景。更有文章指出，中国“社会捐赠骤减,救援队捉襟见肘”。那么这背后到底原因何在呢？
中国官媒央视新闻9日报道称：“财政部会同水利部今天下达中央财政水利救灾资金8.48亿元，支持湖南、江西、湖北、广东、福建、浙江、广西、安徽、贵州、重庆、黑龙江、云南等12省自治区、直辖市做好度汛救灾相关工作。”
南方多省洪灾 中央财政频频拨款 地方吁社会捐助
今年进入主汛期以来，中国南方多省面临强降雨袭击，防汛形势严峻。中央频频拨款，却是杯水车薪。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6月17日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6月24日，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最高级别暴雨红色预警，也是自2010年启用预警发布机制以来的第三个暴雨红色预警。这一轮雨灾中，受影响的包括中国南方10多个省份，几乎半个中国都有洪水险情。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6月份两次向灾区预拨救灾资金3.64亿元和4.96亿元。
据官媒新华社报道，7月5日下午，湖南岳阳市华容县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决口，造成近48平方公里的垸区被淹，7680名民众紧急转移。6日，湖南平江县九峰水库大坝也发生渗漏险情，当地已组织转移群众1000余人。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5日紧急预拨5.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各地救灾工作。7月6日，华容县融媒体中心发布《关于接受社会捐赠告知书》，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企业和组织积极捐赠，协助共克难关。
而此前7月2日，平江县刚刚遭遇70年来最大洪水，据官方统计，至少36万多人受灾。该县也向外界发布了《关于接受社会捐赠的公告》，希望各界踊跃捐款捐物，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华容县灾民：东西只要到政府手上 老百姓就得不到
不过，湖南岳阳市华容县团洲乡的灾民陈先生（化名）对于外界捐赠却有不同看法。他告诉本台：“如果你们真正要捐的话，你等水退了，一对一地捐给老百姓还是可以的。只要到政府手上的东西，老百姓就得不到了。”
陈先生的家人都来自被洪水淹没的垸区，目前只能投亲靠友。他说：“政府基本什么都没管，就是把我们驱赶出来了。昨天他们说有物资拿，我就跑过去，就给我发了一瓶矿泉水。我叔叔、我婶婶、我们那一块的还有几十个人，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在我们这里，还有来帮我们抗洪抢险的那些人，（政府）有时候给他送瓶水啊、或者给他送点什么吃的东西去。”因安全原因，陈先生采用化名受访。
对于当地是否有救助资源不足的问题，华容县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台：“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你查一下官媒什么的，好吧？官方都有说明的。”
媒体：社会捐赠骤减 救援队捉襟见肘
中国今年南方水灾严重，但和往年不同的是，除了官方拨款，社会捐款似乎相对较少。《中国慈善家杂志》7月1日发表一篇《社会捐赠骤减,救援队捉襟见肘,如何应对救灾消耗战》的文章，其中指出，这波救灾举措中，虽然腾讯、阿里、字节跳动三大公司积极响应，但总体而言，企业捐款额明显下降。
文章援引《公益时报》不完全统计，2023年京津冀水灾中，有72家企业参与捐赠，善款总额超过10亿元。本次水灾的捐款企业则多是闽、粤本地企业及本地商会、机关单位。广东梅州市工商联公布接收的捐款额为约2300万元，福建龙岩市文明委则只公布了爱心企业名单，未公布具体数额。
文章说，社媒平台上，不少人提到对灾情的关注度与其严重程度不匹配，社会捐款也相对较少。灾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多数公益机构持观望态度。到目前为止，做出响应的基金会数量也仍显不足。
文章还以全国曙光救援同盟为例，指出其救援工作的资金缺口越来越明显，甚至救援人员的路费都成了难题。曙光救援队指挥长王刚说：“现在只能让弟兄们先垫付，然后找我，我尽量地去找资源。”
经济状况差 企业没钱捐
网易公共号“深度财线”7月7日发文指出，不要说当年1998长江大洪水、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社会各界和政府、企业数十亿、数百亿的捐款，就是相比近几年的郑州洪灾、京津冀水灾时国内大型国企、民企群起巨额捐款,这样的情况在今年也没有出现。前几年,大量外企在疫情爆发后针对中国进行数以亿计的捐款,但今年南方大洪水后,也没怎么看到外企慷概援手。昔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盛景已成为回忆。
近两年刚刚“润”美的前广西民营企业家孟军告诉本台:“这（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经济情况不好了，企业大量的倒闭，下岗失业。这些民营企业在疫情之后都经历了什么，大家都看得到的。”
旅美前上海民营企业家胡力任也告诉本台，以往经济状况好的时候，一些公司能够赚到钱，但他们捐出一些钱做慈善也并非都是出于本意：“据我知道，（这）也是当地政府为了完成某一个目标。这些企业拿钱出来，他们可以有一些交换条件，比方说，我可以减免税收，或者是可以抵税，有这样一些政策。”他说，现在企业状况都不好，政府想让企业掏钱也掏不出了。
疫情后，中国经济停滞，外资大举撤离，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外商投资出现了自1998年以来的首次赤字。同时，中国的富豪掀起逃亡潮。据权威机构统计，2022和2023年两年，从中国移出的百万富豪就超过24,000人，带走的财富约1600亿美元。这自然也会影响到相关的慈善捐款。
民众为何不捐？收入少、怨气高、信息封锁
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对于慈善捐助也兴趣缺缺。日前，一位家在广东南部、遭遇水患的旅美中国留学生李雍（化名）以书面方式向本台表示，由于中国当局对舆论的监控，导致大部分洪灾事件在第一时间都被封锁消息，民众能得到的真相和新闻信息十分有限。他说：“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感受是大家已经普遍对灾害新闻‘免疫’了，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当然，这是政府管制舆论的不良后果。”
来自上海的退休人士郭先生（化名）告诉本台，民众不捐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因为改革的红利没有真正落实在老百姓手里，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自从疫情以后没有好过，收入不是相应增加而是减少，因为物价在上涨。”
他说，老百姓在收入减少的同时，对于当局都充满怨气，一旦有大的灾难发生，百姓既不愿也无能力捐助。此外，他认为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影响也很大：“因为他们不是把这些捐款公开、透明地真正落实到灾情上面去，而是被这些利益集团、当官的、控制基金的人自己分了。”出于安全考虑，李雍和陈先生均采用化名受访。
“枪打出头鸟” 明星和企业都不敢捐
除了企业捐款额有明显下降，演艺界明星在本次救灾行动中也相对沉寂。上文提到的《中国慈善家杂志》在文章中称，许多演艺界明星以往都带头参与救灾行动，主动发声呼吁社会关注，发挥了很好的“引领作用”。但今年，在明星公益领域经验丰富、旗下挂靠有芭莎、华谊兄弟等公益慈善基金的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在本次水灾响应项目中，还没有明星主动找来发声或合作。
旅美前上海民营企业家胡力任说：“你只要有一个明星捐款，你只要做这件事情，你可能就会变为众矢之的。（记者：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查你，你钱哪里来的？现在整个社会都是仇富心理啊。”
据中国《公益时报》网消息，7月5日，华容县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决口险情后，新茶饮品牌霸王茶姬和鸣鸣很忙集团分别捐赠500万元，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联合天猫超市和菜鸟向决堤灾区提供救援物资。
不过，这些善举没有受到广泛肯定,反而惹来一些非议。有网友给霸王茶姬留言称：“这茶的利润太高了”,“以后坚决不喝这个茶了”，也有人发帖称：“没吃过赵一鸣，以后也绝不再吃”。
对此，旅美前广西民营企业家孟军认为，“枪打出头鸟”，以前他的企业也曾因为捐款救灾而被当局查税：“你捐得多了之后，就知道你有钱。地方税务就开始过来。所以那时候，我都怕了。”
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何去何从？
中国兴起慈善捐款应是近三十年来的事情，由于改革开放导致贫富差距拉开，社会互助机制才重新从政策层面被提起。据本台此前报道，中国最早的慈善组织被称为“GONGO”，即“政府主管的非政府组织”，与国有垄断企业的性质十分相似，主要负责完成政府转移的行政任务。到1988年，国务院通过《基金会管理办法》，现代公益的种子才在中国开始萌芽。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首次提出鼓励非公募基金会发展，中国民间基金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社会捐款出现了突破性增长。这一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民间公益元年”。当时，全国共接收社会捐款约750亿元人民币，17%的中国人参与募捐和志愿者活动，个人捐款首次超过企业捐赠。大灾中迸发出了巨大的民间力量，而中国红十字会等官办慈善组织的效率低下，则在大灾面前一览无余。
地震发生后，由影星李连杰发起成立的“壹基金”及时进入汶川灾区救助灾民，并为赈灾共募款5000多万元人民币，引发民间对于红十字会等中国政府主导的基金会的高度质疑。旅美前广西民营企业家孟军告诉本台：“老百姓对国家相关的慈善机构的质疑相当大了。你们在做什么？有难的时候，怎么都是民间的来做？这些大的慈善机构在做什么？”
不过，在政府主导型的体制之下,“壹基金”募集到的善款，自身只运作了极小一部分，其余绝大部分交由红十字会支配。最终，红十字会又委托给政府部门进行实施。
2008年以后，中国社会捐款总额基本稳定在五六百亿元左右。而2021年和2022年，全国社会组织捐赠收入则分别达1192.5亿元和1085.3亿元。但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给官方主导的慈善机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并触及到社会治理体系的根本问题。中国红十字会的捐赠收入从2010年的30亿元骤降到2011年的5.6亿元。
“以红十字会的名义来炫富，那红十字会是什么机构？是一个敛财的机构了。”旅美前广西民营企业家孟军说，他也曾和慈善机构的一些领导们吃过饭。“你看他们开的车、穿的东西、戴的东西，你就知道，这些钱去了哪里了。”他表示，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那些“国”字头的慈善基金，宁愿自己做，也不会把钱捐给这些机构。
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更收紧对于非政府组织的控制。民政部连番出招，打击所谓的“非法社会组织”。2017年1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生效，境外NGO主管部门由民政部门变成了公安部门。
近年来，互联网提高了公益效率，“轻松筹”、“水滴筹”这类通过网络平台发起的个人求助性募捐越来越多。但技术本身无法化解社会诚信危机问题。总体上中国的慈善业还缺乏专业、高效、透明，导致中国人即使有钱也不乐捐。
旅美前上海民营企业家胡力任说：“大家都明白了，其实在中国，这些所谓的慈善就像是一门生意一样的。官员在里面涉及到一些贪腐，可能比一般的工程类项目的贪腐更厉害。”
他认为，除了腐败，社会道德的崩坏也令很多人对于他人的苦难变得无动于衷，这也是捐款下滑的重要原因：“他们觉得，你的苦难就是你的苦难，跟我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拿钱出来？”
